在果月政变和康波福米奥和约之后，督政府在国内广泛采用了专制的办法。它取得了某些成效，同时也为以后的执政府作了行政上的准备。但是，政治上的稳定被证明是不可能的，现政权的社会基础同热月党的社会基础同样狭窄。只要大陆和平继续维持，现政权便能存在下去。但这必须以损害共和三年宪法的自由实施为代价。第二次反法联盟的组成和重新开战引起了最终的危机。雾月18日既恢复了国家的权威，又维护了显贵资产阶级的社会优势。但是政变既诉诸于军队的力量，资产阶级的显贵们也由此失去了政权。
Ⅰ.镇压与改革（1797—1798年）
政府的组成在果月政变后有了变动，但是在人员和机构方面仍然很不稳定。政府成员部分地更新了。督政府内卡诺和巴泰勒米分别由弗朗索瓦·德·纳夏托（他仅是一名优秀的管理人员）和杜埃人梅兰（有一定的政治影响）替代。在前部长中只有拉梅尔留任，其余的部长除了接替司法部长梅兰的比利时人朗布雷奇外都很平庸。实际上，执行机构的行动总要受共和三年宪法中有关自由主义的规定所钳制。它对议会两院和国库没有任何法定的干预权。于是产生了加强执行机构权力的想法。但是修改宪法的程序极其复杂，根据宪法第338条，这需要9年的时间才能完成。整个问题摆在那里，一切都可能被每年一度的选举结果否定掉。
1.特别政策
果月政变后建立起来的特别政权虽然被称作“督政府的恐怖”，但它不过是共和二年政权苍白无力的返照。对于热月派资产阶级来说，不可能实行救国委员会曾实施过的经济独裁，并且督政府始终不具备革命政府所特有的“强制力”。确实，由于实现了大陆和平，并且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已蜕化为小股的匪帮，当时的危险并不严重。一些军事委员会粉碎了果月18日以后在圣灵桥、卡庞特拉和蒙托邦等地发生的骚乱。共和六年雪月30日（1798年1月19日）的法律规定，凡两人以上合伙谋杀者将判处死刑。镇压的治安性质比恐怖成分更明显。搜查住宅、行政拘留、干涉通信秘密、限制报刊的自由（并未恢复检查制度，而是取缔了大量报纸，如在共和四年霜月16日和27日，即1797年12月6日和17日）、监视剧院、清洗行政人员，所有这些措施主要是针对流亡者和教士这两类人。它们并不是根据新的立法，而是严格执行现存的法律。
对付流亡者，只需使用根据果月19日法律重新生效的一系列立法。共和六年，各军事委员会下令枪决了160名归来的流亡者，其中有些人，如絮尔维尔确实曾在阿尔代什重新拿起过武器。有的人可能走得更远。西埃耶斯在这方面象征着既要摧毁贵族，又要摧毁民主的革命资产阶级。他提出要消灭一切贵族。他的主张未被接受，但是根据他的提议却通过了共和六年霜月9日（1797年11月29日）法律，把贵族置于和外国人等同的地位：
“前贵族和被授予爵位的人，只有在具备根据宪法第10条关于外国人（加入法国国籍）的条件和期限后，才能在各地初级议会、市镇议会和选举议会里行使法兰西公民权，才能被任命担任公职。”
这项法律的实施细则从未规定，其原因是很明显的。
1792年和1793年针对教士的法律继续有效。但是，对于归国的被流放教士不再流放到圭亚那，即“不流血的断头机”，取而代之的是默许的死刑。一些被列入流亡者名单的教士因此被枪决。此外，督政府可以通过个人签署的法令，把即使遵纪守法但拒绝根据果月19日（1797年9月5日）规定宣誓憎恨王政的一切教士流放。大约有1 700—1 800名教士受到这些措施的制裁。263名教士被流放到圭亚那，1 000名教士被拘禁在雷岛或奥莱隆岛。
果月18日政变后，督政府的宗教政策是激烈地反教会的。果月19日法律的第25条要求严格执行共和四年葡月7日（1795年9月29日）法律关于宗教崇拜活动及其治安问题的规定：任何公开仪式，任何崇拜的外部标志都被禁止。共和六年热月17日（1798年8月4日）法律规定必须遵守10天一旬制；果月23日（1798年9月9日）的法律又规定必须使用共和历。它是“人类思想的伟大和美妙的创造”，现在称作“共和国年鉴”，无论平民和官员都必须遵守。共和六年雨月17日（1798年2月5日）的法律规定，私立学校，主要是教会学校必须接受市政当局的视察，“以便了解那里是否遵守10天一旬制，是否庆祝共和国的节日，是否对公民的名称引以为荣”。人权和宪法的权利应该是“学校启蒙教育的基础”。由国民公会规定的旬末节和全国性节日必须按期庆祝。有的人甚至想走得更远，使共和国成为与天主教对立的一种真正的世俗宗教。督政府的大多数拒绝重新搞“最高主宰”崇拜。但是拉勒韦利耶尔却竭力推荐由书商舍曼于1797年1月创立的“对上帝的崇拜者和人类的朋友顶礼膜拜”的“有神博爱教”。这种新教宣扬，“地球上一切民族的信条和道义”，它企图“通过宗教把人们同自己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职责联系起来”。虽然它在资产阶级共和派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它从未能触及到普通老百姓。拉勒韦利耶尔被督政府的大多数成员谴责为鼓动宗教狂热。
督政府终于激怒了广大的信徒。但是它遏制了教会反对派和那些拒绝宣誓憎恨王政的教士们的反对。特别措施使它能在一段时间里削弱反革命势力。雅各宾派想利用当时的形势，督政府则准备用特别措施对付他们。
2.共和六年花月22日（1798年5月11日）和对雅各宾派的镇压
准备共和六年选举很快成为果月18日后督政府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被开除的议员加上两院1/3任期已满的成员，共有473名议员要被替换，其中包括一半前国民公会议员。这一变动的意义极为重要。现政权通过共和六年雨月12日（1798年1月31日）的法律做好了防备，法律授权现任的两院审查新当选议员的权限（应当理解为清洗）。然而很快就显示出来，威胁政权的危险主要不是来自被果月镇压吓坏的、并已经瓦解的保王派，而是来自左面的反对派。
果月18日以后，“新雅各宾派”的宣传主要通过各“立宪派联谊会”迅速开展起来。大量被任命替代被清洗分子的特派员和各行政长官都支持这些联谊会。督政府感到了危险，于是就利用社会上对当时被称为恐怖主义者的新雅各宾派的恐惧，提前下手把任何民主的企图置于死地。风月9日（1798年2月27日），在平等宫“立宪派联谊会”（又称萨尔姆俱乐部），邦雅曼·贡斯当提出了4点政纲：“为恐怖主义恢复荣誉；警惕专制危险；给王政主义应有的鄙视；准备选举以巩固共和国。”这里的共和国是指共和三年建立在财产权之上的共和国。“立法者的一切手段都在于维持、巩固和确保”财产权。
督政府在选举前给全体法国人（雨月28日，即1798年2月16日）、各地初级议会（风月9日，即2月27日）和各地选民（芽月4日，即3月24日）的致词里都阐明了同样的论点。它揭露了两重危险，即“来自两方面的反对派”，并提出了：“既不要恐怖，也不要反动！既不要王政，也不要专政！”的口号。督政府不顾关于共和派的分裂将产生有害后果的警告，以反对雅各宾主义和过激为借口，准备清除反对派，加强自身的权威。
共和六年的选举是在政府加强了行政压力并经过精心准备的前提下进行的。在选举过程中，在各选举议会里发生了由梅兰挑动的多起分裂，这使得督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宣布选举结果有效与否。在巴黎，当左派占多数的选举议会在奥拉托利大厅集会时，另一个在政府授意下由609名选举人中的212名“分裂分子”组成的大会却在法兰西研究院召开。新当选的议员没有任何可以恐吓资产阶级的手段，而督政府却认为自己掌握了一个顺从的多数派。两院里拥护督政府的议员支持由分裂派选出的议员，并要求宣布他们的当选有效。花月8日（1798年4月27日），雷尼耶在元老院宣称：“为了保证法国不再看到革命恐怖重新出现在法兰西大地上，你们必须宣告，戴红帽的保王派的危险性毫不次于戴白帽徽的保王派。他们将不得进入此地，除非从你们身体上踩过。”花月18日（5月7日），谢尼耶同时谴责“保王乱党”和“无政府乱党”。五百人院的多数派和督政府串通一气，不顾儒尔当将军的抗议，通过了开除新当选议员的名单。元老院也屈从了。
政府揭露了一起“分为两股的阴谋”后，共和六年花月22日（1798年5月11日）的法令宣布并没有发生过分裂的8个省的选举结果无效；对19个省由分裂派议会选出的议员给予承认；取消了60名法官或行政官员的当选议员资格。总共有106名议员被宣告当选无效。相反，政府提出的191名候选人被选入两院。其中85名是督政府任命的特派员和官员，另106名是法官和行政官员。他们在理论上是经选举当上议员的，但实际上其中很多人是由政府安插的。督政们就这样掌握了两院大多数，但由于采取了这些虚伪的暴力措施，政府的威信则更为下降。政府的威望并不因为它在花月27日（1798年5月16日）改组时任命特雷拉尔接替弗朗索瓦·德·纳夏托而有所回升。新任督政官是律师、前立宪派和弑君派国民公会议员。他是个第二流的人物，并且是一个拙劣的政治家。然而执行机构在一段时期里还是得到了加强，这使它能把果月政变后开始的改革继续进行下去。
3.第二督政府进行的改革
从共和六年花月到共和七年芽月的选举，从1798年春到第二年春天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督政府重新获得了某种平衡和力量。经过清洗的两院不再是反对派了。在这种政治气氛里，法国的经济和财政改组开始了。有两名部长为此作出了很大努力。他们是财政部长拉梅尔和内政部长弗朗索瓦·德·纳夏托。这项主要在行政方面进行的持久性改革事业为波拿巴后来的改革作了准备。共和六年和七年的法律为执政制奠定了基础。
财政的复兴和税务的改革在果月政变后立即开始。
“2/3破产法”（又称“拉梅尔清算法”）通过共和六年葡月9日（1797年9月30日）的财政法解决了登入“公债大册”里的债务问题，通过霜月24日（1797年12月14日）的法令解决了国家拖欠的债务问题。有1/3的债务因被登入“公债大册”而得到保证，过期未付的款项不用硬币支付，而是用“1/3保证票”的票据来代替。持票人能以此缴纳税收或作为购置国有财产支付手段的货币部分。“1/3保证票”免征一切税收。其他2/3被调整的债务用国库发的票据支付，持票人可用来作为购置国有财产支付手段的其余部分。这样，国家预算减轻了1.6亿多，以此作为偿还2/3债务的利息的费用。实行破产使形势好转。后来的执政府得益匪浅，它还通过一次补充破产清算了过去遗留的问题。1801年3月，“2/3调整票”被兑换为债券，其利息为5%，按本金的0.25%计算，这意味着它比共和六年的面值损失了95%。
税收的改革旨在增加收入并使之经常化，从而使预算得到平衡。
直接税的管理机构进行了改组，1789年以来的有关原则被废除了。制宪议会曾规定只有民选的机构才能制订直接纳税人名册并征收税金。共和六年雾月22日（1797年11月12日）的法令决定在每省建立一个隶属于财政部长的“直接税办事处”，由督政府特派员以及负责决定课税基数和收税的官员组成。这一项法律为波拿巴共和八年的改组提供了模式。
税务制度彻底改革了。共和七年霜月4日（1798年11月24日）的法令设立了一项新的直接税——门窗税，这是根据住宅规模大小估算的、对收入的一种总税收。1798年秋起，现有的各类税收都进行了调整，如营业税（10月份）、土地税（11月份）、动产税（12月份）。间接税也稍有恢复。五百人院通过的盐税遭到元老院否决，对进口烟草的税金略微有所提高。此外还规定对公路征收所谓“买路钱”以及对公共车辆座位征收相当票价10%的税金。印花税额有所增加，并且还扩大到报纸和广告。共和七年葡月27日（1798年10月18日）的法令恢复了巴黎的入市税，以保证公共救济资金的来源。共和七年霜月22日（1798年12月12日）的法令改革了税收登记办法。以上的改革都很有成效，这些税务法令的基本部分直至今日仍然有效。
但是财政赤字尚未消灭。共和六年赤字达到2.5亿。拉梅尔估计共和七年赤字为6 600万。于是只得采用传统的办法：出售国有财产、借贷、剥削被占领国家（远征埃及的部分经费由伯尔尼金库支出）。督政府现在完全受气焰嚣张的金融家、供应商和实业家的摆布。贪污腐化日益成风，在陆军部长谢雷的周围尤为严重。这种恶习根深蒂固，甚至连波拿巴的专制制度也未能加以制止。
经济上的困难部分地抵消了政府卓有成效的努力。通货紧缩引起了信贷利率的上升和物价的下跌，而这些又妨碍了经济的复苏。市场上流通的硬币很少，人们的积蓄使它更为减少。在共和九年执政府时期，市面上只有10亿左右的硬币流通，而1789年时的流通量为25亿。
信贷利率很高，通常每月至少为10%，短期的为7%。虽然1796年佩勒戈和雷卡米埃建立了“来往账户银行”，1797年建立了“商业贴现银行”以及在鲁昂等地也开办了几家银行，银行机构仍不能满足需要。这些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对股东的贴现。
通货紧缩引起的物价下跌，由于1796年到1798年连续丰收而更为严重了：农产品的价格一般要比丰收的1790年低1/4到1/3。供应的矛盾不尖锐了，面包降到2个苏1斤，这有助于社会的安定。但是，通常拥护政府的选民——大地主、大农场主等农业生产商的不满情绪却增长了。政权的威信再次受到了损害。
同样，农业危机也影响到工业。工业从战争的影响中艰难地恢复过来，但很难适应扩大了的边界。在1788年雇佣360名工人，而在共和六年只雇佣60名工人的里尔毛纺织厂主，抱怨受到来自兰堡、韦尔维耶、埃克斯-拉-夏佩尔等地的粗呢的竞争，这些都是被占领或新兼并的国家和地区。农产品价格的低廉削弱了农村广大群众的购买力，因此也限制了市场的繁荣。信贷的缺乏则挫伤了人们的事业心。公路状况不良和完全无保障也阻碍国内贸易的发展。
对外贸易陷于瘫痪状态。1797年，远洋贸易船队的载货量只有1789年的1/10，与海外诸岛之间的贸易处于停顿状态。随着对埃及的远征，和地中海东岸国家的贸易也中断了。虽然兼并了不少地区，但共和八年的出口量降到几乎只有1789年水平的一半。这时英国商品充斥德意志市场，但法国工业家，尤其是棉纺织业家却竭力反对建立一个包括卫星国在内的统一市场。他们是贸易保护主义的忠实信徒，并且很想对那些姐妹共和国实行专有殖民体制。共和七年花月9日（1799年4月28日）的关税法重新使用了1791年的条款，并且更为严厉：对制造品都课以进口税；对奢侈商品或法国生产的商品出口则课以原料税。这种关税制度将成为执政府时期海关政策的基础。
督政府的经济事业（其主要倡导者为弗朗索瓦·德·纳夏托）在这种条件下只能在很狭窄的范围内展开。内政部长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但是他主要是提出建议，而不是强迫命令。纳夏托主张建立新型农业，淘汰无用的牧场，改组和重新划分市镇。但他只限于下达通报，鼓励生产。为促进工业生产，他于1798年秋在马尔斯校场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博览会，并取得很大成功。他对人口开展系统普查，进行农业统计调查，增办中心学校，改善公共救济，还在每个市镇设立“慈善办公室”。但是这一切收效甚微。工业生产低于1789年的水平。主要表现在棉纺织业的技术发展缓慢。毛纺织业和冶金业处于停滞状态。资本主义的财富积聚主要表现在商业里。布瓦耶-丰富雷德、理查与勒努瓦尔、泰尔诺，以及更老的沙普塔尔、奥贝尔康夫等实业巨头，都是老式的资本家。他们通常把活计分到各户加工，而不是集中在工厂生产。除了制造业，他们还经营商业和银行业务。法国仍然像个农村，主要的生产是农业。尽管已经宣布了圈地和种植的自由，老式的农村却仍然维持着，马铃薯、饲料根块等新作物发展得很慢。
督政府时期经济上的软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它在政治上的困难。共和二年那样的统制经济和对利润的限制已不复存在。因此，只得靠被征服国家来维持政权和军队。而当共和七年的失败把军队重新带回法国国土时，督政府只得进一步加重纳税人的负担，因此更失去民心。政治问题再次提到了首要的地位。
Ⅱ.第二督政府与欧洲（1797—1798年）
康波福米奥和约签订后，只有英国仍坚持反对法国。为推动反英斗争，看来有必要维护来之不易的大陆和平。然而，督政府推行了一套大陆扩张政策，迅速破坏了外部稳定的一切可能。更有甚者，它还被拖入了对埃及的远征，从而把冲突扩大到地中海。这种冒险政策终于使国内改革的努力付诸东流。
1.反英斗争
共和六年雾月5日（1797年10月26日），督政府决定建立一支由波拿巴指挥的英国方面军。督政府在霜月1日（1797年11月21日）的宣言中，表示了法国的不满，谴责圣詹姆斯内阁是“欧洲最腐蚀人和最腐败的政府”。它指出了与此相关的经济利益，尤其是航海和殖民地方面的利益：“这个内阁必定渴望战争，因为战争使它致富。”它还追述了英国对法国的殖民地和盟国的巧取豪夺。瓜德罗普于1794年被维克多·于格重新征服。但是，马提尼克、圣卢西亚岛和多巴哥却丢失了。在圣多明各，即使图森·卢韦尔蒂尔赶走了英国人，督政府的权威也很微弱。西属特立尼达与荷属圭亚那都被英国人占领，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在锡兰和开普敦扎下了根。法国的殖民地贸易遭到彻底破坏，外贸航运在英国的包围下处于瘫痪状态，海军也十分虚弱。宣言还痛斥卑鄙的阿尔比荣[1]：“在它的财富里凝聚着各国人民的血和泪，它是在人民的尸骨堆上致富的。”在政治上对英国的不满同样很强烈。督政府还指出，英国用金钱资助反法联盟军以及土伦、吉布隆和旺代等地的叛乱：“让英军到伦敦去下达和平令吧！”大约5万名法军在布雷斯特集中了。
然而，法英之间的斗争主要是经济性的。一直对制造商有利的、重商主义方式的封锁变得更为严厉了。尽管1793年3月1日国民公会法令在理论上禁止英国商品的进口。但是，法国商品需要出口，法国工业原料，尤其是棉花需要进口，这使法律在执行过程中不得不灵活变通。现在，法国对封锁的设想更加具有战争性了，企图把它作为迫使英国破产，阻止英国出口的一种手段。共和五年雾月10日（1796年10月31日）通过的一项法令下令截获运载被禁英国商品，特别是纺织和五金产品的任何船只。然而，必须再次考虑制造商和中立国的利益。但是在果月18日政变后，任何随和的做法都被摈弃了。共和六年雪月29日（1798年1月18日）的法令宣布，凡是接受过英国检查或运载英国商品的中立国船只，都要截获。海上行劫大为增加。中立国的船只在法国港口几乎绝迹了，于是只得转向和美国的贸易。这样，主张对成品禁运的工业家抗议原料的匮乏，而那些富有的消费者则抱怨来自殖民地食品的消失。
面对法国的威胁，英国的对抗更强硬。对外国入侵的害怕激起了民族感情。皮特政府通过增加税收，特别是对1799年收入200镑以上者征收10%所得税，来筹集资金。军事努力继续进行，津贴制的建立，使入伍者增加，但由于不实行义务兵役制和兵员缺乏，不可能对大陆进行任何重大的征战。舰队是英国实力的基础，它保证英国的制海权和对殖民地贸易的垄断，它将挫败法方任何登陆的企图。英国舰队打败荷兰舰队后，1797年2月14日又将一支西班牙舰队在圣樊尚角击败，卡迪斯港被封锁。纳尔逊舰队进入了地中海，而法国的布律耶斯舰队竟然无法穿过地中海返回布雷斯特。
波拿巴风月（1798年2月底）的报告，放弃了入侵英国的计划。波拿巴一切都为了他的东方幻想，正在加紧准备远征埃及。而督政府却把手渐渐伸向西欧，其结果是导致第二次反法联盟组成。
2.伟大民族和姐妹共和国
康波福米奥媾和以后，督政府的对外扩张政策不久就引起了各大国，尤其是奥地利的不安。这是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和经济等诸方面因素的扩张。果月18日政变后革命热情重新高涨，给宣传注入了一种新的推动力，其目标仍然是把各国人民从贵族和暴君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伟大民族”的周围将是各姐妹共和国。它们是政治上被奴役，经济上被剥削的卫星国。反英斗争也助长了扩张政策：必须从英国手里夺取大陆市场，检查各主要港口和通道以肃清走私。1798年，自由城市牟罗兹被并入法国，日内瓦则成为莱芒省的省会。
果月18日后，1798年1月22日，法国驻海牙代表德拉克鲁瓦、巴达维亚军队总司令达昂代尔和占领军司令儒贝尔一起发动了一次同样性质的政变，巴达维亚共和国被重新改组。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建立起来，各级官员必须宣誓“憎恨原执政官、联邦主义和无政府状态”。但是花月22日后，中央集权的民主派被谴责为无政府主义者，政府进行了清洗，显贵们又占了上风。
瑞士共和国取代了由资产阶级贵族统治的、各独立州组成的旧联邦。瑞士的爱国志士，如巴塞尔人奥克斯和沃州人拉阿尔普，主张结束寡头政治，建立中央集权的共和国。经过一番阴谋策划之后，沃州被法国占领。波拿巴在其中起了作用。他已把瓦尔特利纳并入伦巴第，并希望通过瓦莱地区保障山内共和国同法国的交通往来。1798年2月13—14日夜间，布吕纳的部队向伯尔尼进军，占领了它的国库。一部督政式的宪法被在阿罗召集的议会所接受。但是还必须扑灭施维茨、于里、恩特瓦尔德等山区各州的起义。为了镇压反抗，督政府驻瑞士方面军的特派员拉皮纳于1798年6月16日运用自己的威望发动了一场政变。奥克斯和拉阿尔普被选为瑞士督政官，从而加强了民主派的力量。
1798年2月21日山内共和国被迫接受一项同盟条约和一个贸易协定，它将继续被一支2.5万人的军队占领，并供给其费用。为使上述条约得到批准，督政府干预并清洗了山内共和国的议会两院。1798年6月，督政府对驻米兰的特命全权公使特鲁韦的指示表明了它企图对各姐妹共和国维系臣属政策：山内共和国必须“只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利益效劳，并且帮助它成为整个亚平宁半岛上一切政治争执的仲裁人。山内共和国必须相当强大以助我们一臂之力，但永远不能强大到损害我们利益的程度”。必须使山内共和国的当局保持“自卑感”。督政府特别仇视领导山内共和国，主张意大利统一的雅各宾派。因为，一个共和制的、然而又是分散的意大利对它的政策更为有利。
1797年12月28日，在意大利爱国志士发动的一次暴动后，建立了罗马共和国。但是其结果却转为有利于反对派。于是他们就攻击对此负有责任的法国人，迪福将军被杀。于是，意大利方面军司令贝尔蒂耶向罗马进军（那里的革命者宣布成立了共和国）。教皇被迁往西也纳。有多努和蒙日参加的一个公民委员会强行通过了一部督政式的宪法。马赛纳取代了贝尔蒂耶，罗马共和国遭到了供应商和将军们的洗劫。
皮埃蒙特虽然在1797年有过一次革命尝试，但被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后来还发生过山内共和国爱国者挑起的**，但是它仍然维护了自己的独立。果月18日之后，撒丁国王批准了一项同盟条约。1798年6月27日，督政府特使迫使撒丁国王接受一项准许法国部队占领都灵的协议，这对当地革命者的**十分有利。
康波福米奥和约规定的、旨在决定莱茵河左岸命运的拉斯塔特会议，在1797年11月16日开幕。在前奥属比利时、列日前主教区以及被兼并的前荷兰领土上（分为9个省并实行法国革命法律），法国的统治是很牢固的。在莱茵河地区，被占领的地方建立了4个省份。奥地利首相蒂居对法国的扩张采取忍让政策，期望得到法国的回报。法国特使特雷拉尔要求得到包括科隆在内的莱茵河左岸全部领土。对此，1798年3月9日德意志帝国议会原则上表示同意。奥地利全权代表科本兹尔立即要求得到补偿，特雷拉尔拒绝了。4月在维也纳，一些捣乱分子袭击了升着三色旗的法国使馆。人们以为两国要断交了。
花月22日消除了这种印象。督政府开始追捕左派。在各姐妹共和国它同雅各宾派闹翻了。尤其在意大利，它树敌很多，并且还损害了法国的利益。但是反雅各宾的反动势力光靠自己不可能使法国同奥地利和解。督政府拒绝在它的禁猎地意大利对奥地利作出补偿，于是就把它逐步推向了英国方面。而这时对埃及的远征又使共和国树立了许多新的敌人。
3.在埃及的冒险（1798年）
远征埃及的根源在某种程度上要追溯到波拿巴的“东方幻想”，这有他在康波福米奥表示的要确保法国占领爱奥尼亚群岛的打算为证。显然，在共和六年选举前夕，督政府对于能摆脱一名令人捉摸不定的、野心勃勃的将军，并不恼火。名义上臣属苏丹的埃及对法国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地方。马赛的商人和那里一直保持着传统的贸易往来。早在1796年，法国驻开罗领事马加隆就建议占领埃及，认为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于是产生了用埃及补偿在安的列斯群岛的损失的想法。共和五年获月15日（1797年7月3日）塔莱朗在法兰西研究院的演说里，对这一想法作了进一步发挥：《论目前形势下在新殖民地可以得到的好处》。塔莱朗在这一事件里的作用同样也令人捉摸不透。他主张同英国缔约，因此不会不了解，征服埃及必然会引起英国对通往印度道路的安全产生忧虑，还会促使土耳其反对法国。难道是为他的朋友波拿巴的荣誉锦上添花？或者像他情妇格朗特夫人的信里所说，把英国方面军的威胁引向一个更远的目标，从而“有利于他的英国朋友”？共和五年热月9日（1797年8月16日），波拿巴已经在谈论占领埃及的好处了：“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一定会感到，要真正摧毁英国，我们必须夺取埃及。”共和六年风月5日（1798年2月23日），波拿巴向递交了一份计划，督政府于15日（3月5日）批准了这份计划。
远征的准备工作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在极度秘密的状况下进行。在两个月内，由55条战船组成的一支舰队以及280条运输船集中到土伦。远征军共5.4万人，其中3.8万人为作战部队。波拿巴带着一个庞大的参谋部和一个由187名学者、作家、艺术家组成的委员会。
远征埃及于共和六年花月30日（1798年5月19日）启程。6月6日舰队经过马耳他，不经战斗马岛就落入法军手中。舰队避开纳尔逊，抵达亚历山大港，并于7月2日攻占了该城。部队直奔开罗。当时的埃及名义上由贝伊政府统治，实际的主人是剥削这个国家的“马穆鲁克”[2]。7月21日在金字塔下，他们的骑兵被布成方阵的法国步兵击败。由于缺少骑兵，波拿巴未能乘胜追击。7月23日他进入了开罗。但是，1798年8月1日，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袭击了阿布基尔附近的由布吕耶斯率领的法国舰队，并把它一举歼灭。只有两条战舰得以幸免。一下子，英国成了地中海的主人，而波拿巴当了自己征战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