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的应急措施占了上风。征购的做法仍维持下来以保证供给军队粮食、饲料和马匹。对此可以用税收的收据或国有财产购买收据来支付。如同放弃了统制经济后的热月党一样，督政府也不得不求助于金融家、银行家、供应商和军火商。它落到了受他们支配的地步。在使用了各种招数，包括抵押王冠上的钻石（其中有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重137克拉的大钻石），转让巴达维亚期票（即根据海牙条约荷兰对法国的战争赔款）之后，共和五年雾月16日（1796年11月6日）的法律授权督政府可以使用国有财产作为支付手段。某一供应商就这样在诺尔省得到了600公顷土地。不久后竟然发展到向债主转让某项国家收入的地步。这种所谓的“债权转移”，实际是恢复了旧制度时实行的“预先付款”的办法。于是，有人获得了在国家森林的伐木权，有人得到某一省的税收权，向意大利方面军供应军需的弗拉沙公司则获得了拍卖在利弗纳截获的英国货品的权利。

财政措施的弊端、政府的无能、一小撮政客（以为代表，还有金融家乌弗拉以及富歇、塔莱朗等人）的唯利是图使贪污腐化恶性膨胀起来。有人因囤积食盐致富，有人则搞国有财产投机而发财。伤风败俗也蔚然成风，尤其使观察家震惊的是，这和共和二年斯巴达式的风尚简直有天渊之别。但此风只侵染到一小撮暴发的有闲阶层。他们以疯狂地寻欢作乐为常事。有人笼统地称此为“督政府时期的社会”。这个社会为第一帝国时期上流社会的风气开了先河，不过它更为**，但在排场之奢华上仍稍逊一筹。政府里共有两个人属于这个糜烂社会：一个是原子爵；另一个是原主教塔莱朗。商人、暴发的新贵、银行家、供应商、股票和债券投机商以及发革命财的人都麇集在这两人的周围。但是他们随时准备为了另一个更有利可图的政权而出卖现政权。

现政权在社会各个阶层越来越丧失威信。各级官员只能不定期地得到薪俸。各公共机构由于缺乏经费很难开动起来。为了减轻国家负担，督政府把法院、中心学校和公共救济交给各地方负担。然而，各地的财政状况也和中央政府一样糟糕。当政府有能力时，年金的1/4由硬币支付，其余的3/4则用税务收据或国有财产购买收据支付。这些票据又被投机商用极低廉的价格收买。共和五年的选举临近时，督政府财政上的无能加剧了人民大众的不满，而这对敌对的保王派却十分有利。

Ⅱ.对外征战（1796—1797年）

自从革命政府垮台以及它的国防政策彻底失败后，战争便开始具有新的性质，这些性质在第一督政府时期更加明朗了。战争不再由统制经济支持（统制经济已变为自由经营和自由赢利），军队的物质形势恶化了。久而久之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军队”的士气。更有甚者，那些不再受革命政府和恐怖时期的平均主义约束的将军们正在摆脱政权机构的监护，并且任凭自己的野心膨胀。在这方面，波拿巴的意大利政策是一个真正的转折点：由个人野心支配的冒险性活动取代了国家利益。当这种倾向被笼罩在胜利的光辉之中时便显得更加危险。

1.第一督政府时期的军队

第一督政府时期军队在继续堕落，因为在军队和其他部门一样，督政府只是继续执行热月党的政策。纸币的破产、政府财政上的无能以及供应商的舞弊，不免也影响到吃得很坏、穿得很差、待遇很可怜的士兵的条件。穷困对部队的数量也产生了影响。不服从征召和开小差的恶习侵蚀着共和国的军队。五百人院责成一委员会起草一项抑制这种恶习的法案。共和四年雾月19日（1795年11月10日），议员迪皮伊揭露了造成这种恶习的深刻原因：

“敌人利用反动势力同情者的热狂，使你们把一切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这一恶习的强制手段都视为恐怖主义行为。仅恐怖主义这个词就为反法的欧洲带来了极大的好处，胜过任何武器。我巡视了共和国的几个省，看到一帮帮的逃兵在路上逛**，像我一样逍遥自在，没有任何人依据反逃兵法去逮捕他们。怎么回事呢？听说他们的家长一般都是市长或市政官员……况且，这些官员如果执法严明，还有成为那种可恶的、曾使法兰西尸横遍野的反动势力牺牲品的危险。”

这就充分揭示了这种恶习的根源。由于对共和二年的一切回忆都怀有强烈的仇恨，并且企图拉拢反动派以钳制人民的斗争，督政府和热月党国民公会一样，在制止这种恶习方面是软弱无能的。

同时，军队的士气也在发生变化。显然，在军队里共和二年的影响是深刻的，对前贵族和教士的敌视以及对王政的仇恨很强烈。但是革命的火焰没有维持，革命的热情也在逐渐淡漠。对共和二年人们提出的暴力思想很敏感的部队，跟不上督政府折中政策的千变万化，也不能热情地赞同显贵们的中庸思想。军队同现政权越来越疏远，它对老百姓也更加蔑视。于是出现了一个在第一帝国初期广泛使用的字眼“佩坎”（指平民百姓）。由于军事机构本身的特点，民主感情仍然得以保持。即使像民主选举产生军官以及在军事法庭上设立陪审团等民主程序被取消了，在军人晋升时，知识占的分量始终很小，聪明才智和勇敢可以弥补知识的不足。一名普通战士只要勇敢，就有希望很快晋升到最高层。当然这不免会鼓励野心和冒险精神。

一直支持着军队的民族感情此时确实产生了一种新的变化。自从实行“全民总动员”以来，部队的人员再也未更换。对外征战使军队远离法国，渐渐地士兵们同国内的老百姓越来越脱离。由于部队驻扎在国外，它们必然变成为职业军队，变得只听从指挥他们的将军。对国家的忠诚慢慢地让位于对一名长官、对冒险精神、不久又变为对掠夺精神的忠诚。共和二年时，人们曾作一切努力来维护和加强军队和人民的联系。然而此时，人们却竭力要士兵们忘记自己也是公民。圣茹斯特在他1793年2月12日的演说里强调：“只有当共和思想深入人心时”，才能取得胜利。而在意大利战役前夕，波拿巴在1796年3月26日的宣言里却声称：

“士兵们，你们一无所有，吃得很差。我要把你们带到世界上最富庶的平原去。富饶的省份，豪华的城市将要掌握在你们手中，你们将在那里找到名誉、光荣和财富……”

爱国主义被抽空了共和主义与人道的内涵，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公民责任感和革命热情很快被对外国的蔑视，对军事荣誉的追求以及民族虚荣心所替代。玛丽-约瑟夫·谢尼埃很快便极力颂扬“习惯于征服的伟大的民族”。这是从第一督政府末期起开始流行的、引起人们骄傲的一句话。第一帝国认可了它。

由救国委员会在共和二年建造起来的战争工具，在投入1796年的战役前夕，同反法联盟各国旧制度的军队相比仍然是优越百倍的。为了加强在将领和供应商面前的权威，督政府效仿特派员制度，设立了派往各部队的“军事委员”，但是这也无济于事。因为无论军事委员或是督政府，它们在将军们的面前没有“强制力”。现在，将军们的作用是压倒一切的，波拿巴的军事天才使他进入了最高层。在制订战略原则，组成和使用战术单位等方面，波拿巴的天才不久就得到充分的发挥，然而他在总的方面仍然是忠于革命传统的。他革新了战争艺术，而他使用的是革命创建起来的民族军队。

2.波拿巴在意大利（1796—1797年）

自从1795年签订各项条约以来，反法联盟的规模缩小了，其主要成员只有英国和奥地利。显然，军事和财政形势都不佳的奥地利，假如能肯定得到象巴塞尔条约规定的向普鲁士所作的补偿，它本来也会放弃莱茵河左岸的。至于英国，因为受到带有严重社会和政治后果的经济与财政危机的威胁，尽管它一直讨厌看到法国在荷兰站住脚跟，但它这时也没有能力在大陆再进行一场军事行动。

督政府的对外政策早已由被看作不可更改的“法定边界”的概念所规定：共和三年宪法的第332条绝对禁止“割让共和国领土”。兼并比利时是得到曾通过宪法的公民投票确认的。对阿维尼翁和萨瓦的兼并更是如此。只剩下莱茵河左岸的问题了。跟在右派后面走的卡诺主张实行从前的、然而是经过改善的边界；而领导外交的勒贝尔却主张“自然疆界”，也就是同意兼并。他企图在自然疆界外获得一些抵押品，以便在谈判时处于有利的地位。他的主张得到了督政府的赞同。为了把这些条件强加给奥地利和英国，就不能被动地听任征战自然地发展。

卡诺制订的1796年战争计划规定德意志南部的军事行动具有决定性作用。桑布尔-默兹方面军、莱茵-莫塞尔方面军分别在儒尔当和莫罗指挥下将向维也纳挺进；而不太重要的阿尔卑斯方面军和意大利方面军分别在凯莱曼和谢雷指挥下将夺取皮埃蒙特和伦巴第，并把它们作为谈判的筹码。集中在布雷斯特的爱尔兰方面军在奥什的指挥下将对英国起威慑作用。在最后的关头，共和四年风月12日（1796年3月2日），督政府任命波拿巴取代谢雷。它的军事和政治计划因此被打乱了。

拿破仑.波拿巴1769年8月15日出生在阿雅克修的一个亲法的小贵族家庭。1779年他成为王家奥顿中学的奖学金生，后来进入巴黎军事学校附属的王家布里埃纳中学直至1784年。1784—1785年他成为军事学校的贵族士官生。1785年9月，16岁的波拿巴在参加会考时，在58名应考生中取得第42名。从此，他被任命为炮兵助理中尉。从瓦朗斯到奥索纳，然后又回到瓦朗斯，在这些迁移中他过的是军营里小军官的那种清苦的、无前途的生活。他是1789年的爱国者，然而是一名科西嘉的爱国者。1789—1793年保利在科西嘉岛多次逗留期间，波拿巴在他的领导下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政治生活。但由于得不到保利的信任，当保利和国民公会闹翻、求助英国人时，波拿巴于1793年6月离开了科西嘉。1793年7月他被任命为意大利方面军的上尉，并被派往阿维尼翁组织火药运输队。这时他真诚地拥护山岳派和雅各宾派。他以对话的形式写了一本题为《博凯尔的晚餐》的书，并且得到国库的资助，于1793年8月在阿维尼翁印刷出版。此书的内容是1名军人（他本人）和尼姆的1名市民、蒙彼利埃的1名制造商以及马赛的1名商人之间的谈话。其大意是人们说服倾向吉伦特派的马赛人，要他相信“山岳派的事业是全民族的事业”，国民公会是“团结的中心”，必须拯救“处在最残酷的反法联盟包围之中的新生共和国，因为它们要把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他离开了故乡科西嘉并放弃了该岛独立的幻想。波拿巴从此投身到革命的民族中来。他的同乡、特派员萨利赛蒂于1793年9月17日把包围土伦的炮兵部队交给他指挥。他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是决定性的。12月19日土伦被攻占，22日波拿巴晋升为准将。意大利方面军的特派员奥古斯坦·罗伯斯庇尔保荐他。在共和二年芽月16日（1794年4月5日）写给他哥哥马克西米利安的信中，他夸奖了“公民波拿巴出类拔萃的优点。”

热月政变对一切都提出了异议。事件于热月18日（1794年8月5日）传到尼斯：第二天，波拿巴被特派员撤去了指挥职务，并且作为罗伯斯庇尔分子被关押在昂蒂布的方堡里。果月3日（1794年8月20日）他被释放，并恢复了军职。但是他的军事生涯遭到了奥布里的阻挠。这是一名隐藏的吉伦特分子，而且是国民公会军事问题的报告人。他激烈批评波拿巴“过早地晋升和具有无节制的野心”。然而，1795年3月波拿巴仍被任命为西部军炮兵司令，但被他拒绝了。6月，当他被任命为西部军的步兵将军时，他再次拒绝。

从那时起，公民波拿巴变成了寻找自己道路的冒险家。热月的失宠仿佛打断了他的政治生涯。不久，除了自己的野心，他不再有任何准则。有几个月他的处境很凄惨。葡月使他重新投入洪流。葡月13日（1795年10月5日）这一天他所起的作用使他获得了“葡月将军”的美称。从此，他依靠得到不断晋升的前途有了保障。10月16日他还是一名少将，26日就被任命为国内方面军的总司令。从这一时期起，开始了波拿巴和约瑟芬·塔谢·德·拉帕日里的爱情。约瑟芬比他年长6岁，是1794年被处以绞刑的博阿尔内子爵的遗孀。据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到，这是个已经有点厌倦的女人，但仍很迷人，并且很有经验。波拿巴给“温柔的、无与伦比的约瑟芬”的第一封信写于1795年10月28日。这种炽烈的情火在他写于意大利战争期间的全部信件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信件对嘉奖、功名嗤之以鼻。乔治·勒费弗尔写道：“很难相信波拿巴不知道约瑟芬和的关系，没意识到她对后者的影响可以对自己有用。”

1796年3月2日，波拿巴被任命为意大利方面军总司令，取代了谢雷。9日，他和约瑟芬·德·博阿尔内没有举行宗教仪式结成了夫妇。两天后他离开巴黎前往设在热那亚海岸的萨沃纳司令部。

意大利战争决定了反对奥地利斗争的命运。战争计划早在共和二年就由救国委员会制定出来：在征服皮埃蒙特之后，先夺取伦巴第，然后通过阿尔卑斯山直接向维也纳进军。波拿巴带着3.8万名战士，4.8万金法郎和10万法郎汇票（没有被全部接受）投入了战争。战争进行的速度极其迅猛。

在皮埃蒙特，波拿巴只用了十几天，经过蒙特诺特战役（1796年4月12日）、米尔西莫和蒙多维战役（4月21日），成功地把博利厄指挥下的3.5万名奥地利军和科利部下的1.2万名皮埃蒙特军隔离开，并迫使科利退守都灵。4月28日，撒丁国王签订了谢拉斯科停战协定。根据1796年5月15日签订的巴黎条约，撒丁国王把萨瓦以及尼斯、唐德和伯依3块伯爵领地割让给法国。

在伦巴第，波拿巴把博利厄赶到了波河以北，赶过了泰森河。然后，他挥师南下，从普莱藏斯渡过波河，在阿达的洛迪桥（5月10日）一举击溃敌军，1796年5月15日进入了米兰。后来司汤达在他的《帕尔马修道院》里写道：“全世界发现，经过那么多世纪之后，恺撒和亚历山大终于有了一个继承人。”越过曼乔河之后，5月30日波拿巴包围了芒图。帕尔马和莫代纳公爵签订了停战协定，波洛涅城向法国人敞开。6月23日，罗马教廷也接受了一项协议。被征服的国家被迫缴纳沉重的战争赔款，这激起了一部分居民反对占领者。只有主张成立统一的意大利共和国的当地雅各宾派站在法国人一边。而督政府只是想夺取一些筹码以便加强自己在谈判中的实力地位。在此期间它尽量盘剥被占领国家：波拿巴可能从意大利掠夺到5 000多万，其中的1 000万交给了督政府。然而奥地利人始终控制着通向阿尔卑斯山的交通要道芒图。奥地利军队曾4次从阿尔卑斯山下来企图为芒图解围。但是乌尔姆塞尔率领的部队于8月5日在卡斯蒂格利奥纳被击败，1796年9月8日再败于巴萨诺。阿尔温克齐的部队经过11月14—17日在阿科尔周围浴血奋战后也被击退，1797年1月14日在里沃利再次被打败。2月2日芒图投降，通往维也纳的道路打通了。

德意志战争并没有取得督政府所期待的决定性成功。担负主要任务的儒尔当和莫罗的部队计划通过多瑙河谷到达维也纳。1796年5月31日儒尔当越过莱茵河，但被查理大公[6]击退了。可是，由于同莫罗对峙的乌尔姆塞尔在波拿巴得胜后被派往意大利，法军对查理大公重新发起了进攻。6月24日莫罗渡过莱茵河到达慕尼黑。与此同时，儒尔当先后夺取了科隆和法兰克福，并于8月一直挺进到与波希米亚的交界处。但是法国军队没有会师。查理大公趁机对它们分别出击，首先逼使在马因河谷两次被打败的儒尔当于1796年9月底撤回莱茵河左岸。莫罗被发现后也不得不撤退。由于大公竭力切断他的退路，莫罗率部进入黑森林地区的隘路。1796年10月26日他在于南格渡过了莱茵河。冬天，凯尔和于南格两座桥头堡丢失了。

在奥什率领下对爱尔兰的远征也遭到失败。法国舰队于1796年12月起航，被暴风雨打得七零八落。1797年1月，督政府下令没收在法国领土上的一切英国商品。英国的经济形势恶化，逼使它进行谈判。1796年10—12月英法曾在里尔进行过谈判，当时英国方面以马尔迈斯比里为代表，比利时问题导致了这次谈判的破裂。

因此，在1797年战役的前夕，意大利方面军成为督政府主要的希望所在。波拿巴恢复了被占领国的和平。他完全不顾督政府的指示，于1796年10月15日在莫代纳和从教皇那里夺得的几块领土上建立了“波南共和国”。1797年2月19日，他同教皇庇护六世签订了托朗蒂诺条约。督政府要求他摧毁教皇的世俗政权，而波拿巴却满足于得到几百万赔款和迫使教皇割让阿维尼翁、弗内森伯爵领地以及其他几块领地。他的政策越来越以他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

1797年3月20日，法军重新发起了对奥地利军的进攻。此时奥军由查理大公率领并在人员上大为加强。波拿巴强行通过了塔格利亚曼托隘口，然后越过塔尔维山口，先头部队在马赛纳率领下到达塞姆芒。

同时，在德意志南部，桑布尔-默兹方面军在奥什率领下于1797年4月16日越过莱茵河，18日在科隆附近的纽维德获胜。莫罗也开始行动。但是在1797年4月18日这同一天，波拿巴在斯蒂里亚的莱奥本和奥地利同时签订了停战协议与和平条约的预备性条文。这位意大利的征服者十分珍视他的胜利成果，害怕被人抢先当上和平使者。莱奥本和约的预备性条文确认了波拿巴意大利政策的胜利，但是没有实现莱茵河的自然边界。然而国内政治的发展迫使督政府只得认可既成的事实。

Ⅲ.果月与康波福米奥（1797年）

在共和五年芽月的选举中保王派取得了胜利。国内形势以及舆论的厌倦使督政府不得不听命于将军们。督政府由它的本质所决定，绝对不可能号召人民起来保卫共和国。而它对外政策的方向必然取决于国内危机如何解决。反法联盟对此完全了解，因此它设法拖延莱奥本停战后在于迪纳开始的谈判，以及后来由英国特使马尔迈斯比里在里尔恢复的谈判。假如保王的右派获胜，英奥就希望得到更优惠的条件。因此，督政府和波拿巴的团结加强了。波拿巴知道，保王的两院绝不会同意他的意大利政策。获月5日（1797年6月23日），因为威尼斯事件，波拿巴在两院遭到严厉的抨击。至于督政府，它又怎能拒绝救星的要求呢？通过互相影响和让步，果月的政变和康波福米奥条约紧紧相连。这一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则是波拿巴。

1.共和五年的选举和反动派

尽管波拿巴在意大利取得了辉煌战绩，而且督政府也曾想利用这些战绩。但是，共和五年芽月议会两院的选举（更换1/3议员，其中有1/2是前国民公会议员）仍然受到保王派的影响。选举活动是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的。除了十几个省外，各地的督政派都遭到了惨败，只有11名国民公会议员重新当选，而且其中有好几名保王分子。新当选的1/3议员大大加强了王党右派的势力。

正当督政府发生分歧时，反动阵营却立刻组织起来。得到拉勒韦利耶尔支持的勒贝尔意识到眼前的危急，主张必要时宣布选举无效，把形势重新掌握在手。卡诺屈从于选举的结果，拒绝了这一主张。则像往常一样持保留态度。牧月1日（1797年5月20日）两院集会，指定巴尔贝-马尔波瓦为元老院议长，汝拉地区当选的皮什格吕为五百人院议长。勒图尔纳经抽签被确定为任期已满的督政官，于是两院就在这一天决定由巴塞尔条约的谈判使者、声名狼藉的君权主义者巴泰勒米接替他。然而右派有点犹豫。他们在“克利希俱乐部”集会，但未能确定政策。主张立即复辟的“白色雅各宾派”只是少数，占多数的君主立宪派反对使用暴力。号称“肚皮派”的小集团也倾向保王党，主张进行一些细微的改革并且等待时机。“白色雅各宾派”希望皮什格吕能发动一场政变，但皮什格吕表现得优柔寡断。

反动派采取的措施有利于流亡者的家属和教士。由于取消了共和四年雾月3日的规定，流亡者的家属重新可以担任公职。果月7日（1797年8月24日）的法律取消了1792年和1793年的镇压措施。然而，教会的成员仍须发表忠于法律的声明，反流亡者法律的主要部分继续有效，被赦免的恐怖主义分子被允许重新担任公职。在外地各省，反动势力通常很嚣张。博爱学社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得到发展。流亡者纷纷归来，被放逐的教士到处自由来往，而获得国有财产的人却遭到了攻击。在普罗旺斯再次发生暴力事件，督政府只得派兵前往镇压。共和派力图团结在各立宪派俱乐部里，以对抗反动势力的嚣张。但是，督政府害怕这样会加强雅各宾势力的影响，因此听任两院于热月5日（1797年7月23日）把它们取消。督政府的这种消极状态助长了右派的反动气焰，他们试图剥夺督政府全部的财政权，使它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牧月30日（1797年6月18日）五百人院决定把全部财政权交给长期以来以反革命著称的国库，不过元老院拒绝了这一议案。

督政府同两院的冲突进入了决定性阶段，这时不再继续观望，转而支持勒贝尔和拉勒韦利耶尔反对卡诺和巴泰勒米。他的抉择在卡诺为取悦右派而更换部长的时候公诸于世了。热月26日（1797年7月14日），被保王派憎恨的梅兰和拉梅尔保留了原职，由斯塔尔夫人介绍给的塔莱朗被任命为对外关系部长，奥什被任命为陆军部长。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选择，因为奥什指挥的桑布尔-默兹方面军十几天来一直在向巴黎进军。

2.共和五年果月18日政变（1797年9月4日）

共和五年芽月选举引起的督政府和两院之间的冲突公开化，在没有任何宪法程序的情况下，只有两种解决办法：或是像共和二年那样号召人民；或是像葡月13日那样诉诸于军队。显贵政权的本质决定了它必然排除第一种可能性，拉勒韦利耶尔事先就对此表示坚决反对。结果只能是求助军队。已经预感到这一点的波拿巴和奥什同意了。获月，波拿巴提供了皮什格吕背叛的证据，这是在保王派特务当特雷格的文件里发现的一份材料。获月13日（1797年7月1日）奥什命令部队向巴黎进军。于是督政府只得听命于将军们，尤其听命于波拿巴。他支持政府反对两院只是为了迫使其接受莱奥本和约的预备性条文和他的意大利政策。

获月28日（1797年7月16日）当两院得知政府改组以及军队进入法律规定的禁区后，终于意识到眼前的危险。他们准备对3名督政官——、拉勒韦利耶尔和勒贝尔提出控告。获悉皮什格吕已经背叛的卡诺拒绝赞同复旧。热月25日（1797年8月12日），议会两院为了武装富人居住区的资产阶级，下令组建国民自卫军精锐连队。这时督政府也加紧防范准备。波拿巴派奥日罗担任指挥，一些小股部队利用各种借口进入了巴黎。果月10日（1797年8月27日）拉勒韦利耶尔向“山内共和国”[7]的特使声明：“督政府决不同共和国的敌人妥协”。右派决心使用武力，但“三督政”走在了他们的前面。

共和五年果月18日晨（1797年9月4日），巴黎被军队占领了。皮什格吕和12名议员被捕并监禁在唐普尔，巴泰勒米也遭到同样下场。卡诺逃脱了。政变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一项法令规定，凡企图复辟王政或1793年制宪议会者立即枪决。果月19日（9月5日）夜里，两院集会投票通过了“三督政”提出的特别措施。49个省的选举结果被宣布无效；177名议员被取消资格并不予替补；包括卡诺、巴泰勒米和皮什格吕在内的65人被判处流放圭亚那（人称“不流血的断头机”）。杜邦·德·内穆尔等议员辞职。两院里的多数颠倒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