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国家局限在纳税人共和国的狭窄范围内，将贵族和民众各阶层都排斥在外，再加上它的自由实践毫无成效，这些都注定它是不可能稳定的。热月党的“显贵”们既害怕保王主义，又惧怕民主，因此他们拼命地反对强大的国家权力。共和三年立宪巧妙的平衡，除了造成政府的无能或诉诸武力，没有带来其他任何后果。政府的双重排斥政策在国内遭到双重的反对，这使督政府的稳定政策已经受到损害。稳定政策本要求迅速恢复和平，但是战争在继续，征战仍在加紧进行。于是，罗伯斯庇尔1792年1月2日在反战演说中提出的关于将军们“成为民族的希望和偶像”的预言开始应验了：“假如这些将军中的一名注定要取得成功……他怎么可能不对他的党派产生巨大影响呢？”
Ⅰ.国内稳定政策的失败（1795—1797年）
继热月党之后，督政们企图借以稳定政权的社会基础是极其狭窄的。
在有产阶级方面，贵族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都被排斥在外。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的法律规定，禁止流亡者的家属担任任何公职。此项法律于共和五年被保王派多数取消后，果月18日再次恢复。不久后，西埃耶斯提议流放那些曾在旧制度下担任过公职或享受过特权的贵族，并且把其他贵族降到和外国人等同的社会地位。共和六年霜月9日（1797年11月29日）的法律坚持了第二条措施。这项法律之所以从未被实行，其原因是很明显的。排斥的政策不仅限于贵族。社会地位处于中等的督政府资产阶级也同样不信任社会地位比他们高，更加接近贵族阶级的、旧制度时期的资产阶级。立宪君主主义者和绝对君权主义者一样被拒之门外。督政们认为共和国是资产阶级的，并且是保守的。但是他们拒绝一部分资产阶级的支持，害怕被他们引向复辟之路。
平民各阶层对共和二年的记忆犹新，以及社会上的恐惧心理，在整个督政时期始终是导致反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并最终使雾月18日政变合法化。平民各阶层中的最有觉悟的人士并没有顺从地接受被摈弃于国家以及他们曾为之斗争的共和国之外。“平等派密谋”就证实了这一点。但是，正当革命运动在新的道路上艰难地摸索前进时，资产阶级的恐惧成为政府手里用来反对“排斥派”、 “恐怖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强盗”和“吸血鬼”的有力杠杆。“显贵”们和上层阶级最害怕的是回到共和二年。因为在那个时代，富人被怀疑，穷人制定法令，传统的社会价值都被推翻，政治上的民主导致了社会平均化。“土地法”和财产均分的幽灵仍然异常强大。共和四年霜月10日（1795年12月1日），鲜为人知的多希在五百人院声称反对建立累进税收制，他说：
“国家只有尽可能地使公民发家致富，产业才能兴旺起来……累进税收制是反对富裕公民的一项例外的法律……它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把产业划分为极小的份额。这种制度在国有财产的让与中已经实行得太多了……一句话，累进税收制是土地法的真正起因，因而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必须加以扼杀……立法机构要强烈声明反对任何摧毁社会和谐以及明显地侵犯产权的原则。只有对产业怀有宗教般的尊敬，才可能使全体法国人同自由、共和国紧密相连。”
然而，这等于把曾创建这个共和国，但又没有财产的人们摈弃于共和国之外。
督政府建立在产业、纳税资产阶级及共和派“显贵”们的狭窄基础上的这种稳定，终将被证明是不可能实现的。
1.督政们、雅各宾派和保王派
新政权的最初阶段是建立共和三年宪法所规定的各项机构。事实上，从热月党国民公会到督政府，在位的都是同一些人。
根据“2/3名额”法，督政府时期的议会两院里共有511名原国民公会议员。共和四年雾月6日（10月28日）指定了379名国民公会议员为新议员。此后，经各省选举议会挑选又补充了15名，再加上19名科西嘉和海外殖民地延长任期的代表，共计413名国民公会议员。他们不是温和派便是反动派。朗热内得到39个省的提名，布瓦西·当格拉得到36个省提名。这些重新当选的国民公会议员组成了“法国选举议会”，他们不仅补足甚至还超过了2/3。新的1/3议员加强了右派的势力，如君主立宪派巴尔贝·马尔波瓦、杜邦·德·内穆尔、波塔利斯，或是坚定的反革命分子布瓦西·当格拉、亨利·拉利维埃尔和伊斯纳尔。督政府的大多数成员由以前的吉伦特派（如拉勒韦利耶尔、卢韦）、平原派（如勒图尔纳、西埃耶斯）或前山岳派（如、塔利安）组成。他们之中有158名弑君者，但其中有的已发生了变化。据比较有把握的估计，议会两院里有158名保王分子（其中大部分是自由派），305名共和派（大多数是热月党人）以及226名共和三年宪法的拥护者。督政的遴选是由最后这一部分人的意志决定的。
督政府成员根据五百人院提出的一份名单挑选：元老们决定留任、拉勒韦利耶尔、勒图尔纳和阿尔萨斯人勒贝尔。后者曾代表山岳派先后参加过制宪议会和国民公会，他的威望很高，始终是自然疆界[1]的维护者。对勒图尔纳有着巨大影响的前工程兵军官卡诺，保持着前救国委员会委员的声望。但他坚定地转向保守派，因而他很快失去了昔日的声望。处在这两个正直、勤奋和忠于资产阶级共和制的派别之间的是。他是热月9日和葡月13日的打手，前子爵和军官，一个凶狠的前恐怖主义者。他对大革命无疑是有感情的，但又随时准备待价而沽。
督政府设立在恐怖时期的监狱——卢森堡宫里，并建立了1个秘书处，后来成为波拿巴的国务秘书处。被任命的6名部长是：内政部长贝内泽克，财政部长，弑君者拉梅尔-诺加雷（一直担任到共和七年），司法部长、关于嫌疑犯的法令起草人梅兰（杜埃人），对外关系部长德拉克鲁瓦（也是弑君者），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由两名第二流的军官担任。以后又成立了第7个部，即警察总部，由科雄任部长。
“为了宣告自己的成立”，督政府于共和四年雾月14日（1795年11月5日）发表了一项声明，这是真正的政府纲领。在政治方面，督政府准备“向保王主义积极开战，振奋爱国主义，严厉镇压一切乱党，熄灭任何党派意识，消灭一切复仇愿望，建立和谐、融洽的气氛，恢复和平”。在经济方面，要“重开生产门路，振兴工商业，消灭投机，复兴艺术与科学，重建富裕，恢复公共信贷”。
总之，“在革命不可避免地引起的混乱基础上恢复社会秩序”。这是一项稳定、平衡，折中然而又是反右的纲领。纲领虽然对雅各宾派没有任何影射，但是却号召人民反对“耍弄阴谋的保王派和不断鼓吹幻想的狂热分子提出的任何卑鄙建议”。
这时葡月刚过，督政府一上台便号召全体共和分子团结起来。
在政治领域里，共和三年的宪法建立了巧妙的平衡。但还必须使各权力机构之间不发生任何严重的争端。各督政官和选举并支持他们的多数派协调一致地开始了他们的政务。各级地方政权和法院也建立起来。当各选举议会没有完成选举便闭会时，督政府就任命议员，并选择替补者。这样，从一开始督政府的权力就在不断扩张。但是，它的政令没有被严格地服从，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它从未如数付给薪俸。议会两院的多数派和督政府很快就面临着和热月派国民公会同样的反对派。
葡月在巴黎被击败的保王派，继续在西部、朗格多克和普罗旺斯制造混乱。英国提供了武器和伪造的指券。1796年1月，斯托夫莱重开战火。奥什虽然没有严格执行反对反抗派教士的法律，却积极调动部队，加强岗哨，最后解除了农民的武装。斯托夫莱被捕后，于1796年2月25日在昂热被枪决。3月29日夏雷特也在南特被枪决。在罗亚尔河以北，卡杜达尔在莫尔比昂，弗罗泰在诺曼底的丛林地区，塞波在曼恩纷纷投降。6月份，西部军被解散，保王派终于彻底垮台了。然而各地零星的抢劫仍时有发生。保王派在今后应采取的策略上发生了分歧。由于流亡派失去了勇气，诉诸武力派在诉诸宪法派面前让步了。后者的目标旨在下次选举中夺取多数以合法地推翻共和政府。在这之前不敢采用武力行动，并已辞去司令官职务的皮什格吕也赞成这个策略。
雅各宾派一度曾利用了政府的善意。督政府把雅各宾派安排在一部分行政机构里，允许他们的刊物出版，甚至还资助杜瓦尔的《自由人报》。各种俱乐部纷纷重建起来。“先贤祠俱乐部”于共和四年雾月25日（1795年11月16日）开幕，很快就发展了1 000多名成员，其中有前国民公会议员，如德鲁埃。格拉古·巴贝夫于雾月15日（1795年11月6日）重新出版了他的《人民的保民官报》，他写道：
“一般说来什么是革命？尤其什么是法国革命？它是贵族与平民，富人与穷人之间公开爆发的战争。”
巴贝夫揭露了共和三年宪法的反民主性质：
“除了1795年以外的其他所有权利宣言，都是以一条象征永恒正义的重要格言——‘社会的目标是共同的幸福’作为开始的。在这之前，人们曾大踏步迅速地向这一目标前进。以后他们就倒退了，违反了社会和革命的目标，只是为实现‘少数人的幸福’和‘大多数人的不幸’。我们敢于这样说：尽管有各种障碍和反对，直到热月9日以前革命一直在前进，以后就倒退了。”
在一些前国民公会议员，如阿马尔，罗贝尔·兰代等人的支持下，左派的进攻加强了。
督政府终于担心了。霜月14日（1795年12月5日）签署了对巴贝夫的逮捕令，从此他只能进行秘密的地下活动。在雨月1日（1796年1月21日）举行的纪念处决路易十六的仪式上，勒贝尔的演说标志着刹车。虽然他愤怒地谴责保王派，但是他也抨击了那个“无政府主义和恐怖主义渗透到议会内部规定法律的时代……希望善良的公民放心。”
事实上，政权的稳定取决于如何解决热月党执政时代遗留下来的根本问题，主要是经济和财政问题。当时，货币崩溃，经济凋敝。金融危机加剧了货币危机，税收再也不能入库，国库一贫如洗。勒贝尔请求“那些漠然置之的人关心共和国，并且和广大的共和派站在一起。在共和国面前任何派别都应消除。”但是，这种努力是徒劳的。
货币的灾难加剧了人民的贫困：它使一度曾出现过的政治团结成为泡影。由于害怕左翼反对派利用这一机会掀起民众运动，督政府来了个向右转。
2.革命纸币的破产（1796年）
督政府建立时，通货膨胀达到了顶点，100锂指券只值15苏。由于国库空虚，印指券的机器不断增大印量，从而使其价值很快就低于纸张本身的价值。在4个月里，纸币量翻了一番。共和四年雨月30日（1796年2月19日）总量达到了390亿。霜月19日（1795年12月10日）规定的累进比例强迫借款，是一种对资本真正的课税，可以用金属货币、谷物或者相当于面值1%的指券来偿付。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因为市价甚至还要低3—4倍。借款只收到270亿纸币和120亿硬币。它引起了资产阶级极大的不满，他们是占纳税人中1/4的纳税最多的人。雨月30日（1796年2月19日），政府不得不停止发行并废除了指券。
一种新的纸币——“土地票”代替了指券。重新使用金属币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流通的金属币只有3亿左右，而在旧制度末期却有25亿。建立一座国立发行银行的主张被摈弃后，共和四年风月28日（1796年3月18日）的法律建立了土地票，其中24亿立即发行。以尚未出售的国有财产作为抵押的土地票（它的发行原则同指券完全相同）被用来以30∶1的比例代替指券，而与此同时指券却以l%的价值被用来支付强迫借款。土地票的市价是硬性规定的，它们被用来以平价购买国有财产。土地票在6个月内就完成了指券在5年里经过的历程。
货币引起的灾难确实已迫在眉睫。土地票曾被宣告与黄金等价，但同时又相当于指券的30倍。而指券这时已贬值为原值的0.25%。法律本身也规定100法郎土地票只相当于金属币7.5法郎。首批土地票刚开始发行就贬值到其原值的65%—70%。芽月15日（1796年4月4日）它贬值了80%，花月1日（1796年4月20日）又贬值了90%。从此，食品有3种价格，但这并不能减少交换和供给的困难。芽月27日（4月16日），巴黎中央物价局规定每1斤面包售价为35锂指券或1锂3苏4德尼耶[2]土地票，而用硬币只需3苏。国有财产被大量侵吞后减少了抵押，促使了土地票的破产。共和四年花月6日（1796年4月25日）的法律决定继续出售国有财产，并规定平价出售的方式，可以用相当于原面值的土地票支付。其结果是购买者蜂拥而来，简直是一场抢劫。这对那些土地票持有者，尤其是国家承包商极为有利。以2万锂购得一座城堡的人，仅卖掉其中的栅栏门和栏杆就能获得8 000锂。牧月，每1斤面包涨到了150法郎[3]指券。甚至连乞丐也拒绝接受人们施舍的纸币。
革命纸币的消亡起因于这一痛苦的经验。其过程和指券完全相同，只是它缩短为两个月。获月29日（1796年7月17日）取消了规定的市价。热月13日（1796年7月31日）规定，支付购得的国有财产要用相当于市价的土地票。然而这作为制止滥售国有财产的措施已经为时太晚。同样的规定渐渐扩展到了薪水、年金、纳税和房租的支付。到了共和四年年底（1796年9月中），关于纸币的幻想破产了。然而它在几个月之后才完全停止流通。金属币重新出现了。但是，国家只能收到纸币，因此并没有得益。共和五年雨月16日（1797年2月4日）的法律决定停止使用土地票，把它贬为原值的1%。这项法律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它只不过正式认可了已经既成事实的破产。革命纸币的历史就这样结束了。督政府之所以能重新使用金属币，是因为利用了共和四年的胜利带来的好处。共和五年芽月5日（1797年3月25日），督政府收到了桑布尔-默兹方面军上缴的1 000万硬币，意大利方面军的5 100万硬币。战争供养了政府。
对于公务员、靠年金生活者以及民众各阶层来说，这种局面引起的社会后果像通常一样是灾难性的。共和四年获月22日（1796年7月10日），伊塞尔省的行政长官认为，由于薪金欠缺，当一名办公室主任还不如苦役犯。他写道：
“政府为任何一名苦役犯、在押犯或被判刑的犯人的支出都超出我们各办公室主任薪金的4倍。他们每日的薪金降到只有6锂2苏8德尼耶。用以维持生存的开支早就迫使他们卖掉了生活最必需的家具和用品；他们不得不去领取只发给贫民的面包。”
共和四年的冬天对于那些被飞涨的物价压垮的、依靠工资为生的人是十分可怕的。1795年的收成不佳，农民只愿接受硬币，征用再也实行不了，因此市场变得空空****。督政府只得从国外进口，并严格实行消费配给制度。
在巴黎，每日1斤的面包配给量下降到了75克，其余部分由大米替代。但是因为缺乏木材，家庭主妇无法煮熟这些大米。整整一冬天，各地警察的报告都以令人厌倦的单调语气叙述人民大众的苦难和不满，这同投机商的骄奢**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雨月28日（1796年2月17日）警察总局的报告指出：“巴黎看来很平静，但是人们的思想很动**。人们一向认为，物价上涨是那些被称作投机商的、寡廉鲜耻的人从事非法交易的必然结果。这种长久以来毁坏了公共和私有财产的残酷灾难对穷苦老百姓打击最大。他们的怨恨、不满和激烈的演说到处都能听到。”
人民大众不满的情绪很自然地转向督政府，并且有利于雅各宾反对派。这时他们在先贤祠俱乐部里正在讨论恢复最高限价的问题。在风月的最初几天里，警察的报告都强调指出民众各阶层动**的加剧，并且要求规定价格。据风月5日（1796年2月24日）的报告：“工人们准备自己增加工资，但是他们说这将取决于未来的定价；……‘定价’这个词被人民大众理解为降价。”
由于害怕人民大众因不满而聚集在雅各宾反对派的周围，督政府于风月日（2月26日）下令关闭了先贤祠俱乐部，同时它还追捕左派记者，把那些著名的雅各宾人士从政府各部门赶走。
巴贝夫组织的“平等派密谋”标志着左翼反对派采取了一种新的斗争形式。
3.巴贝夫和“平等派密谋”（1795—1796年）
巴贝夫是法国大革命中第一个解决了肯定人的生存权利和维护私有财产及自由经济之间的矛盾的人。在他以前，一切忠于人民事业的政治家都曾遇到过，但又无法解决这一矛盾。如同无套裤汉和雅各宾派，巴贝夫宣告社会的目标是共同的幸福，革命应该保证人人享受平等。但是，由于私有制必然导致不平等，土地法，即地产的平分“只能维持一天”（“从它实行的第2天起，不平等又重现了”）。因此，要实现事实上的平等，唯一的办法是：“建立公共管理局；取消个人财产；人尽其才，各施所能；将劳动成果存放公仓；建立一个简单的给养分配管理局，由它对所有人的物品作翔实登记，并对物资进行最公平的分配。”
共和四年霜月9日（1795年11月30日）由《人民的保民官报》发表的《平民宣言》里提出的这一纲领，与雅各宾和无套裤汉所主张的、在个人劳动基础上组织小生产的思想相比，无疑是一种革新，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突进。“财产和劳动的共有制”是大革命中诞生的第一种新社会的革命思想。通过巴贝夫主义，那时还只是空想的共产主义已上升为一种思想意识；通过“平等派密谋”，共产主义从此进入了政治史。
巴贝夫主义必然会带有时代烙印。显然，自学成才的巴贝夫，他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在阅读了卢梭、马布利的著作以及当时被认为是狄德罗的作品，而实际是摩莱里所作的《自然法典》之后产生的。但是巴贝夫超越了空想阶段，在整个大革命过程中他始终是一名积极的战士。巴贝夫的思想体系是通过同他故乡庇卡底的社会现实的接触以及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巴贝夫在庇卡底农村取得的经验决定了他的农业共产主义的某些特点。巴贝夫1760年出生于圣康坦，父亲是征收盐税的小雇员，母亲是不识字的女仆。他本人定居在桑泰尔的卢瓦，这是一片富庶的农业区。那里的农村公社，尤其是集体使用权和公社习惯根深蒂固，并且坚决反对把农业集中在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农场主手中。巴贝夫曾先后为土地赋税簿籍特派员，研究封建制度的专家[4]，即封建权利的专家，并一度担任公社法院的书记官。因此，他对庇卡底的农民，对他们的问题和斗争有着切身的体会。显然是有感于这种经验，早在革命开始前他就主张事实上的平等和共产主义。在他1789年发表的《永久地籍册》里，他倾向于土地法，即1848年所谓的“平分财产者”的社会主义。但是在他1785年的关于大农庄的一篇论文和1786年6月给阿腊斯学院[5]书记杜波瓦·德·福瑟的信里，他预见到要建立“集体农庄”，即真正的“友好公社”：
“50、40、30、20个人联合起来，到这个农庄来共同生活。他们以前各自为生时终日惶惶，不得温饱。现在联合起来，很快就能走上富裕之路。”
这已经是劳动公社了。在“平等派密谋”发生前10年，巴贝夫就不仅提出了权利真正的平等，即分配的问题，同时还提出了生产问题，预感到有必要实行集体劳动：
“把土地划为相等的小片分给个人，这是对资源最大的浪费。如果联合起来劳动，情况就会完全不同。”
巴贝夫的革命经验对于他思想体系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789年的人权宣言曾宣告了权利的平等。然而事实很快便表明，它不过是“昙花一现”。因为，还在革命的过程中就出现了食品，匮乏的问题，即每日必需的面包问题。巴贝夫在1791年8月20日给瓦兹省的库佩的信里写道：“谁会留恋一种表面的平等？”在同年9月10日他给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的库佩的信里写道：
“……因此有责任，也有必要把食品发给广大的人民群众。他们勤勤恳恳地劳动，却得不到食品。必须实行土地法以达到真正平等。”
在热月9日以后，巴贝夫显然是反对罗伯斯庇尔的。但是，恶性的通货膨胀和人民大众极度的苦难事后向他表明了最高限价、统制经济和生产国有化（即使是部分的）的意义，以及主要在共和国军队里实施的共和二年经验的重要性。巴贝夫在《平民宣言》里这样写道：
“这个政府（即共同管理局）被经验证明是可行的，因为这是我们12支军队的120万官兵进行过的实践（在小范围内可行的，大范围里也行得通）。”
巴贝夫现在放弃了土地法，因为它只有一天的生命力，并且他还特别声明，主张取消土地私有制。在共和三年热月10日（1795年7月28日）给日耳曼的信里，他阐明了自己思想体系的主要精神，即“人尽其才，各施所能”：
“全体劳动者和制造者都将为公仓劳动。每人都将把自己劳动的成果交给公仓。根据大家庭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所确定的分配员，把整个团体的全部丰富多样的产品平均分给每一个公民。”
正如乔治·勒费弗尔指出的，这主要是分配的共产主义。然而巴贝夫由于受到故乡庇卡底的启示，预感到在农业方面有必要实行生产的共产主义以及建立土地劳动的集体组织。但是，他没有见到资本主义财富的积聚和工业生产的蓬勃发展。他对旧的生产方式，尤其是手工业生产方式抱有偏爱。在他的著作里没有任何对建立在消费品极大丰富的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描写。所有这些使得人们把他视为经济上的悲观主义者。当时的环境局限，资本主义集约程度的低下和缺乏大规模生产，以至巴贝夫本人的气质和他的社会经历，正说明了他为什么只预见到物资的匮乏和生产力的停滞，看不到生产力的高涨和物资的极大丰富。这就决定了巴贝夫主义处在18世纪说教的空想共产主义和圣西门的工业社会主义之间的地位。
“平等派密谋”是使共产主义变为现实的第一次尝试。共和四年冬天里（1795—1796年），政府的无能以及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的极端贫困，使得巴贝夫萌芽了用暴力摧毁现存社会结构的想法（不久后他为督政府所迫转入地下）。“平等派密谋”在它的周围团结了一小批主张共产主义的人，以及前雅各宾派（现为“先贤祠俱乐部”成员，如阿马尔、德鲁奥、兰代等）。他们的目标主要是政治方面的。邦纳罗蒂却不同，他在农村公社一直很活跃的科西嘉以及热诚支持罗伯斯庇尔的意大利奥奈依这两个地方担任过救国委员会的特派员。在“平等派密谋”制定共产主义纲领和进行政治组织建设中，他起了重大的作用。共和四年芽月10日（1796年3月30日），成立了起义委员会。和巴贝夫一起进入委员会的还有安托奈尔、邦纳罗蒂、达尔泰、费利克斯·勒佩勒蒂埃和西尔万·马雷夏尔。巴黎12个区各有一名宣传员，在他们领导下，宣传工作开展起来了。当时的条件很有利，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平等派密谋”的政治组织采取的办法和在这之前的民众运动截然不同。其核心是一个领导小组，它紧密依靠为数不多的经过考验的积极分子。其外围是同情者，爱国志士以及共和二年意义上的民主分子，他们不一定都赞同新的革命理想。然后则是需要引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平等派密谋”的组织非常完备，但是和广大群众的必要联系似乎没有确实的保证。因此，这种做法超越了人民起义的传统，形成了革命专政的概念。这是马拉曾预感到而未能明确指出的问题。这种概念认为：通过起义夺取政权后，再把权力交还给根据政治民主的原则选举、甚至普选产生的议会将是很幼稚可笑的。在改造社会，建立新政权的整个过程中，维持极少数革命者的专政是必不可少的。通过邦纳罗蒂，这一思想传给了布朗基，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和实践，其渊源很可能就是布朗基主义。
面对巴贝夫主义的宣传，督政府发生了分歧。模棱两可，在各派之间调和；勒贝尔不知是否要像对付王党一样，进行一场反对雅各宾派的镇压；卡诺已义无反顾地转向主张专制保守的反动方面。根据卡诺的提议，梅兰（杜埃人）被解除警察总部部长之职，由科雄接替。芽月27日（1796年4月16日），议会两院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对一切企图“复辟王政或恢复1793年宪法……或者以土地法的名义进行掠夺、瓜分私有产业的人”判处死刑。
然而巴贝夫继续加紧准备。他和同时期建立的国民公会议员委员会进行了接触，并且在花月18日（1796年5月7日）和他们达成协议。他们将进入根据起义委员会的建议新选出的议会。但是，从花月11日（4月30日）起，忠于起义的警察部队被解散了。更严重的是，巴贝夫的军事联络员格里泽尔向卡诺告发了“平等派密谋”。因此，共和四年花月21日（1796年5月10日），巴贝夫和邦纳罗蒂被捕，他们的全部文件都被截获。被捕的人越来越多，统治者和资产阶级再次被恐惧慑住了。
在格雷奈尔军营发动的哗变于共和四年果月23—24日夜间（1796年9月9—10日）失败了。它是由共和二年的人士，即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而不是巴贝夫分子发动的。他们是由卡诺和警察总部部长科雄一手制造的一起警察挑衅事件的牺牲品。在这一事件的131名被捕者当中，只有6人订阅了巴贝夫的《人民的保民官报》。驻扎在唐普尔的一个军事委员会下令枪决了30名被告，这次审判后来被最高法院宣布为非法。
旺多姆的审判到共和五年才得以进行。原来希望尽量少捕人，西埃耶斯等人则因担心王党借机东山再起，也赞同的主张。卡诺却显得坚定不移，并主宰着督政府。果月9—10日的夜里（8月26—27日），“平等派密谋”的成员被装在囚笼里遣送到了旺多姆。他们的妻子，其中有巴贝夫的妻子和他的长子步行跟在车队后面。直到1797年2月底案件才在最高法院公开审理，一共进行了3个月。在被宣判死刑后，共和五年牧月7日（1797年5月26日）巴贝夫和达尔泰自杀未遂，第二天他们被血淋淋地抬上了断头台。
“平等派密谋”的重要意义到了19世纪才显示出来。在督政府的历史中，它不过是一段小小的插曲，然而它显然打破了政治的平衡。共产主义思想第一次变成为一股政治力量，这就是巴贝夫及其行动在社会主义历史中的重要意义。在共和四年热月26日（1796年7月14日）巴贝夫给费利克斯·勒佩勒蒂埃的信中，他叮嘱后者把他“关于民主和革命的全部计划、笔记和草稿”搜集起来，并且把“被当今的腐化分子称为我的幻想的东西介绍给全体追求平等的人……”为了实现这一愿望，邦纳罗蒂1828年在布鲁塞尔出版了《巴贝夫的平等派密谋》。这部著作对革命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此巴贝夫主义作为共产主义思想发展过程的一个环节载入了史册。
4.保王派的进展
继巴贝夫的密谋失败后，对雅各宾派的镇压把督政府推向了右边，并且使保王派的威胁上升了。
从1796年夏天起，保王派的活动在各方面都有了发展。邦雅曼·贡斯当在斯塔尔夫人的建议下鼓励立宪保王派团结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坚定支柱——督政府的周围。此时，在南方掀起了白色恐怖。那里的王党分子维络被任命为马赛军团司令。面临右派势力的猖獗，议会两院虽然维持了共和四年雾月4日（1795年10月26日）通过的大赦前恐怖分子的决定，但是他们仍投票决定把被赦免者开除公职（共和五年霜月14日，即1796年12月4日）。这一项法律取消了共和四年雾月3日（1795年10月25日）法令里针对教士的恐怖主义条文。既然有关规定不再执行，宗教在各教区又恢复起来。教士的影响只能对反动派有利，而且把雅各宾派开除公职也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卡诺越来越向右转，而拉勒韦利耶尔由于反对教会干预政治而同勒贝尔和靠近：三人督政开始对保王势力的进展警觉起来。
同时，英国和王党的阴谋确实证明右派无意和共和国安然相处，他们始终准备夺取政权。流亡在勃朗康堡布伦斯维克公爵那里的王位僭望者路易十八拒绝任何让步。保王派的活动在立宪君主主义和绝对君主主义两条战线上展开。在巴黎，他们的代表布罗基耶神甫领导着一个办事处，甚至在督政府的卫队里他们也安插了内线。1796年夏，办事处建立了一个“秩序之友”协会，公开主张以君主立宪反对现政权，但暗地里它由一个名为“正统之子”的小组推动着，这些人主张通过暴动恢复绝对君主制。前制宪议会代表当德雷力主合法斗争，他把“秩序之友”协会改为“博爱学社”，为下次选举作准备。“学社”在不少省份设立分支，各分支机构中也存在着两派的对立：一派是主张合法斗争的立宪派；另一派是主张暴力的绝对君主派，例如在萨特省（那里的“学社”是由一名朱安党人组织的）和波尔多。金钱由伦敦提供，通过安插在瑞士的英国间谍维克汉转来。因此报刊和关于选举的宣传都得到资助。虽然共和五年雨月11日（1797年1月30日）布罗基耶被捕，他的一名同伙也被迫招供，但保王派的宣传仍在继续。
政治和社会气候确实对保王派有利。流亡者和被遣送国外的教士成群结伙地归来。宗教问题成了对反动派有利的一块沃土。大量共和派和反抗派教士一样，认为罗马天主教同共和国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宪政派教会看到自己力量在削弱。1797年初在拉勒韦利耶尔支持下建立的新崇拜形式——“有神博爱教”（每10天礼拜1次）只在少数开明资产者中有市场。反动浪潮尤其利用了财政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困难。
在土地票垮台和恢复使用金属币以后，财政形势很艰难。继通货膨胀而来的是通货紧缩：硬币非常稀少，加上1796年是个丰收年，因此价格体系全被打乱。不过，极端贫困的人民大众至少可以稍微喘一口气了。但是战争仍在继续。督政府竭力使收支平衡，但没能成功。议会两院出于政治考虑拒绝在财政方面作任何有效的努力。关于税收的表决为时太晚。共和五年牧月18日（1797年6月6日）才通过当年的土地税，热月14日（8月2日）才通过动产税。督政府曾建议在每个省建立由国家官员组成的直接税征收处，但是没有执行。它还提议对火药、硝石和盐课以一定数量间接税。对此，五百人院同意，元老院却反对。为了使出售国有财产获得更多的收益，共和五年雾月16日（1796年11月6日）恢复了拍卖，但其好处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