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工资的最高限价则激怒了工人们。由于全国总动员和战争的负担，劳动力减少了，工人们利用这种情况增加了工资。许多市镇，尤其是巴黎市，从未公布过工资的限价表。然而国家却在国营工场里严格实施限价法，不对工人有任何宽容。芽月惨剧之后，新巴黎市府制止所有联合结社的图谋。救国委员会也采取压制工资劳动者的态度。救国委员会认为，整个财政经济的大厦建立在双重最高限价法的基础上，放弃这种双重限价必将引起整个体制的坍塌和指券的垮台。罢工遭到镇压。收获季节临近时，政府令农业工人处于被征召状态，并限定他们的工资额。热月5日（1794年7月23日），巴黎市府终于公布了工资最高限价。对于许多职业团体，这一限价事实上专横地降低了劳动日的价格。工人们的不满情绪由此变得更加强烈。这种工人的不满同饱受征调压迫的农民、愤愤于限价规定的商人，因指券而破产的食利者的不满情绪汇合在一起。
但总的说来，统制经济不应被看作消极的东西。它毕竟使共和国的军队得到给养和装备。没有它，胜利是不可设想的。正是由于它，城市的人民大众才获得每天有保障的面包供应。共和三年经济自由的恢复又使他们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4.社会民主
人民大众和革命的中等资产阶级尽管有某些细微差别，但都持有一种社会民主的理想。财富的不平等使政治权利徒有其名；人类不平等的根源不仅在于自然，而且还在于私有财产——人们中流行着这种18世纪社会哲学的老生常谈。但是，很少有人达到主张通过废除私有制来打乱社会秩序的高度。1793年4月21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宣称；“财产的平等是一种幻想。”像当时的一切革命者一样，他谴责主张平分地产的“土地法”。在此以前，3月18日，国民公会曾一致决定以死刑惩罚土地法的拥护者。但在同一讲演中，罗伯斯庇尔断言：“财富的极端不均是许多罪恶的源泉。”无套裤汉和山岳派对于“富足”、“阔佬”及过分的财富持敌视态度。他们的共同理想是建立一种独立小生产者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农民和手工业者都拥有自己的土地、小店或棚铺，可以在无须受雇于他人的情况下养家活口。这与18世纪末的法国大众的理想相符，它体现了小农、农村短工、手工业者、帮工以及小店主的愿望。这种理想和当时大多数生产者的经济状况是一致的。但它又与当时出现的关于生产自由的要求相矛盾。生产自由必将导致资产的集中化。
对这种社会理想的最明确的表述，是由巴黎各区的活动分子和罗伯斯庇尔派同时提出来的。
1793年9月2日，在要求实行生活必需品最高限价和增加工资的时候，无套裤汉区（前植物园区）宣称：“财产权只能以人体需要的范围为依据”，并要求国民公会宣布“规定财富的最高限额，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最高限额的财富，任何人不得承租超过一定数量的犁铧所能耕种的土地，每个公民只能拥有一个作坊或一爿店铺”。
然而，早在1792年12月2日，罗伯斯庇尔就把财产权置于生存权之下：“首要的权利是生存的权利，因而首要的社会法则便是为一切社会成员保证生存手段的法则，其他的一切法则都应置于从属的地位。”1793年4月24日，罗伯斯庇尔在他关于新人权宣言的讲演中，进一步冲破旧藩篱，不再把财产权看成一种自然权利，而是把它看成一种由法律确定的权利：“财产权是每个公民据以享受和支配由法律保障的那部分财产的权利。”
圣茹斯特明确表达了这种社会价值观：“应该不富不穷，富足是一种耻辱。”在《共和制度拾零》中，他提出废除立遗嘱的自由，按直系平均分配遗产，禁止非直系亲属继承遗产以及把无直系亲属公民的遗产收归国有等主张，以此将财产权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这种社会立法旨在“向一切法国人提供获取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手段，使之除法律之外无须依靠其他东西，在社会地位方面也无须相互依赖。”
这就是说：“人人应该独立自主地生活。”因而，社会法的概念在共和派思想中得到复兴。他们开始认为：在经济发展趋于毁灭小财产的时候，为了重建小财产以维护相对的平等，为了防止财富垄断再现和处于依附地位的无产阶级的形成，必须建立一个有权控制财产组织的民族共同体。
山岳派的立法即源自这些原则。共和二年雾月5日（1793年10月2日）和雪月17日（1794年1月6日）的法令保证在继承人（包括私生子）之间绝对平等地进行遗产分配（这些法令的有效期上溯到1789年7月14日）。仅保证遗产的平均分配是不够的，还必须让没有财产的人得到财产。于是，1793年6月3日，逃亡贵族的土地被按一定规格分成小块出售，地款可在十年内分期付清。这些规定在共和二年霜月2日（1793年11月22日）被推广运用于一切国有财产。1793年6月10日的法令批准按居民人头免费分配公社土地。虽然土地的分割使一部分农民扩大了土地数额或变成为地产主，更多的农民却并未从这种立法中得到任何好处。1793年7月17日，封建权利被彻底废除后，农民的团结一致不复存在。农村社会的分化加剧，出现了农民地产主和大农场主。迫于对劳动力的需要，这些地产主对农业工人获得土地和农村无产者转变为独立生产者不能不持敌对态度。共和二年风月8日和13日（1794年2月26日和3月3日）的法令规定贫穷的爱国者将从没收和分配嫌疑犯的财产中得到报偿，这反映了罗伯斯庇尔派要继续前进，并满足穷苦的无套裤汉某些要求的意愿。虽然圣茹斯特在他的报告里谈到免费让与这些财产，但法令里却对此只字不提，也从未明确地提出实施的方式。事实上，风月法令没有能够解决土地问题。罗伯斯庇尔派及山岳派在内心深处仍是经济自由的忠实信徒，他们不愿意干预土地问题。他们都对穷苦农民的愿望无动于衷，从不考虑改革分成制和把大农场分割为小地产的问题。他们制定不出一项符合农村无套裤汉愿望的土地纲领。
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立法在制宪议会的各种设想中已体现出来，同时又超出了这些设想。1793年3月19日和6月28日的法令，建立了对穷人、儿童和老人的救济制度。1793年6月24日的人权宣言第21条确认：“公共救济是一种神圣的债务。”享受救济的权利在共和二年花月22日（1794年5月11日）法令中得到承认。该法提出了社会保险的原则，并在各省设立了“国家救济大册”。老人、残废军人、需要抚养子女的母亲和寡妇都将登记入册，每人都将得到一笔年金和一些救济品，并将享受送上门的免费医疗。
共和二年风月13日（1794年3月3日），圣茹斯特呼吁：“必须让欧洲明白，在法国领土上你们既不愿再看到不幸者，也不愿再看到压迫者。但愿这个榜样国家能带动整个世界，把对美德的热爱和幸福传遍全球。幸福乃是欧洲的一种新观念！”
5.共和的伦理道德
按罗伯斯庇尔共和二年雨月17日（1794年2月5日）所说，美德乃是人民政府的原则和根本动力：“我来谈谈这种在古希腊与罗马创造了无数奇迹的美德……这种美德不是别的，正是对祖国和法律的热爱。”
美德是恐怖统治的矫正剂。救国委员会严厉惩罚了渎职的革命者，召回行为暴虐的恐怖主义者。尽管它不想再搞非基督教化运动，它却打算把民间崇拜（差不多到处都建立了这种崇拜）净化、完善和统一起来。因为必须通过公共教育和共和崇拜来加强群众的公民责任感。
公共教育被1793年6月24日的人权宣言第22条确认为一项人权。它主要被设想为一种国民教育，一种公民学校，其任务——按照人权宣言区1793年7月14日提出的主张——在于教育公民们懂得“对他们义务的规定及如何实践各种美德”。最首要的是发扬公共精神、巩固民族统一。1793年10月21日，国民公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开设国立小学的法令。这种学校的教学大纲把精神修养和身体训练、伦理和体操、教学和实践都结合起来。这一法令很快遭到否定，遂为共和二年霜月29日（1793年12月19日）法令所取代。后一法令要求创立强制性的、免费的和世俗的小学。这种学校在体制上受国家控制，但并不搞中央集权化，因而比较适合民众心理。由于要全力应付战争，革命政府不顾群众要求，没有切实实施这项法令。它没有时间，也没有经费。由此，组织一种公民崇拜就显得更有必要了。
革命崇拜在大革命初期就已发展起来：1790年7月14日的联盟节便是其最早和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公民节日大为增加，这形成了达维德为之贡献了自己全部才华的新艺术。1793年8月10日，在达维德规划下，巴黎欢庆了统一和不可分割节。非基督教化运动期间，对理性神的崇拜于1793年秋季在各教堂里取代了天主教崇拜，并且很快成为激发公民责任感和共和伦理的旬礼拜活动。
罗伯斯庇尔倡导的最高主宰崇拜企图把共和信条奠定在玄奥的基础之上。罗伯斯庇尔在读中学时接受过唯灵论的教育。作为卢梭的信徒，他厌恶孔迪雅克的感觉论，对于爱尔维修这类哲学家的无神论的唯物主义尤其反感（雅各宾俱乐部中的爱尔维修胸像是他叫人打碎的）。这位不可腐蚀者相信上帝和灵魂的存在，相信来世。他1792年3月26日在雅各宾俱乐部的言论无可置疑地表明这一点。共和二年花月18日（1794年5月7日），罗伯斯庇尔在他所作的关于旬末节的报告中，把发扬公民责任感和共和道德作为这些节日的目的：
“道德乃是公民社会的唯一基础……伤风败俗是专制制度的基础，正如美德是共和国的要素一样……把公共道德发扬光大吧！你们要取得胜利，但尤其要消灭恶习。”
基于个人的信念，同时为了在政治上使人民树立一种既能照顾习俗又能巩固共和道德的信仰，罗伯斯庇尔继续说：
“在立法者看来，一切有利于人间和行之有益的东西都是真理……关于最高主宰的观念即是不断地求助于正义，因此它是一种社会和共和的观念。”
花月18日法令的第一条宣布：“法兰西人民相信最高主宰和灵魂不死。”为颂扬大革命的重大事件（1789年7月14日起义、1792年8月10日起义、1793年1月21日处死国王和5月31日起义），创立了4个重大的共和节日。每个旬末日都用以纪念一种公民的或社会的美德。
共和二年牧月20日（1794年6月8日），的最高主宰和自然神节揭开了新宗教崇拜的序幕。几天前被选为国民公会主席的罗伯斯庇尔手持一束鲜花和谷穗，主持了这一庆典。在一片人的海洋中，由达维德布置的五彩缤纷的仪仗队伍在戈塞克和梅于尔创作的雄壮乐曲中从杜伊勒利宫的国家花园行进到马尔斯校场。牧月20日的庆典给参加者和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纪尧姆-泰尔区职员吉尔巴尔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相信在历史上还能找到这样的日子。无论从物质上还是从精神上看，这个庆典都极为壮观……每个有感情的人都会对这个日子永世难忘。”
反革命分子马莱·迪庞也承认：“人们确实以为罗伯斯庇尔就要填平大革命的深渊了。”
然而，罗伯斯庇尔创立最高主宰崇拜的政治目的并没有实现。在1794年春的社会经济状况下，以及在芽月惨剧之后，花月18日法令试图用同一种信仰和伦理把不同社会阶层调和到一起。这些阶层虽然不久前一直在支持革命政府，现在却被阶级对抗弄得势不两立了。罗伯斯庇尔没有能力分析经济、社会状况，因而相信观念万能，并求助于美德。事实上，最高主宰崇拜产生了（甚至在革命政府中间）一种新的冲突：狂暴的非基督教化拥护者和主张国家完全世俗化的人都不能在共和二年花月18日法令问题上原谅罗伯斯庇尔。
6.国家军队
革命政府的建立以及它以恐怖树立起权威，都是出于战争的需要。建立统制经济的目的在于供给和装备共和国军队。社会民主致力于改善人民的处境，共和道德致力于加强人民的公民责任感，其宗旨都在于使人民全力以赴地投入战斗。罗伯斯庇尔说过：“革命即自由反对其敌人的战争。”在共和二年，救国委员会把全部心血都注入了军队。
军队的兵员在1794年春超过100万人，分成12支方面军。军队的来源很复杂，有正规军、志愿军，也有征召30万大军和全国总动员时入伍的士兵。按照1793年2月21日颁发、1793年底至1794年初实施的“混编法”和“编队法”，他们被重新整编为团队。军队就这样被“国有化”了。
军官队伍受到清洗和更新。国民公会提出的军官选举制原则在国民自卫军中早已严格实行。但在军队中实行时，年资仍起一定作用。根据1793年2月21日的法令，列兵可以选举下士。他们还可以从在职下级军士中指定3人作为2/3的下级军官候选人。晋升者由同级军官推选。1/3的军官职位按年资分配。将军由政府任命，其中1/3凭资历，2/3靠选派。1793年2月12日，圣茹斯特曾宣称：“选举各部队军官是士兵的公民权，选举将军则是全国人民的公民权。”实际上，救国委员会在这方面窃取了极广泛的权力，因为它常常授权国民公会特派员干预军官队伍的建设。然而，下级军官的选举原则一直受到尊重。经过这样的筛选，渐渐产生了一些无与伦比的高级将领，如马尔索、奥什、克莱贝尔、马塞纳、儒尔当等许多人。在他们周围还有一大批军事素质好、公民责任心强的坚强干部。为培养新型军事干部，共和二年牧月13日（1794年6月1日）通过了组建“马尔斯军校”的法令，规定每县派6名青年进校，使他们“通过革命教育学习共和国士兵应具备的所有知识和品行。”
军纪得到了整顿。共和二年雾月，圣茹斯特号召莱茵方面军：“你们要遵守纪律，因为它是胜利的保证。”1793年7月27日，国民公会决定对抢劫者和逃兵处以死刑。实际上，军事法庭对流亡贵族和叛乱者毫不留情，对士兵却比较宽容。特别是，救国委员会善于使军队保持民主特征。1793年2月12日，圣茹斯特指出：“你们不应只靠士兵的数量和纪律来打胜仗，只有当共和精神在军队中得到发扬的时候，你们才能获取胜利。”对士兵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是并重的。共和二年的士兵经常出入各俱乐部，阅览爱国报刊。共和二年风月26日（1794年3月16日）的一份资料，统计了陆军部的无套裤汉部长布肖特发往共和国各方面军的报刊，其中第一种便是《迪歇纳老爹报》，其次是夏尔·迪瓦尔的《自由人报》、雅各宾俱乐部机关报《山岳派报》、德罗姆省人朱利安的《反联邦主义者报》。共和二年的法国军队是一支为结束特权、废除封建制度和消灭专制主义而战的革命军队。反革命分子，反抗派教士和流亡贵族，同英国人、普鲁土人或奥地利人一样，都是它的敌人。救国委员会把共和国与自由、平等同化在一起，以此使士兵公民们相信：服从命令是战士的天职。
军事指挥权严格隶属于文官政权，军队只是一种政治的工具。革命政府认为，领导战争是文官政权的基本特权。1793年6月24日通过的宪法第110条规定：“不设最高统帅。”鉴于拉法夷特和迪穆里埃的叛变，救国委员会使用恐怖手段迫使将军们服从。居斯蒂纳、乌夏尔和其他一些将军被送上了断头台，他们的疏忽或无能被视作缺乏公民责任感的证据。严密注视着军事问题的圣茹斯特在讲演中大肆宣扬这样的信条；“只有当战争结束时人们才能称颂将军”，“将军的头衔仍然带有君主制的性质”。在一项著名通令中，救国委员会专门为将军们评述了共和二年霜月14日的革命政府组织法：“在一个自由国家里，军人权力最应受到强制。它是一般意志都可以驱动的被动手柄……将军抗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甚至在战场上，文官政权也通过国民公会特派员行使着控制权。1793年3月30日的法令最终确认了这些特派员不受限制的权力。在1794年战争行动的前夕，共和二年花月1日（1794年4月20日），比约-瓦雷恩向国民公会提出警告：
“在拥有12支大军的情况下，我们不仅要担心和提防背叛，还应对军人的势力或某个胆大妄为、野心勃勃的军事首领的图谋不轨保持警惕。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所有的共和国都是因此而灭亡的……军人政府是最坏的政体，比神权政体有过之而无不及。”
战术和战略根据新的政治、社会需要进行了改造。随着物资动员初见成效，混编成师团的共和国部队得到给养和武器装备，并取得了数量上的优势。武器仍然是旧制度军队留下的：有效射程为100米的1777年型步枪、格里博瓦尔式火炮，更主要的是一种能把4斤的炮弹发射到约400米以外的加农炮。然而，1793年10月10日圣茹斯特宣布：“君主制的战术已不再适用于我们……法兰西军队的作战方式应该是一种突击序列。”
新战术是由于部队缺乏训练而被迫采取的。共和二年的法国士兵在战斗时大体先是利用地形成散兵线，然后成密集队形上刺刀冲锋。最后：战斗纵队成为共和国军队的最佳战术编队，较之传统的线性编队更容易控制和指挥。新战术的统一在1794年基本实现：两个步兵旅、两个骑兵团、一个炮兵连合编成一个师，共8 000—9 000人。
由于不得不使用大量预备役士兵，战略也得到革新。旧的围攻战法仍保持了下来，要塞还是作战的支点和基地。卡诺主张集中兵力对一些决定性的据点实施不间歇的轮番进攻。在这种战法中，主要的因素不是军事科学，而是毅力和顽强斗志。共和二年雨月14日（1794年2月2日），救国委员会确定了它的宗旨：
“基本的规则是不断地发动集团进攻，在军队中保持严明而不过于烦琐的纪律，使军队时刻处于紧张状态但又不致过于疲劳，各要塞中只留下守备部队绝对必需的东西，……处处勇于刺刀见红，不断地打击敌人，直至彻底消灭之。”
牧月8日（1794年5月27日），救国委员会发出号召：“进攻！不停顿地进攻！”最后，在果月4日（1794年8月21日）救国委员会还提出：“像闪电一样震慑敌人！像霹雳一样打击敌人！”与巧妙的战术相比，迅速的运动、顽强的进攻、勇猛的作战更是克敌制胜的主要因素。
在1794年6月间，革命政府的巨大努力结出了硕果，胜利就在眼前。但就在此时，政治危机重新爆发，统治集团陷于了分裂。
Ⅲ.共和二年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
1794年春末，救国委员会在国民公会和巴黎都碰到了更加严重的困难：人民运动和革命政府之间出现分裂，议会中的反对派重新组织起来。与此同时，日趋恶化的经济危机使得现政权一天也离不开恐怖统治。然而，到手的胜利果实却使得这种恐怖统治更加难以维持和难以忍受。
1.大革命的胜利（1794年5—7月）
救国委员会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一种战争政策。丹东的谈判政策被抛在一边，因为这种政策在国内曾给宽容派带来好处，并削弱过民族的斗志。救国委员会没有作任何努力去利用反法联盟各国之间的分歧，或应科西乌斯科的呼吁去支持波兰起义者。但救国委员会很注意维持同中立国的关系。在罗伯斯庇尔作完《关于共和国的政治形势》（共和二年雾月27日，即1793年11月18日）的报告之后，国民公会宣布尊重中立列强利益，并表示对瑞士各州和美利坚合众国怀有“公正、善意和尊重的感情”。所谓宣传战就此完结。
在诺尔省的国境上，共和国在发动战役前夕部署了3支方面军对抗科布尔从海洋一直排列到那慕尔的部队。皮什格吕所部诺尔方面军15万人将朝伊普勒方向进攻弗朗德勒地区。阿登方面军2.5万人将朝夏尔勒鲁瓦方向进攻。儒尔当率领的摩泽尔方面军4万人将朝列日方向进攻。皮什格吕行动不力，没能阻止科布尔占领朗德勒西，但他于共和二年花月29日（1794年5月18日）在图尔库安击败科布尔，扭转了从埃斯考河到海滨的边境局势。救国委员会把阿登方面军和摩泽尔方面军合编并加强到9万人（由儒尔当统帅，圣茹斯特辅佐之。该军不久被命名为桑布尔-默兹方面军）。这支军队被派去进攻夏尔勒鲁瓦，并迫其于获月7日（1794年6月25日）投降。与此同时，在伊普勒，被皮什格吕击败的科布尔也撤退了。科布尔为了保卫后方，于获月8日（1794年6月26日），在弗勒吕斯向占据夏尔勒鲁瓦的儒尔当发动进攻。经过一天激战，科布尔败北。圣茹斯特在这次战役中身先士卒，率领纵队不停冲杀，为夺取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但他不愿向国民公会报告这一点：
“我很希望有人宣传胜利，但我不希望胜利被用来满足虚荣。有人宣传弗勒吕斯大捷，而许多一言未发的人当时参加了战斗。有人大谈这次围攻，而许多默默无言的人当时坚守在战壕里。”
弗勒吕斯战役带来了比利时的解放，儒尔当和皮什格吕在布鲁塞尔会师。接着，皮什格吕把英荷联军赶向北方，儒尔当把奥地利人赶向东方。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皮什格吕进入安特卫普，儒尔当进入列日。
在比利牛斯山方面，迪戈米埃夺取了布卢大营（花月12日，即1794年5月1日）后，进入卡塔卢尼亚。与此同时，蒙塞在西边也跨过国境线，占领了圣塞瓦斯蒂安（热月7日，即1794年7月25日）。在阿尔卑斯山方面，进入意大利似乎指日可待了。
在海上，英国舰队控制着地中海并在保利的同谋下夺取了科西嘉岛。但是，大西洋的共和国舰队还是成功地坚持下来了。牧月9日、10日和13日（1794年5月28日、29日和6月1日），为了保护一支从美洲运小麦的船队，维拉雷-儒瓦耶兹的舰队开出布雷斯特基地，在维桑海面向豪威的英国舰队开战。法国的损失是沉重的（“复仇者”号被击沉），但英国人也不得不撤退。运麦船队得以安全通过。
革命政府以极大的努力消除了内部危机，夺取了胜利，并迫使反法联盟各国媾和。花月1日（1794年4月20日），比约-瓦雷恩代表救国委员会在国民公会宣布：“我们的进军不是为了征服，而是为了战胜敌人，不是为了陶醉于胜利的喜悦，而是为了在自由不再需要任何一个敌兵死亡的时候立即停止打击。”
在胜利唾手可得之际，革命政府却发生了分裂。
2.政治危机：无法达成的和解（1794年7月）
1794年7月的政治危机表现在多方面。当雅各宾专政在革命政府控制下不断地集中和强化的时候，它在巴黎的社会基础和在国民公会的政治基础都在不断地缩小。两个政府委员会的分裂、救国委员会中的不和，终于促成危机的爆发。
当人民运动日益背离革命政府时，巴黎和全国都出现了厌倦恐怖统治的舆论。
在胜利的条件下镇压已显得不再必要。因而对恐怖统治的厌倦也变得更加强烈。工商业资产阶级勉强容忍着政府对经济的控制。他们盼望早日恢复1789年革命赐给他们的生产和交换的完全自由。他们也担心自己的财产权受到损害。长期不得实施的风月法令似乎要重新开始实行。为“挑出”嫌疑犯，已成立了一些人民委员会。救国委员会竭力调整恐怖统治。它召回了在外的一些知名的恐怖主义者，并根据牧月22日法令重建司法和镇压方面的中央集权。然而，救国委员会的这一法令未能贯彻。在执行中歪曲了这一法令：它把性质截然不同的案件混合在一起，将被告成批地判决，同时以“监狱阴谋”为由加速镇压机器的运转。由于经济困难和“对断头台的厌恶”，舆论界掀起了一股反对革命政府的潮流。
人民运动自芽月惨剧后渐渐脱离了革命政府。1794年春天，在对国民公会和各政府委员会表示忠诚的一系列游行活动的假象背后，人们看到，巴黎各区政治生活在无可救药地退化，巴黎无套裤汉对现制度深怀不满。圣茹斯特写道：“大革命冻结了。”这一现象既有社会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在政治方面，各区的区民大会被迫循规蹈矩，被无套裤汉视为基本政治权利的市、区行政长官的民主选举被取消了。对埃贝尔主义者的镇压在悄悄地进行着。利用“埃贝尔主义”这个词打击敌视雅各宾中央集权和依恋人民民主制度的区民骨干分子是很方便的。当时，有些区曾出现骚乱，但很快被镇压下去。尽管如此，这些骚乱说明了人民反对派依然存在。马拉区在花月里又展开了对这位人民之友的崇拜活动。但牧月3日（1794年5月22日），各政府委员会下令禁止一切所谓“局部的”节庆。获月底，大多数区都发生了“博爱宴会”运动，这些运动也很快遭到谴责和禁止。
在社会方面，经济政策的新方向使民众消费者感到不满。经过清洗、现由罗伯斯庇尔分子帕扬领导的巴黎市府为商界恢复了名誉。获月9日（1794年6月27日），帕扬质问道：“那些针对鱼肉人民的吸血鬼……针对食品杂货商的无休无止的大叫大嚷，究竟有什么益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虽被限定，但政府并不征集这些物品，只满足于供应面包。面包的分配归各市政当局负责。巴黎市府明确宣布，对私人从外地调运食品的活动将不作任何限制，并命令逮捕所有阻碍贸易的人。这种做法导致了黑市的活跃，破坏了限价制度。市府为了满足制造商和手工业者而牺牲无套裤汉、工人和工资劳动者等最贫困阶层的利益，同时禁止他们的一切请愿行动。从花月起，新限价法令的颁布和经济统制的放松引起生活必需品价格突然上涨。各个职业团体都闹起要求增加工资的工潮。巴黎市府根据勒夏普利埃法野蛮地镇压了这些工潮。热月5日（1794年7月23日）颁布的巴黎工资最高限额表使这种限制性政策发展到顶峰。这个工资价目表严格遵照1793年9月29日的法令，强行降低了工人的工资，而且降低的幅度相当大：一个在风月挣5锂工钱的先贤祠工地的石匠，现在只能挣3锂8苏了。恰恰在罗伯斯庇尔派当局和巴黎市府需要人民群众可靠支持的时候，工人的不满情绪爆发了。
在国民公会中，反对派的核心是一些被召回的特派员，一些凶狠的恐怖主义者（尤其是那些感到自身受到威胁的人，如卡里耶、富歇）和一些渎职者（如、弗雷隆、塔利安等）。腐化者的乱党又一次形成了。它的基础是那些乘胜利之便要求结束恐怖统治的新宽容派和那些只把革命政府当作权宜之计来接受的平原派。人民运动已被制服，无须再担心发生起义。既然如此，国民公会有什么理由继续容忍政府委员会的监护呢？在不愿再受束缚的国民公会和充满强烈敌意的巴黎无套裤汉之间，革命政府成为一座空中楼阁。
两个政府委员会的分裂促成了自己的毁灭。
领导镇压工作的对于救国委员会的越权行为，尤其是对它的警察局的活动已忍无可忍。组成的是一些冷酷无情的人，如何马尔、瓦迪耶、武朗等。他们的精神状态接近过激派，希望延长恐怖统治，因为他们的权威有赖于这种统治。这是些无神论者，因而对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对最高主宰崇拜深为不满。除了达维德和勒巴以外，他们出于个人恩怨和原则分歧，都特别仇视罗伯斯庇尔。
救国委员会如果保持团结，它是能够轻易制服这个反对派的。然而这个大委员会逐渐地也发生了分裂。罗伯斯庇尔以自己辉煌的贡献成为革命的法国人心目中名副其实的政府首脑。但他没有谨慎地避免触怒同事们。他要求别人像要求自己一样严格，很少拉关系，对大多数人都保持距离和有所保留，好像他总是在算计，或怀有野心。关于这位不可腐蚀者有“野心”的指控，吉伦特派曾提出过，科尔得利派也提出过，现在又被救国委员会内部的卡诺和比约-瓦雷恩提出来。共和二年花月1日（1794年4月20日），比约-瓦雷恩在国民公会宣称；
“一切珍惜自由的人都应对那些占据显位者的德行保持警惕。”
除了性情不投和职权冲突（卡诺和圣茹斯特发生过激烈争吵，并曾为罗伯斯庇尔和圣茹斯特批评他的军事计划而恼火）之外，还有社会方针方面的分歧。卡诺和兰代都是归附山岳派的平原派分子，属于保守的资产阶级。他们厌恶社会民主，难以忍受统制经济。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则倾向于另一极端。（其成员瓦迪耶曾企图丑化最高主宰崇拜）抓住一个自称“上帝之母”的名叫卡特琳娜·泰奥的老太太大做文章，拐弯抹角地攻击罗伯斯庇尔。罗伯斯庇尔怒不可遏，从获月中旬起即不再出席救国委员会。这种退隐对他的政敌来说是求之不得的。
两个政府委员会于共和二年热月4日至5日（1794年7月22日至23日）举行联席会议，试图和解，但未成功。两个委员会的成员都意识到，如果不重建和谐的关系，革命政府就不能维持下去，也不能抵御腐化分子和新宽容派的进攻。然而，虽然圣茹斯特和库通赞成和解，罗伯斯庇尔却拒绝这样做。他想断然粉碎由山岳派中的政敌和曾支持自己的平原派所结成的联盟。
3.结局：无法成功的起义
罗伯斯庇尔决定把冲突公诸于国民公会，这实际上是请国民公会评判革命政府的行为。而且，这样做也无异于毫无防备地冒一场巨大风险。因为，当时人民运动已经被压制下去，巴黎无套裤汉对政府不是漠不关心便是心怀敌意。
热月8日（1794年7月26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向他的政敌发起进攻，把恐怖扩大化的责任推到那些伪装成宽容派的凶狠歹毒的恐怖主义者身上。但他不愿点出他所指控的议员的名字，这是最大的失策。因为所有自知干过某件错事的人都感到了威胁。当晚，正值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的演说博得鼓掌，各委员会都张皇失措、举棋不定的时候，他的政敌开始行动了。那些很久以来便计划搞掉罗伯斯庇尔的议员在当晚同平原派一起策划了阴谋（他们向平原派许诺要结束恐怖统治）。这是一个以恐惧为唯一纽带的暂时同盟。
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国民公会于11时开会。12时，圣茹斯特上台发言。这时，整个事变便迅速地展开。阴谋分子们策划的阻挠议事的手法无情地堵住了圣茹斯特的口，接着又封住了罗伯斯庇尔的口。对巴黎国民自卫军司令昂里奥和革命法庭庭长迪马的逮捕令获得通过。在可怕的喧嚣声中，一个不出名的议员卢舍提出的对罗伯斯庇尔控告令获得一致通过。罗伯斯庇尔的弟弟要求同他共命运。库通和圣茹斯特也随之被捕。勒巴则要求得到加入被捕者行列的光荣。罗伯斯庇尔高呼：“共和国完了，强盗们得势了！”旁听席上的目击者纷纷离开国民公会，把这一可怕的消息带到各区。这时还不到下午2点钟。
巴黎市府试图发动起义，但组织工作和领导都很糟糕。3点钟之前就得到消息的市长弗勒里奥-莱斯科和国家专员帕扬，要求市府总委员会委员回到各区擂鼓集合，敲响警钟。6点钟左右，所有活动分子都得到报警，各区都警觉起来。但48个区里只有16个区向市府的沙滩广场派遣了国民自卫军支队。芽月以来镇压各区骨干分子的后果由此表现出来。然而无套裤汉的先锋——国民自卫军炮兵连的革命积极性比步兵营要高。到傍晚6点钟，起义当局掌握了驻扎在首都的30来个炮兵连中的17个，以及32门火炮，而当时国民公会身边只有1个警卫连。在几个小时里，巴黎市府掌握着炮兵力量的绝对优势。只要它能有一个统帅这支力量的军官，这种优势便是一张决定性的王牌。市府派人救出了那些被宣布逮捕的议员。随后，大家来到市府商讨对策。然而国民公会很快恢复了镇静，并通过决议，宣布那些反叛的议员不受法律保护。受命纠集一支军队，持温和态度的各区纷纷归顺。聚集在市府前的国民自卫军和炮兵既无军令也无给养。关于那些议员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的风声很快传开。沙滩广场上的人渐渐走散。翌日凌晨2点左右，进军市政厅，并以突袭方式占领之。巴黎市府不经战斗就被打垮了。
热月10日（1794年7月28日）晚，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通和他们的19名拥护者未经审判就被送上了断头台。第二天，又有71人被集体处死了。在大革命中，这是处死人数最多的一次。
就这次起义尝试本身来说，失败的责任应归咎于巴黎市府的领导人和不善于行动的罗伯斯庇尔派。尽管统治机器大为加强、各区政府纷纷变节，尽管各革命委员会长期来只得俯首帖耳，但仍然有不计其数的无套裤汉赶到市政府。这一行动之所以未能奏效，其责任全在于罗伯斯庇尔派。他们坐以待毙，没有走进沙滩广场领导起义战士。从更高的角度看，这场革命运动的所有矛盾，以及无套裤汉本身的矛盾早已预示着热月9日事变的历史必然性。
罗伯斯庇尔是卢梭的信徒，但在科学和经济方面几乎一无所知。他厌恶爱尔维修一类哲学家的唯物主义。他关于社会和世界的唯灵论观点致使他在1794年春天的各种矛盾前束手无策。虽然他尚能从理论上为革命政府和恐怖统治辩护，但不能精确地分析他那个时代的经济和社会现实。毫无疑问，不能低估保持社会势力均衡的意义，也不能忽视资产阶级在反对贵族和旧制度中的主导作用。不过，同圣茹斯特一样，罗伯斯庇尔终究没能摆脱自身各种矛盾的束缚。他们过于重视资产阶级利益，以致不能同无套裤汉完全结合起来；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关注无套裤汉的需要，以致不能得到资产阶级的好感。
革命政府建立在一个由各种相互矛盾的成分组成的社会基础上，因而它缺乏某种阶级意识。罗伯斯庇尔派的靠山——雅各宾俱乐部并不能成为革命政府必要的支柱，因为雅各宾派不构成一个阶级，更不是一个纪律严明的有效政治工具和阶级政党。共和二年的制度建立在社会关系和民主政治的唯灵论观念之上，由此引出的后果对革命政府是致命的。
在政治方面，比在具体问题上的对抗更严重的，是存在于山岳派资产阶级和巴黎无套裤汉之间、各区活动分子和革命政府之间的根本矛盾。在战争条件下需要一个专制政府，无套裤汉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因为他们为创立这种政府作出过贡献。但战争及其各种需要同民主政治产生了矛盾。尽管山岳派和无套裤汉共同主张民主政治，但他们对于民主政治却各有所见。无套裤汉实行的民主政治自发地倾向于人民直接管理；而革命政府则认为这种做法不宜用以领导战争。对当选者实行监督、人民有权撤回授权、通过唱名或通过欢呼来表决——所有这些要求均表明巴黎各区的活动分子满足于形式上的民主。这种政治态度同资产阶级所设想的自由民主政治尖锐对立。无套裤汉曾经要求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以粉碎贵族阶级。但他们对于革命政府强迫他们循规蹈矩、俯首帖耳是不能原谅的。
人民运动和革命政府的相互关系问题还表现在另一方面。1793年春夏季，人民运动取得胜利后，无套裤汉骨干分子却陷于瓦解。尽管不是怀有野心，巴黎各区的许多活动分子却都认为自己的献身精神应该以得到职位作为报偿。革命政府的效率也得靠这种代价来保证。1793年秋，各行政机构都受到清洗，换上了真正的无套裤汉。于是，出现了一个效法巴黎各区选派革命特派员的新潮流。这些特派员来自无套裤汉中最孚众望和最积极的分子。他们起初构成革命官员中最有战斗力的部分。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成就本身都要求付给他们工资。故而，这些活动分子在共和二年里转变为革命政府的公职人员。出于对既得利益的顾虑，他们变得柔顺多了。人民运动中最有觉悟的分子进入国家机关以巩固革命政权，这是国内和边境阶级斗争激化所引起的必然现象。但由此也产生了另一结果：人民运动衰弱了，它和政府的关系也开始恶化。由于国防的进一步需要，区民组织的政治活动受到限制。各区内部的民主也被削弱了，官僚化渐渐使群众的批判精神和政治斗争性变得麻木。最后，人民对不断强化专制的政府机关也放松了监督。由此，在革命政府和创立了这一政府的人民运动之间产生出新的矛盾。罗伯斯庇尔派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曾救助弱者。圣茹斯特说“大革命冻结了”，但他说不出这是为什么。
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矛盾同样是不可克服的。作为自由经济的信徒，救国委员会的成员们（首先是罗伯斯庇尔）接受了统制经济，这是因为他们考虑到支持这场大规模民族战争不能没有限价和征调措施。然而无套裤汉在强迫实行最高限价的时候，却对自己的生计问题考虑得更多。大革命尽管具有民主性质，但仍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革命政府为保持企业主和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平衡，不能不在限定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同时也限定工资的价格。这种政策的前提是山岳派和无套裤汉的联盟。然而，由于该政策取消了经济自由，限制了利润，它也就触犯了资产阶级（即使是激进民主派资产阶级）。最高限价法只是在国家支付军工产品和对农民征集粮草等方面得以贯彻，在其他方面都遇到工商业主的违抗。无套裤汉关注的主要是价格和工资的关系，他们想借机增加工资。救国委员会在一个资产阶级结构的社会中出面解决危机，它的仲裁对有产者和制造商比对工资劳动者更有利，这是不言而喻的。热月5日的巴黎工资最高限价法尤其能说明这一点。由于缺乏阶级基础，共和二年的统制经济自然难以稳固。
被自身矛盾削弱了的革命政府随着罗伯斯庇尔及其追随者的遇害而垮台。同时，罗伯斯庇尔等人希望建立的那种民主平等共和国也宣告破产。但是，人民运动还要同在反动道路上愈走愈远的热月资产阶级打一场为时10个月的、顽强而绝望的后卫战。斗争是悲剧性的。随着这场斗争的结束，大革命的动力彻底枯竭了。
[1] 嘉布谴会系天主教方济各会的一支。嘉布谴是意大利文Cappúccio的音译，原意为“尖顶风帽”。该会因会服附有尖顶风帽而得名，1528年由意大利人玛窦·巴西（mattéo da Bassi，1495—1552年）创立于意大利。该会主张恢复方济各的原来精神和严格的生活方式。——译者
[2] Tacitus（55—120年），古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著有《日耳曼尼亚志》、《罗马史》、《罗马编年史》等历史名著。公元1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主要赖其著述而得以流传后世。在政治上他倾向于贵族共和制，反对帝制。——译者
[3] 巴黎塞纳河上最古老、最著名的石桥，建于1517—1606年。——译者
[4] 1驿里=3.898公里。——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