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委员会视国防的需要高于一切。它不愿向人民群众的要求让步，怕这样会损害革命的统一；它也不愿向温和派的要求让步，怕这样会牺牲维持战争所必需的统制经济，牺牲使所有人都服从的恐怖制度。但是，这两种矛盾的要求之间的平衡点究竟在何处？革命政府极力在温和主义和过激主义之间保持中立。但生计危机在冬末突然激化。过激的反对意见和平民的不满情绪汇集起来，迫使革命政府在雪月间放弃保守主义立场。政府摆脱了极端派的困扰。通过镇压科尔得利派领导人，它取消了人民运动的独特要求，结果使自己非但不能打击温和派，反而受到它的摆布。后来政府拼尽全力，一度顶住温和派的压力，但终因得不到人民的信赖和支持而覆亡，做了从头一天起就控制着自己命运的那种矛盾的牺牲品。
Ⅰ.与乱党的斗争和救国委员会的胜利（1793年12月—1794年4月）
1793年秋，救国委员会通过肃清忿激派，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暗中打击各种群众组织，尤其是各种区民社团，表露出要同人民运动（它始终也只是在尾随该运动而不是在领导该运动）疏远的意愿。正因为如此，它受到国民公会的任意摆布，同时还助长了议会中和舆论界反对派的攻势。
丹东支持罗伯斯庇尔反对非基督教化分子，并非没有个人政治上不可告人的用心。他想营救他的一些刚被捕的朋友，那些人不是跟“外国人阴谋”事件有牵连，就是与东印度公司清算案有关系（如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等人）。丹东还有更远的考虑，即通过分裂救国委员会（其中的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被认为是亲无套裤汉分子）来削弱革命政府。丹东派的政策在极端恐怖统治、巩固最高限价、殊死战争等问题上都与埃贝尔及其科尔得利俱乐部的朋友们所拥护的平民纲领背道而驰。政府对非基督教化运动的进攻导致反动势力萌生，便利了丹东派的攻势。打击乱党的斗争开始爆发，这种斗争不仅给革命政府，而且给人民运动以致给大革命本身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1. “外国人阴谋”和东印度公司事件（1793年10—12月）
这两个事件，无论从其主要当事人来看，还是从其后果来看，都是密切相连的。它们既破坏了山岳派的统一，又加剧了国民公会中的纷争。
“外国人阴谋”是法布尔·代格朗蒂纳在10月12日前不久揭发出来的。丹东的这位同极端派断绝了关系的朋友，指控那些极端派分子参与一个由外国人策划的、旨在用过激做法搞垮共和国的阴谋，并特别点了普罗利、德菲厄、佩莱拉和迪比松等人的名。革命派中有不少外国难民，大革命开始时曾宣布欢迎一切专制制度的受害者前来参加，也的确接纳了许多外国人。有些外国人，如阿纳夏尔西·克罗茨和托马斯·潘恩甚至在国民公会占有席位；有些则以科尔得利派的姿态出现，或活动在各俱乐部和民众组织中（如佩莱拉）。这些外国避难者很快就发挥着引人注目的政治作用。尤其使救国委员会深感不安的是，他们同外国工商界人士过从甚密，而这些人士的作用都是值得怀疑的。他们中有得到夏博保护的英国外交部的银行家瓦尔特·博伊德，有纳夏泰尔人（普鲁士臣民），银行家佩勒戈，有布拉邦特人（奥地利臣民）。雅各宾鼓动家德菲厄和许多山岳派议员的朋友普罗利（也是银行家），有奥地利臣民、实业家弗雷两兄弟（前嘉布谴会[1]修士夏博1793年10月6日娶了他们的妹妹为妻）和西班牙破落大贵族居兹曼（也是个实业家）……这些外国人和某些山岳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有的极端措施，如领土兼并、非基督教化运动，都得到他们的推动（克罗茨和佩莱拉曾参与使巴黎宪政派主教戈贝尔退职）。此外，他们还在军需供应上搞黑市交易，并搞指券的卖空投机。
东印度公司事件在这时发生，并使山岳派陷于分裂。1793年8月24日一纸法令，取缔了所有股份公司。这一法令是在德洛内（昂热人）、朱利安（图卢兹人）、夏博、巴齐尔、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等实业家议员发动攻击后通过的。他们在谴责这些公司的同时，乘着这些公司股票价格下跌投机牟利。东印度公司的银柜和文件均被查封。1793年10月8日，德洛内提出一项法案，对该公司的清算作了谨慎的安排。法布尔·代格朗蒂纳促使国民公会通过一条修正案，规定清算工作由国家而不是由该公司本身来进行。然而发表在《法令公报》上的最后文本却又恢复了最初的写法，即规定清算工作将由该公司主持。由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签署的法令原本竟在他本人的参与下被篡改了。法布尔、德洛内和他们的同伙曾接受了该公司50万锂贿金。共和二年雾月24日（1793年11月14日），夏博向揭发了这一事件。夏博本人曾因其同弗雷兄弟的关系和同他们的妹妹的婚姻而在雅各宾俱乐部遭到猛烈攻击。另外，他还有做投机生意的嫌疑，在非基督教化运动方面也受到牵涉。因而，他打算出卖同谋以求自保。巴齐尔为他的指控作了证。
救国委员会相信“外国人阴谋”确有其事，更何况巴茨男爵的王党阴谋和实业家议员及外国避难者的阴谋牵扯到了一起。夏博的检举似乎证实了法布尔的揭发。救国委员会对于政治问题及其民族性比对贪污事件更为敏感。同时，救国委员会在国民公会里仍然受到这些被检举人的攻击。雾月20日（11月10日），巴齐尔和夏博先后抨击恐怖制度、谴责各政府委员会压迫议会的暴政。国民公会在这一天作出决议：任何国民公会议员未经国民公会事先听证不得被送交革命法庭。这场辩论表明，那帮实业家议员已跟正在冒头的宽容派勾结起来。例如夏博和蒂里奥，前者有投机倒把嫌疑，后者有温和主义嫌疑，而两人都是非基督教化分子。这项决议两天后即被取消。但政府各委员会已经接到法布尔·代格朗蒂纳的报警（他揭发别人只是为了更好地掩饰自己），开始从一切旨在分裂爱国者的阴谋中看到外国的黑手和皮特的金钱。它们对于夏博检举的反应，是在11月17日下令将检举人和被检举人（包括夏博、巴齐尔、德洛内和图卢兹人朱利安）统统逮捕。罗伯斯庇尔在共和二年雾月27日（1793年11月17日）《关于共和国政治形势》的报告中，对“假爱国者们残酷的温和主义和偏执的过激主义”一律予以抨击，说那些假爱国者是“外国各宫廷雇佣的密使”，他们“在危险的道路上猛推革命之车，企图使之撞碎在革命的目标上”。霜月1日（11月21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再次谴责那些“外国特务”，那帮一手策动了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卑鄙的暴君密使”。在他的推动下，普罗利、德菲厄、迪比松和佩莱拉被开除出雅各宾俱乐部。
“外国人阴谋”和东印度公司丑闻牵涉到重要人物，公开暴露出腐化，将那些实业家议员和敌国特务之间的联系大白于世，因而掀起了轩然大波，产生了重要的政治影响。圣茹斯特雾月15日写信给罗伯斯庇尔说：“若还同那伙堕落分子相互信任，这种信任就一钱不值了。”从此，人们时时处处都疑心重重，这使党派之间的争吵更趋激化，仇恨更趋强烈。“外国人阴谋”和东印度公司事件使山岳派彻底分裂，同时加剧了针对乱党的斗争。
2. 宽容派的攻势（1793年12月—1794年1月）
丹东于1793年10月离开巴黎。这年夏天他再次结婚，这时正在奥布河畔的阿尔西镇休憩。接到了库图瓦的报警后，他得知他的朋友巴齐尔和法布尔已被牵连进东印度公司事件并预感到此事可能伤及自己。丹东遂于雾月30日（1793年11月20日）急匆匆赶回巴黎。正互相串联的温和反对派很快就聚集到丹东的周围。他们的阴谋曾由于救国委员会，尤其是罗伯斯庇尔力图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而得到某些便利。为反对过激派，革命政府依靠过丹东，而且一开始并没有防备宽容派的攻势将通过极端派来破坏革命政府的组织和结束恐怖统治。
丹东领导宽容派向激进革命派迅速占据的所有阵地发动攻势。共和二年霜月2日（1793年11月22日），丹东起来反对反宗教的“迫害”，要求“爱惜人血”。霜月6日，他向反宗教的化装舞会提出抗议，要求“人们加以制止”，并要求各政府委员会“就被人们称为外国人阴谋的问题”提出报告。霜月11日（1793年12月1日），丹东走得更远了。当康邦提议强制人们用现金兑换指券（这是无套裤汉的一贯主张，而且科尔得利派也在当天的一份请愿书中要求采取该措施）时，丹东当即表示反对，并宣布“长矛”的作用已经结束：
“我们要记住：社会的大厦如果是靠长矛来推翻的，那么它的建立和巩固只能依靠理性和天才的罗盘。”
霜月13日（1793年12月3日），丹东在雅各宾俱乐部遭到反击。他随即撤退，说他并无意于“割断革命的神经”。他不得不为自己作辩解。罗伯斯庇尔出于对山岳派团结的关切，出面维护了他。罗伯斯庇尔说：“爱国者的事业是一致的，就像暴政的事业是一致的一样。爱国者应该精诚团结，万众一心！”
《老科尔得利报》的活动大大扩展了丹东派攻势的规模，政府的全部政策都被牵涉到了。卡米耶·德穆兰（作为新闻记者，他很了不起，但他作为政治家却平庸无奇）于共和二年霜月15日（1793年12月5日）开始出版他的新报纸。“皮特呵，我向你的天才致敬！”——照德穆兰的说法，所有过激的革命派都是皮特的特务。德穆兰在霜月20日出版的第2期报纸上猛烈攻击在非基督教化运动问题上有责任的克罗茨，并把他和巴黎市府检察长肖梅特联系了起来：“阿纳夏尔西和阿纳克萨戈拉以为他们在推动理性的车轮，但他们推动的实际上是反革命的车轮。”霜月25日（1793年12月15日），《老科尔得利报》第3期出版，它对整个恐怖制度和革命政府本身提出指控。卡米耶·德穆兰借用塔西佗[2]的话，通过谴责历史上最初的一些君主的罪行，谴责了恐怖的镇压政策：
“救国委员会……曾经认为，为了建立共和国，它需要暂时采取专制君主的法律原则。”
这期报纸获得了巨大成功。它唤醒了反革命的希望，使一切惶惶于恐怖统治的人都跟到宽容派的后面。罗伯斯庇尔此时还保持着对宽容派的善意中立态度。宽容派由此受到鼓舞，更加肆无忌惮，共和二年霜月27日（1793年12月17日），成功地欺骗了救国委员会的法布尔·代格朗蒂纳，向国民公会检举激进革命派的两位最突出的领袖——陆军部秘书长樊尚（由于这位秘书，布肖特部长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和革命军将领龙森。国民公会下令逮捕了他们。大恐怖的矛头难道就要转向它的创造者了吗？……各政府委员会事先没受到征询，这个把戏的目的就在于搞垮它们的权威。霜月30日（1793年12月20日），国民公会应来自里昂的一个代表团的要求（“愿继恐怖统治之后实行仁爱的统治”）和一个很有影响的妇女代表团的要求，作出了组建负责审查各种拘留案和释放错押犯人的司法委员会的决议。
然而到了霜月底，风向骤变。霜月29日（1793年12月19日），在德洛内的查封令中发现了伪造的东印度公司清算法令（原件同法布尔修正案相违，其正文下面有他的签名），丹东派的处境大为不妙。更糟糕的是，激进爱国者开始了反攻。得到报警的科洛·代布瓦突然从解放市回来。雪月1日（1793年12月21日），把夏利耶的头颅和遗体从巴士底广场护送到杜伊勒利宫的广大群众和一个里昂无套裤汉代表团簇拥着科洛·代布瓦来到国民公会。他以共和国所蒙受过的危险为名，为里昂的镇压运动进行辩护。国民公会当即表示赞赏。当晚，科洛·代布瓦向雅各宾俱乐部训话。他谴责雅各宾派的软弱，赞扬龙森的干劲，并痛斥那种对被镇压者的毫无道理的同情心：
“当爱国者的心被撕裂的时候，什么人还有多余的眼泪去哭悼自由之敌的尸体？”
救国委员会也抛弃了对宽容派攻势的善意中立态度。雪月3日（1793年12月23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采取了超党派的姿态。
在外省，对乱党的斗争实际上已在威胁政府的稳定。自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以来，革命政府同人民运动关系的破裂越来越明显，在许多方面引起政策方向的改变。许多国民公会特派员同无套裤汉断绝了联系，并把镇压的矛头转向“极端派”。在色当、里尔、奥尔良，嫌疑犯获释了。奥尔良的一名忿激派——塔布罗被关进监狱。在布卢瓦，从霜月起开始了反攻倒算。在里昂，富歇现在打击的是夏利耶的老朋友们。在波尔多，塔利安为掩饰自己的贪污而检举“过激派”。在加尔省，布瓦塞撤换了尼姆的爱国市长库尔比。到处都出现温和派与过激派的冲突。国民公会特派员们也加入了这些冲突，而不再充当仲裁人了。救国委员会意识到危险，随即予以调解，以确立自己的仲裁地位。
罗伯斯庇尔雪月5日（1793年12月25日）作的《关于革命政府的原则》报告，对雪月4日散发的第4期《老科尔得利报》作了答复。卡米耶·德穆兰在这一期报纸上以自由神（“这位自由神降自上天，她不是歌剧院的美女，不是一顶红帽子，不是一件脏衬衫或一件破褂子。这位自由神是幸福，是理性，是平等，是正义……”）的名义，要求释放“那20万被你们称为嫌疑犯的公民”，并宣称：“如果你们建立一个‘宽赦委员会’，自由肯定会得到巩固，欧洲也肯定会被降服”。罗伯斯庇尔在雪月5日以战争状态为由替大恐怖作辩护。他向国民公会概述了革命政府的理论，指出革命政府的目的是开创共和国，而立宪政府的目的则在于“维持”共和国：
“大革命是自由的抗敌战争，宪法则属于获胜的、安宁的自由制度。”
由于处在战争状态下，故革命政府需要“一种非常的能动性”：
“它应当给予好公民一切国家保护；对于敌人，它只能叫他们灭亡。”
罗伯斯庇尔以仲裁人的姿态，谴责了两个极端的派别：
“革命政府必须在两块暗礁——软弱和鲁莽，亦即温和主义和过激主义——之间航行。因为温和主义并不是稳健，就像**并不是贞洁，而过激主义貌似刚毅，也犹如水肿貌似健壮。”
雪月6日（1793年12月26日），经比约-瓦雷恩提议，霜月30日成立的“司法委员会”被撤销，宽容派的攻势由此开始走向失败。救国委员会一度还力图在斗得不分胜负的两派之间保持公允的平衡。共和二年雪月16日（1794年1月5日），卡米耶·德穆兰出版了第5期《老科尔得利报》，向埃贝尔发起了全面进攻，指控他从布肖特领导的陆军部领钱办《迪歇纳老爹报》。但是，雪月18日（1794年1月7日），《老科尔得利报》在雅各宾俱乐部受到谴责。罗伯斯庇尔警告卡米耶，最后还主张烧掉他的报纸。德穆兰反驳道：“烧掉并不是回答。”雪月19日（1794年1月8日），罗伯斯庇尔再次谴责这两大派，说他们正在威胁着革命政府，而且他们“像森林里的土匪一样”串通一气。就在同一天，在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庇尔痛斥了因亲笔修改清算东印度公司法令草案而声名狼藉的法布尔·代格朗蒂纳。他于雪月23—24日（1794年1月12—13日）的夜间被捕。第二天，当丹东为帮助朋友而出面干预此事时，比约-瓦雷恩大声嚷道：“谁坐到法布尔·代格朗蒂纳一边，谁就要倒霉！谁就是执迷不悟！”宽容派的攻势宣告失败，而且名誉扫地，立即处于政敌反攻的威胁之下。
3.过激派的反攻（1794年2月）
过激分子的“极端派”曾一度被政府对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否定态度弄得晕头转向，后来又因和某些外国极端派有牵连而受到打击，当了法布尔·代格朗蒂纳阴谋的牺牲品。然而一旦摆脱了宽容派的攻击，它就恢复了自己的影响。这个派别带动了坚持要求释放樊尚和龙森的科尔得利俱乐部，被樊尚安插满“坚定爱国者”的陆军部各机关也是它的一个堡垒。这个派别还通过埃贝尔和莫莫罗分别在巴黎市府和巴黎省产生影响。过激派致力于释放被关押的爱国者，加强恐怖统治和巩固统制经济。
科尔得利俱乐部顽强地继续推行营救樊尚和龙森的运动。这场运动成了在各平民社团和巴黎各区进行宣传鼓动的中心论题。共和二年雨月12日（1794年1月31日），科尔得利俱乐部宣布存在着压迫现象，并将写有人权宣言的木牌用帷幔蒙住。这种含蓄的威胁，加上缺乏起诉证据，革命政府试图以向激进爱国者让步来抵消温和派势力等原因，樊尚和龙森终于在雨月14日（1794年2月2日）获得释放。
加强恐怖统治的运动由此声威大振。在第一次成功的鼓舞下，在带着无节制的复仇欲望出狱的樊尚的激励下，科尔得利俱乐部更加起劲地谴责那些“新温和派”。他们要求惩罚“压迫爱国者的人”，要求“消灭沼泽派邪恶的残余势力”（雨月18日）。这分明是要清洗国民公会。这场恐怖主义运动的矛头所向，主要是那75名抗议6月2日起义的议员。这些议员被扣押起来，但在罗伯斯庇尔的关照下，他们没有被送上革命法庭。另外，曾于1792年春在温和派请愿书上签名者（人称“八千人帮”和“二万人帮”）也受到谴责。雨月24日（1794年2月12日），埃贝尔在科尔得利俱乐部高声喊道：“必须彻底推翻这个集团！”风月2日（1794年2月20日），科尔得利俱乐部决定重新出版马拉的报纸，决心用它来揭穿“那些欺骗人民的叛徒、败坏或迷惑人民的捣乱者和统治者”的假面具。
加强统制经济的运动越来越受各界人民的欢迎。因为，整个冬季经济形势都在不停地恶化。实行最高限价的决议并没有消除困难。面包虽然不缺了，但质量却很糟。谷稀价贵使得食品店产品质量大为下降，最高限价法实际已遭破坏，但无人受到惩罚。肉类供应的严重不足，在6月份就使人民大众的不满情绪达到极点。因此，请愿运动，在政策方针问题上已趋于缓和，而在生计方面仍十分活跃。尽管建立了控制经济生活的各种机构，对商人的敌意——这种平民心理最典型的反映——仍在不断地表现出来。在生计危机中受苦最深的有两个社会阶层：一是那些自身职业与战争需要没有关系因而几乎处于失业状态的工匠；一是新闻记者。他们都视暴力和加强镇压为带来富足生活的手段。埃贝尔通过他的报纸使一度消沉的恐怖精神重新活跃起来。他的《迪歇纳老爹报》第345期提出了一项重大建议：应当惩治那些把无套裤汉当狗看待、只把骨头扔给他们啃的肉店老板。要像对待无套裤汉的所有敌人一样，让他们做“热手游戏”（即上断头台）。让他们的鲜血像酒商压榨的葡萄汁一样流到新桥[3]下。
发动一场平民暴动的思想已经成形。生计危机将促使无套裤汉采取新的行动。
然而，一度受宽容派攻势影响的救国委员会却在温和主义和过激主义之间采取中立态度。但这两种矛盾倾向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呢？罗伯斯庇尔除了实行恐怖之外，只会求助于道德。他在共和二年雨月17日（1794年2月15日）《关于指导国民公会的政治道义原则》的报告中，阐明了自己的道德观。
“如果和平时期人民政府的动力在于道德，那么革命时期人民政府的动力便在于道德和恐怖。没有道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的道德是无力的。恐怖无非是迅疾、严厉而不可动摇的正义，因此也是道德的一种表现。它与其说是一项特殊的原则，不如说是适应祖国最迫切需要的普遍民主原则的结果。”
道德，也就是个人的忘我精神、对公共利益的献身精神和必要时的牺牲精神。罗伯斯庇尔试图用制度、用法定的和司法的保证来维持这种公民道德。至于恐怖，救国委员会则打算在革命法制的范围内加以节制，同时仍把它作为一种统治手段保留下来。
生计危机在冬末突然恶化。巴黎出现了严峻的形势：一场威胁革命政府生存的平民暴动似乎迫在眉睫。
4.风月危机和乱党的覆灭（1794年3—4月）
危机在共和二年冬季逐渐明朗化。革命政府建立后逐渐表现出的社会和政治演进的各种特征更加突出，并深刻地影响着风月危机。这场危机极其尖锐地提出了人民运动同革命政府的关系问题。
首先是社会危机。限价、对经济专制性的管理和领导，并不能保障给巴黎居民充足的供应。无套裤汉因物质生活极端困苦而怨声载道。粮食短缺和物价昂贵折磨着他们。最高限价法实施不力。工资虽得到增加，但抵消不了物价上涨的影响。就像不久前面包店门前的情况一样，肉店门前也排起了长队。人们凌晨3点就聚集到这里，拥挤、斗殴。缺乏农产品供应的巴黎中央菜市场里也吵成一团。深受其苦的工资劳动者掀起了请愿运动。建筑工人们要求加工资。军火工场在风月里不断发生骚乱。生计危机造成了过激的恐怖主义心理。风月8日（1794年2月26日），一位妇女在人权区的民众俱乐部里喊道：“我们还留着这些贵族干什么？难道不早就应该把这些让人民吃不饱肚子的坏蛋送上断头台吗？”
其次是政治危机。国防的需要和雅各宾派的权力概念促使革命政府愈来愈想使民众组织对自己消极服从，并把民众的民主主义做法一步步化为资产阶级的措施。无套裤汉的革命行动受到损害。巴黎各区和各民众社团的活动被引导到为战争出力方面（包括装备“雅各宾骑士”、收集硝石、抚养士兵的父母和子女），远远偏离了普遍性的政策的问题。曾逐渐被各区革命委员会控制的各基层组织，现在转而受政府支配。但这种转变是费了很多周折和冲突才达到的。温和派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些事件展开宣传，从而加剧了混乱。活动分子们了解这些情况。雪月4日（2月22日），一位演说者在“武装人”区的民众俱乐部里宣布：“你们若失去了革命的运动，哪怕只有片刻工夫，爱国者就完了！他们就死期将至了。”
共和二年风月的危机集中表现了1789年的爱国者和1793年的爱国者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本身又反映了无套裤汉和雅各宾派（或山岳派）之间，关于政治生活和社会组织的平民观念和资产阶级（亦即雅各宾派）观念之间不可消除的对抗性。在危机的背景下，“新温和派”和“坚定的爱国者”之间由各种私仇加深了的对立越发尖锐。樊尚和龙森的拥护者们仍怒气未消。风月8日（1794年2月26日），科洛·代布瓦（从里昂回来后他一直致力于调和四分五裂的爱国者）曾力图实现科尔得利派和雅各宾派的和解，但告无效。风月9日，科尔得利派再次要求逮捕那些“不配坐在国民公会议席上的叛徒们”，并特别要求逮捕卡米耶·德穆兰。激进反对派和平民不满情绪结合起来，构成了对革命政府的严重威胁。为应付这种威胁，革命政府需要采取大刀阔斧的社会措施。
共和二年风月的一系列法令就这样应运而生。早在雨月13日（1794年2月1日），国民公会就通过了拨款1万锂作救济金的决议。风月3日（1794年2月21日），巴雷尔又提出一项新的普遍限价法。风月法令走得更远一些。风月8日（1794年2月26日），圣茹斯特在作了关于在押人犯的报告之后，促使国民公会通过了查封嫌疑犯财产的法令。风月13日（1794年3月3日），又产生了一项法令，责成救国委员会提出“用共和国之敌的财产赔偿所有不幸者的办法”。
圣茹斯特宣称：
“现实的力量也许正在把我们引向我们所不曾想到的结局。为数甚众的革命之敌控制着财富，贫困迫使劳动人民处于从属于敌人的地位。你们设想一下，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民事关系导致的结果和政府的形式截然相悖，这个国家难道还能存在下去？”
他还指出：
“不幸的人是地球上的强者，他们有权以主人的姿态向忽视他们的政府说话。”
圣茹斯特在他的第二个报告的结尾处，向旧制度的君主们提出挑战：“幸福是欧洲的一个新观念。”
尽管如此，风月法令的影响却不宜夸大。阿尔贝·马迪厄对圣茹斯特“既没有得到他所希望满足的人们的理解、也没有得到他们的拥护”这一情况深为惊讶。圣茹斯特和革命政府得到了理解，这是不容置辩的。革命之敌在共和国里不得享有任何权利，他们的财产应当拿来赔偿冒着生命危险保卫共和国的爱国者。这些观点早在1793年春就开始形成，并在无套裤汉中广泛流传。因而风月法令并不带有任何特别的性质。马迪厄曾写道，圣茹斯特的结论构成“一种旨在从埃贝尔主义的混乱愿望中总结出一套社会纲领的重大企图”，对此我们也是难以苟同的。
无套裤汉和激进爱国者很早就在这方面提出了一种更激进的纲领。另一方面，即使查封嫌疑犯财产和赔偿贫穷爱国者的计划符合人民大众的要求并深受欢迎，这些以后才能表现出影响的措施并不能满足当时的迫切需要，对解决生计危机并不能带来任何帮助。圣茹斯特和罗伯斯庇尔怀有不容置疑的诚意，但风月法令只能归结为一种旨在对抗激进宣传的策略手腕。这个手腕失败了。到风月中期，由于革命政府无所事事，既不想实行保证无套裤汉生计的经济计划，又不想实行摆脱温和派威胁的政治计划。于是，这场危机恶化到了极点。
风月危机的极度恶化，表现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的反对商人和富人的恐怖主义言论上，也表现在一些反叛性公告和起义谣传上。这些起义谣传引起各政府委员会的警惕，也使科尔得利派产生错觉，激励着他们去采取他们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以清除敌对分子。他们估计加强压力可使自己最终取得优势。埃贝尔在《迪歇纳老爹报》上谴责新出现的“催眠派”——也就是罗伯斯庇尔派。在第350期上，他把“神圣的断头机”视为“点金石”。他还揭露政府在各派之间寻求平衡的政策：
“有人想两面讨好，有人要拯救那些曾阴谋反对自由的坏蛋，这是白日做梦。正义将不顾催眠派的干扰而得到伸张。”
最后，埃贝尔提出一项明确的社会纲领：
“你们要保证每个公民都有工作，要向老年人和残废人发放救济，要迅速组织国民教育以圆满完成你们的事业！”
但是，科尔得利派领袖们忽视了所有革命行动日的经验，没有注意组织他们设想中的运动，也没有切实加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人民群众对物资匮乏比对温和主义危险更为关注。
肃清过激派是一出迅雷般的惨剧，平民活动分子为之惶然失措，与革命政府的关系更加疏远。风月12日，革命军将领龙森在科尔得利俱乐部声称有必要发动起义。风月14日（1794年3月4日），写着人权宣言的牌子又被蒙上布幔，陆军部秘书长樊尚谴责那些“似乎串通一气要建立温和主义的罪恶制度”的人。卡里耶从镇压爱国者这一事实得出结论：应当举行起义——“一场神圣的起义”。埃贝尔附议道：“对，是应当举行起义了，而且科尔得利派将不是最后一批发信号消灭镇压者的人。”
看来，科尔得利派只是想搞一次群众示威，但这场示威不仅针对温和派，它的矛头直接指向革命政府及其政策。风月17日，科洛·代布瓦曾企图在雅各宾派和科尔得利派之间搞调和。对此，龙森当场报以一篇激烈的演说，大骂发明“超革命派”这个词的罗伯斯庇尔，指出“这个词成了新捣乱分子压迫最热忱的爱国者的借口”，并强烈要求人们“彻底消灭一切温和派、骗子、野心家和叛徒”。
在科尔得利派和雅各宾派的对立以及人民运动和革命政府的对立之外，还存在着抵抗和运动这两种政策的对立。坚定的爱国者要搞运动，认为唯此才能把无套裤汉和大革命牢牢地联系在一起，才能保卫大革命。埃贝尔在他的最后一期报纸中写道：“只要后退一步，共和国就完了。”由于这里指的是无套裤汉参加建立的人民共和国，因此他的话是有道理的。而对于以资产阶级的保守共和国为理想的温和派说来，前进一步则是致命的。
风月中旬开始，科尔得利集团的攻势威胁了作为政府行动基础的社会平衡。救国委员会再也沉不住气了。风月23—24日（3月13—14日）夜间，科尔得利俱乐部的主要领袖均被逮捕，并被送上革命法庭。诉讼案把外国奸细（克罗茨、银行家科克、普罗利、德菲厄、佩莱拉、迪比松）、科尔得利集团（埃贝尔、龙森、樊尚、莫莫罗）、激进爱国者（革命骑兵队上尉马聚埃尔、物资部廉洁的代孔布）和平民活动分子（科尔得利俱乐部的昂卡尔，马拉区反囤积专员、朴实的迪克罗凯）全都混在一起。他们在共和二年芽月4日（1794年3月24日）都被送上断头台。
接着便是对宽容派的清算。丹东派一度以为他们又要得势，从风月末就开始施加压力。被查封的第7期《老科尔得利报》编写了一份针对救国委员会政策的激烈控诉状。但犹豫了许久才镇压了过激派的救国委员会是决不愿失去控制权的。早在风月28日（1794年3月18日），国民公会就颁布了对法布尔·代格朗蒂纳、巴齐尔，夏博和德洛内等被牵涉进东印度公司案件的议员的控告令。对镇压埃贝尔及其朋党感到不安的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二人在支持下，终于促使犹豫不决的罗伯斯庇尔下定决心，芽月9—10日（1794年3月29—30日）夜间，逮捕了丹东、卡米耶·德穆兰、德拉克鲁瓦和菲利波。罗伯斯庇尔于芽月11日作了一次动人心弦的讲演。此后，国民公会便批准了这次行动。罗伯斯庇尔说：
“我曾经是佩蒂翁的朋友，但他的真面目一经暴露，我就抛弃了他。我也曾和罗兰有过来往，但他一叛变我就揭露了他。丹东要步他们的后尘，在我看来，他只能是祖国的敌人。”
诉讼案把一些渎职的议员、外国间谍（居兹曼和弗雷兄弟）、一个投机商、代斯帕尼亚克修士、丹东的朋友韦斯特曼将军及埃罗·德·塞谢尔等人同丹东派首领们混在一起。丹东并无惧色，大骂控告他的人们。一项法令规定：任何犯人若侮辱国家司法即可被剥夺申辩权。所有这些犯人都在共和二年芽月16日（1794年4月5日）被送上了断头台。
第三件诉讼案以一桩旨在释放嫌疑犯的“监狱阴谋”为借口，其目的是清洗反对派的残余分子。巴黎市府的国家官员肖梅特、德穆兰的遗孀和埃贝尔的遗孀、狄龙将军等，这些互相间毫无关系的人被拉到一起，并于共和二年芽月24日（1794年4月13日）被处死。
芽月的惨剧具有决定性意义。科尔得利集团的冒险企图为革命政府提供了一个契机，以加速它的演变进程。虽然革命政府在危亡关头同意跟无套裤汉结成联盟，并为维持这个联盟作出过让步，但它从来没有接受无套裤汉民主的社会目标和政策方针。对各政府委员会来说，反抗反法联盟和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以及它们的政治观念，都要求控制民众组织并将它们限定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激进民主主义范围之内。由于科尔得利俱乐部的反对派运动威胁了革命政府的平衡，革命政府便采取了镇压手段。但是，无套裤汉看到自己所信赖的、表达自己愿望的《迪歇纳老爹报》和科尔得利派被定罪，他们便对革命政府产生怀疑。政府虽然也处死了丹东，但这也无济于事。继这几场大诉讼案之后的镇压活动尽管有所节制，但仍在活动分子心中产生恐惧，各区的政治生活从此变得死气沉沉。革命政府和各区无套裤汉之间直接的、兄弟般的联系被切断了。圣茹斯特不久这样写道：“大革命冻结了。”芽月的惨剧实际上是热月政变的序幕。
Ⅱ.救国的雅各宾专政
从肃清乱党到罗伯斯庇尔派垮台，从芽月到热月，革命政府不再受到争议。尽管在客观环境影响下进行过某些改动，政府的地位仍相当稳固。中央集权不断强化，恐怖统治更加严厉，经过清洗的各级权力机关俯首听命，国民公会成为橡皮图章。但革命政府的社会基础却遭到严重削弱。1793年夏季危机期间，巴黎各区的活动分子曾迫使政府建立了一些符合他们的社会和政治愿望的特别机构，如7月间设立的反囤积专员、9月间设立的革命军等。各政府委员会在无套裤汉协助下取得统治权后，曾做过大量工作来调整各个机构和统一革命军队。风月危机和芽月审判使他们得以取消人民运动的独立性，并清算人民运动所强迫建立或创造的各种机构。共和二年芽月7日（1794年3月27日）解散了革命军，12日（4月1日）取消了反囤积专员。巴黎市府遭到清洗，各区的民众社团也被取缔。人民运动被纳入雅各宾专政的轨道。各政府委员会虽获得了“强制力”，但却失去了人民的信赖。在芽月到热月期间，革命政府和人民运动日益离心离德。
1.革命政府
自1793年夏季以来，革命政府的组织形式和性质一直在演变着，到1794年4月间便大致确定下来。葡月19日（1793年10月10日）法令，尤其是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构成了该政府的宪章。圣茹斯特在他1793年10月10日的报告中，罗伯斯庇尔在他《关于革命政府的原则》（共和二年雪月5日，即1793年12月25日）的报告及《关于指导国民公会的政治道义原则》（共和二年雨月17日，即1794年2月5日）的报告中，都为革命政府制定了理论。
革命政府是一个战时政府，按罗伯斯庇尔的说法，“大革命是自由的抗敌战争”，而自由的敌人在国内国外都存在。革命的目的是建立共和国。一旦敌人被打垮，就应恢复立宪政府，即恢复“获胜的、安宁的自由制度”（不过也只能待到敌人被打垮的时候）。由于现在是战时，“革命政府需要一种非常的能动性”，应当“行如霹雳”，粉碎一切反抗。因为不能“对和平和战争、对健康和疾病实行同一种对策”，所以革命政府拥有“强制力”——即恐怖统治。罗伯斯庇尔提出；“难道强制力只是用来保护犯罪的吗？”……革命政府“对于人民的敌人除了处死以外别无选择”。这种恐怖只是用来拯救共和国的，作为“民主或人民政府之基本原则”的美德，是革命政府不至于变成专制政体的保证。美德，“也就是对祖国和法律的热爱”，是“把一切私人利益汇同于公共利益的高尚献身精神”。罗伯斯庇尔得出结论：
“在法国大革命的制度下，凡是不道德的便是不得当的，凡是使人堕落的便是反革命的。”
这样一来，大革命的目的就十分明确了：
“我们要执行大自然的意志，完成人类的计划，遵守哲学的诺言，宽恕使犯罪和暴政得以长期统治的天命。愿过去在被奴役国家中著名的法兰西超越历史上一切自由民族的荣耀而成为各民族的榜样，使压迫者为之丧胆，使被压迫者为之快慰，使世界为之增光。愿我们在用自己的鲜血巩固我们事业的时候，至少能看到普遍极乐时代的灿烂曙光。” （共和二年雨月17日）
国民公会本来是“政府动力的唯一中心”，它代表着国家主权，掌握着最高权力。各委员会在它的监督下从事行政工作，执行它的决议。但在芽月以后，行政权力却成了政府体制的首要部分，议会实际上成了它的从属机构。
国民公会的各委员会（在共和二年共计21个）领导或控制着行政机构的各个部门。实际上，只有两个委员会有效地行使着政治权力，这就是救国委员会和。
每月都进行重选的救国委员会这时已削减到11名成员（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库通、比约-瓦雷恩、科洛·代布瓦、巴雷尔、卡诺、科多尔省的普里厄和马恩省的普里厄、让邦·圣安德烈和兰代）。它“处于行政机构的中心地位”，一切政府机关和公职人员都处于它的“直接监察”之下。它通过地形测量局领导外交和战争，通过武器弹药委员会领导军火生产，通过物资委员会领导国民经济，并通过共和二年花月末创建的警察局下达逮捕令，侵越的职权。虽然救国委员会的某些成员各自任有专职（如兰代专管生活资料、科多尔省的普里厄专管军火），实际上大家都在齐心协力地指导政治和领导战争。
救国委员会还管辖着临时行政会议的6位部长。1794年4月1日（共和二年芽月12日），按照卡诺向国民公会作的一个报告，这6位部长为12个执行委员会所取代。这些执行委员会均由国民公会根据救国委员会的举荐任命，它们完全听命于救国委员会，救国委员会则通过“控制政府的意图并就各项重大措施向国民公会提出建议”来保持自己的主导地位。
也是逐月重选的较晚些时候才稳定下来（其成员有阿马尔，穆瓦斯·贝勒，画家达维德、勒巴，下莱茵省的路易、瓦迪耶、武朗等等）。根据1793年9月17日的法令，“一切有关个人和国内一般治安的问题”均受该委员会的“特别监察”。负有实施惩治嫌疑犯法的使命，领导治安工作和革命司法，是一个恐怖机关。
各省行政机构都按共和二年霜月14日法令简化，由此加强了中央集权。省级行政机关染有联邦主义嫌疑，因而失去大部分权力，只能负责税收、公共工程、国有财产等事务。两个主要行政区划是县和市镇，前者负责“监督贯彻革命法令和治安救国措施”，后者负责执行这些法令和措施。市政府每10天得向县政府汇报1次工作，县政府每10天也得向各政府委员会汇报1次。
检察官的编制被取消后，在各县行政机关和市政府侧畔都安插有国家官员。这些官员负责“敦请和监督各项法令的贯彻，检举贯彻过程中的各种玩忽职守的行为和可能出现的违法行为”。派驻各县的国家官员每10天必须向两政府委员会作1次汇报。
各革命委员会（即1793年3月21日建立并经过当年9月17日法令改组的原监视委员会），成为惩治嫌疑犯法的执行机关。它们均由12人组成，每个市镇设1个，大城市的每个区设1个（但许多乡村并不曾有过这种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权力主要在治安方面，可开列嫌疑犯名单，执行挨户搜查和逮捕。这些革命委员会每10天必须就它们的工作向作一次汇报。
民众的俱乐部和社团的革命警惕性有助于加强政府的行动。
雅各宾俱乐部在各省都建立了自己的分部。雅各宾派来源于中层资产阶级，往往是国有财产的获得者，因而都属于抵抗派人物。他们面对险象环生的形势，力图保持1789年取得的政治和社会成果。为此目的他们曾同人民和无套裤汉结成了联盟。他们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拥护者，他们接受统制经济和限价政策只是把它们作为一种战时措施和对民众要求的让步。随着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接二连三的清洗，雅各宾俱乐部的构成更趋向民主化。出身于中等资产阶级的雅各宾派所占的比例在1789—1792年间是62%，到1793—1794年间降至57%；而手工业者和军人所占的百分比在同一期间由28%升至32%；农民的比例也由10%升至11%。
无套裤汉聚集到成分更加平民化的各友好协会中。这些友好协会是在小学教师当萨尔于1790年2月2日成立了“两**国者联谊社”（该协会也设在圣奥诺雷街的雅各宾修道院里）之后，在巴黎发展起来的。1792年8月10日以后，这些向小人物开放的区级会社在巴黎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国民公会于1793年9月9日禁止区议会为常设机关。此后，平民活动分子们把原有的民众团体改造成区民社团，或重新创立一些民众团体。这些新型的区民社团构成巴黎人民运动的基层组织。平民活动分子们即通过这些社团左右各区政治，监督行政机构，并向市政当局和中央政府施加压力。从共和二年秋季到春季，密如蛛网、行有成效的民众团体遍布共和国，其数量之多数不胜数。在一度面临反革命威胁的东南部，民众团体特别多：在沃克吕兹省，154个市镇中有139个民众团体；在加尔省，382个市镇中有132个团体；在德罗姆省，355个市镇中有258个团体；在下阿尔卑斯省，260个市镇中有117个团体。这些爱国组织在战胜国内敌人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然而，在坚决拥护政府政策的雅各宾俱乐部及其分部和表现着大革命总进程中人民运动独立性的各区民社团之间，很快就发生了对抗。芽月以后，各政府委员会依靠雅各宾俱乐部，为统一革命力量进行了巨大努力。在当时，雅各宾俱乐部的“总部”成为“舆论的唯一中心”。在政府的压力下，巴黎各区的社团只得解散。39个区民社团就这样在共和二年花月和牧月间消失了。各政府委员会破坏了人民运动的支柱。由于这些委员会把一个始终具有自己的愿望和民主习惯的独立运动强行纳入雅各宾派的框框，从而激起了无套裤汉的反对。于是，无套裤汉和雅各宾派资产阶级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对抗。
共和二年春，随着国民公会驻各省特派员被召回，政府的中央集权化最终得以加强。特派员的权力起初很广泛，后来受到共和二年霜月14日法令的限制。为贯彻这一法令，国民公会还在1793年12月派出一大批、也是最后一批特派员。但这些特派员必须听命于救国委员会，每10天必须向救国委员会作1次汇报，并再不能授权他人，也无权征召军队或征收革命捐税。芽月30日（1794年4月19日），21名国民公会特派员被召回。救国委员会宁愿使用自己的官员，如巴黎的朱利安。他是德罗姆省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曾检举过卡里耶在南特及塔利安在波尔多的过度暴行，并使他们被召回。有时救国委员会还把自己的1名委员作为特派员派出去，如在获月里被派往诺尔省前线的圣茹斯特。
然而中央集权并不能推行到底。救国委员会还得考虑到国民公会和其他委员会。康邦经管的国库也不受救国委员会的控制。对自己的特权极为珍惜，不大支持救国委员会警察局的工作。两委员会之间的冲突加速了革命政府的垮台。在外省，尽管救国委员会花了很大力气，政府措施的贯彻仍然很不统一。
2. “强制力”和大恐怖
惩罚意志自1789年以来就一直是革命心理的基本特征之一。正如乔治·勒费弗尔所指出，人民群众和大革命的有远见卓识的领袖们针对“贵族的阴谋”表现出“防御反应”和“惩罚意志”。正是从这里产生了民众的激动情绪和各种屠杀事件。也是从这里，自1789年以来陆续产生了那些常设委员会、搜查委员会和。1789年10月11日法令把关于危害国家罪的终审判决权授予巴黎夏特莱宫。1792年8月17日，建立了1个特别法庭，该法庭两天后制定了1项简捷的诉讼法，取消了向最高法院的上诉。9月屠杀标志着民众恐怖的顶点。由于吉伦特派对使用镇压手段（即使是合法的镇压）深为反感，1792年11月29日，他们撤销了8月17日建立的法庭。
恐怖统治的建立是危机恶化所致。但随着革命政府的建立和巩固，恐怖渐渐正规化和合法化了。1793年3月10日，为了防止新的民众屠杀，成立了有权审理“所有反革命活动”的革命法庭。9月5日，该法庭受到改组，它由国民公会任命，按一种简化的诉讼程序（取消起诉陪审团）进行终审判决，不得上诉最高法院。1793年3月21日创立的各监视委员会，按9月17日颁布的惩治嫌疑犯法，被交由管理。此外，国民公会还建立了一些按特殊诉讼法审判的军事法庭，如1793年3月19日针对旺代叛乱分子、28日针对流亡贵族建立的一些军事法庭。对于旺代叛乱分子、流亡贵族及流放中归国的反抗派教士（所有这些人都被认为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审判工作往往只是验明正身和宣判死刑。
在第二阶段，恐怖统治的强度是因省而异、因特派员及当地恐怖主义者的势力而异的。镇压的范围按客观环境和危险的大小，同时也根据负责人的性情以及他们对于法律文件的解释而伸缩。有些负责人把前斐扬派、老温和派、抗议8月10日起义或5月31日至6月2日起义的人统统治罪。经济危机的恶化、统制经济的实行，使嫌疑犯数量激增。聚敛金钱的富人、违反最高限价法的生产者和商人，都在嫌疑犯之列。最后，非基督教化运动也进一步扩大了恐怖统治的范围，未很快放弃圣职的宪政派教士和顽固坚持宗教信仰的教徒都遭到镇压。
在乱党垮台及芽月审判之后，恐怖统治的中央集权加强了。在此之前大恐怖一直是针对大革命的敌人的，而现在它已在伤及各政府委员会的反对派。各委员会不断加强控制。赫赫有名的恐怖主义者，如富歇、、弗雷隆、塔利安、卡里耶等，渐渐都被召回。根据圣茹斯特《关于普遍治安和乱党罪行》的报告而作出的共和二年芽月27日（1794年4月16日）法令规定：“被指控搞阴谋的嫌疑犯，不论该犯在共和国的什么地方，都必须移送巴黎的革命法庭。”花月19日（1794年5月8日），国民公会特派员们在外省建立的革命法庭和委员会均被撤销。不过勒邦在阿腊斯创立的革命法庭一直维持到获月22日（1794年7月10日）。花月21日（1794年5月10日）还成立了奥朗日民众委员会。这些都是具体环境造成的例外。
共和二年牧月22日（1794年6月10日）法令颁布后，地地道道的“大恐怖”开始了。这是当时的环境条件所促成的。牧月1日（1794年5月20日），科洛·代布瓦遭到一个名叫阿德米拉的人的枪击，4日（5月23日），人们抓住了企图攻击罗伯斯庇尔的塞西尔·雷诺，她后来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反革命信念。贵族的阴谋就这样在大战前夕一再表现出来，反映了反革命势力的冥顽不化。恐怖主义浪潮席卷了巴黎各区，人们的惩罚**犹如火山爆发。然而自发反应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恐怖统治已经简化和强化了。库通（牧月22日法令的提议人）宣布：“问题不在于惩罚几个典型以儆效尤，而在于消灭暴政的一切死心塌地的仆从。”
被告的辩护权和预审均被取消，陪审员仅凭精神方面的证据就可以定罪，法庭只能在开释和死刑之间作出选择。大革命之敌的定义被大大扩展。“问题主要不在于惩罚他们，而在于消灭他们。”牧月法令的第6条列举了人民之敌的各种类型，即：“凡以践踏、诽谤爱国主义来赞助法兰西之敌者，凡图谋降低士气、败坏风俗、改变革命原则的纯洁性与活力者，凡以任何手段和披着任何伪装来危害共和国的自由、统一与安全，或力图阻挠共和国之巩固者。”
在恐怖统治的最后阶段，人们一般均采用“大杂烩”的办法审案。依据贵族阴谋的宽泛概念，人们可以在一次诉讼案中控告一群相互间并无关联的被告。他们因反对国家的阴谋而被看作一丘之貉。巴黎各监狱挤满了嫌疑犯（达8 000多人），很让人担心发生犯人暴动。某些受到严重夸大的迹象使人们相信有人在搞“监狱阴谋”。因此6月份有3批人，7月份有7批人被处死。这些人都是从几个主要拘留所（比塞特尔、卢森堡宫、卡尔默、圣拉扎尔）提来的。从1793年3月到共和二年牧月22日这一期间，在巴黎处死过1 250人。可从大恐怖法令颁布到热月9日的一个多月里，竟有1 376人上了断头台。据革命法庭公诉人富基埃-坦维尔描绘，“脑袋如板岩似的纷纷落地。”
人们对于恐怖统治的结果看法不一。关于受拘嫌疑犯的数字，有人估计为10万人左右，有人则认为达30万之众。关于被处死的人数，据多纳尔德·格里尔估计，约在3.5万—4万之间，其中包括在南特和土伦未经审判被处死的人数。根据这位历史学家的统计，革命法庭和各种特别法庭宣布的死刑达16 594起：从1793年3月到9月有518起，从1793年10到1794年5月有10 812起，从1794年6月到7月有2 554起，在1794年8月有86起。从地区分布来看，16%的死刑是在巴黎判决的；71%的死刑发生在国内主要战区，其中19%在东南部，52%在西部。定罪的动机同这地区分部情况相吻合：78%的死刑是为惩治叛乱、叛变而宣布的。思想上的犯罪行为（煽动反抗、联邦主义、阴谋）所招致的死刑占19%。经济方面的犯罪（伪造指券、贪污）所招致的死刑只占1%。至于被处死的人的社会成分，原第三等级占84%（其中资产阶级占25%，农民占28%，无套裤汉占31%），贵族只占8.5%，僧侣占6.5%。乔治·勒费弗尔强调指出：“但要知道，在这样的斗争中，对叛徒的处罚要比对宿敌的处罚更加不客气一些。”
因此，恐怖统治基本上是为保卫革命和国家，对付叛乱分子和叛徒的一种工具。大恐怖像内战一样（它本身也是内战的一个方面），从民族中清除了那些因其贵族属性或决心与贵族阶级生死与共而不能结合到社会中来的分子。它把“强制力”授予各政府委员会，使它们得以恢复国家的权威并令所有的人遵守救国的法则。它使阶级利己主义暂时沉默，从而促进民族团结感情高涨。尤其是恐怖统治使统制经济得以强制实施，这对夺取战争胜利和完成救国事业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意义上，恐怖统治是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
3.统制经济
统制经济是应国防的急需而建立的。在对外贸易因封锁而停顿、法国四面受敌的时候，通过全民动员征召来的战士们急需吃饭、穿衣和武器装备，城市的居民急需粮食供应。所以，自1793年夏季起，革命政府就一步步地加强统制经济。
征用工作以法国的全部物质资源为对象。以死刑惩治囤积者的1793年7月26日法令强迫生产者和商人申报存货，并为核实这些存货任命了一些“反囤积专员”。农民交出了粮食、草料、羊毛、大麻，手工业者交出了自己的劳动产品。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百姓们还得拿出武器、鞋子、被褥和被单。如共和二年雾月10日（1793年10月31日）圣茹斯特在斯特拉斯堡征收了5 000双皮鞋、1 500件衬衫，雾月24日（11月14日）又从该城市的富人中征收了2 000张床来安顿伤员。各种原料——金属、绳缆、做弹药筒用的羊皮纸、硝土等——都被收集起来。教堂的大钟也被拿下来去化铜。所有企业都必须在国家的监督下为民族的利益工作，以便最大限度地发展生产，应用由救国委员会动员起来的学者所发明的新技术。征用措施限制了企业的自由。
限价措施是征用措施的必要补充。1793年5月4日法令规定了谷物和面粉的最高限价，但实际上没有实行。9月15日法令重申了这一规定，9月29日法令强制规定了各种生活必需品的“普遍最高限价”（比1790年价格高1/3，由各县按具体情况执行），以及工资的最高限价（比1790年高一半，这一限价由各市政府负责执行）。为了贯彻这一新立法并监督贯彻的情况，国民公会于共和二年雾月6日（1793年10月27日）创立了一个从属于救国委员会的物资委员会。该委员会做了大量的调整工作，于风月2日（1794年2月20日）公布了产品生产地的全国最高价目表。各个县应加上运输费（就谷物和面粉来说，每驿里[4]的运输费系4苏半）、批发商的利润（5%）和零售商的利润（10%）。这样，最高限价法强行规定了利润余额，抑制了投机，限制了利润自由。
经济国营化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生产和外贸，军队的需求在其中起主要作用。救国委员会事实上并不曾把民用的粮食供应国营化。这种限制经济自由的生产和交换制度，在无套裤汉眼里显然带有某种社会价值。但救国委员会只是迫于需要才推行统制经济的。资产阶级对于限制经济自由的国营化充满敌意。统制经济对救国委员会来说只能是一种保卫国家和革命的权宜之计。
生产部分地国营化了——或是直接通过创建国家工场，或是间接地通过向制造商供应原料，通过整顿，监督、征用和限价。国家武器弹药制造工场的投产有力地推动了军备工业的发展，如巴黎制造步枪和刀剑的大型工场，以及由拉卡纳尔（在贝尔热拉克）和诺埃尔·普安特（在穆兰）创建的一些军火工场，还有巴黎的格勒奈尔火药厂。但救国委员会没有建立更多的国家工场（卡诺对这种工场持反对态度），并拒绝把矿业国营化。
外贸的国营化搞了几个月。从1793年11月起，物资委员会掌握了外贸大权。它向国外派出官员，征用商船，在各港口建立国营货栈。为了资助同中立国的贸易和保证在汉堡、瑞士、热那亚和美国等地购货的支付，物资委员会征集了葡萄酒、烧酒、丝绸和呢绒，向这些国家和地区出口。共和二年雪月6日（1793年12月26日），康邦下令按平价征购外汇。在处死埃贝尔之后，对外贸的控制便开始松懈。从风月23日（1794年3月13日）起，批发商们获得了一些便利，因为政府为保障粮食供应和生产，开始寻求同大商人合作。各港口的批发商被召集到各商业事务所，物资委员会派出国的官员都被召回法国。这种符合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演变只能激起无套裤汉的反对。
市民的粮食供应从未直接国营化。在共和二年芽月12日（1794年4月1日）改为贸易和供应委员会的物资委员会，基本上为满足军队需要而使用征调权，很少关心消费者。资本集中化的发展不足与总体统计的缺乏使得居民的需求得不到精确测定，无法制定全国性的粮食供应规划。因此实行征调以供应市场便成为各县的事务。监督磨坊主、管理面包坊，建立定量供应制度等，也由各市政府去办理。许多城市（如特鲁瓦）的面包坊完全归市府经营，有些城市（较少一些，如克莱蒙费朗）连肉店也归市府经营。对于其他产品，除了糖和肥皂以外，物资委员会不感兴趣，它仅满足于公布最高限价。而救国委员会则发展到禁止一切地方政府搞征用的地步。无套裤汉试图通过革命监督强迫商人尊重限价法，但毫无成效。地下市场，尤其是农产品的地下市场猖獗地发展起来。共和二年芽月12日（1794年4月1日），反囤积专员被取消。这时，为照顾生产者、种植者、手工业者和商人，救国委员会不顾无套裤汉的尖锐指责，渐渐放松了对民用粮食供应的管理。最后，救国委员会开始容忍各种违犯生活资料（面包除外）最高限价法的行为。
随着革命政府和人民运动的分裂日益明显，一种新经济政策在1794年春初具轮廓。深刻了解中产阶级愿望的救国委员会开起倒车，它安抚商人，放松管制，缓和统制经济的立法。统制经济的推行主要是为军队和国家的利益服务的。救国委员会不可能看不到：最高限价法的实施是导致原第三等级解体的一个因素。因为资产阶级和有财产的农民是带着反感情绪接受统制经济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虽然要求对生活必需品实行最高限价，但当最高限价强加到自己头上时便感到气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