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在9月初就已形成。当埃贝尔谴责国民公会中的“催眠派”的时候，各区的情绪日益激奋，它们的行动和请愿书也与日俱增。在这种热狂的气氛中，传来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土伦被王党分子交给英国人了！爱国的焦虑，对贵族阴谋的担忧，加上生计问题引起的不安，构成了引发一次恐怖主义冲动的最合适的因素。9月2日晚，雅各宾俱乐部为了救亡，决心采取行动。

1793年9月4日，一场长期受压抑的人民**爆发了。从早晨起，一群一群的工人（主要是建筑工人和军工工人）源源不断地开到沙滩广场，向巴黎市府要面包。这些群众的工人成分是不容置辩的。他们来自无套裤汉中最贫困的阶层，属于这些劳动者中的那些既非小店主、又非工匠的层次。他们的工资是用日益贬值的指券支付的，生活极度痛苦。市府的领导人试图让示威者平静下来，但纯属徒劳。示威者们高呼：“我们需要的不是许诺，而是面包，而且必须立即就给！”

肖梅特跳上一张桌子，喊道：“我先前也是穷人，所以我很了解什么是贫穷。这里发生的是一场富人反对穷人的公开战争，他们要把我们消灭掉。好吧！我们要先发制人！应当由我们来消灭他们，因为我们是有力量的！……”

人们决定第二天举行群众示威，用人民的心愿左右国民公会。

1793年9月5日，各区汇集了一支浩浩****的游行队伍，高喊着“向暴君宣战、向贵族宣战、向囤积者宣战”的口号，开向国民公会，把国民公会包围起来，然后以和平的方式涌入议会大厅。议员们在人民众目睽睽之下议事。首先，帕施代表巴黎市府和各区谴责囤积者的阴谋勾当和有产者的利己主义行为。随后，肖梅特宣读了一份请愿书，要求建立一支革命军来保证农村的谷物征调，并安全地把征集到的谷物运到巴黎。比约-瓦雷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建议逮捕嫌疑分子，这在无套裤汉看来是很有必要的措施。国民公会不经征求救国委员会的意见就径直作出让步：不仅通过了逮捕嫌疑分子的法令，而且决定清洗那些负责查寻嫌疑分子的革命委员会。这就把恐怖提上了日程。根据巴雷尔的报告，国民公会还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一支由6 000名步兵和1 200名炮兵组成的革命军的提案。国民公会最后又通过了丹东的一项提议：限定各区每周只得举行两次集会，参加集会的公民每人发给40苏的津贴。

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是人民的胜利。无套裤汉强迫政府采取了他们长期要求的措施。不过这个胜利并不彻底，因为9月5日的那些决议特别富于策略性。9月4日国民公会也只是作了建立普遍限价制度的许诺，而这种制度是人民群众最基本的要求。巴黎无套裤汉由于保持对国民公会的压力，才争取到谷物和饲料的全国最高限价（9月11日）和普遍最高限价（29日）的实行。山岳派资产阶级同样也不情愿损害经济自由。

这是人民的胜利，同时也是政府的胜利。因为法制得到了维护，合法的恐怖压倒了直接的行动。救国委员会也挺住了，它懂得及时退向自己所选择的阵地，结果它扩大了权力，革命政府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3.人民的成就和政府的巩固（1793年9—10月）

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之后，人民仍保持着自己的压力，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只好违心地走上恐怖和统制经济的道路。这场人民运动的影响是两方面的。它同时也使革命政府陷于同国民公会内部强大反对派的斗争，从而延缓了革命政府巩固的进程。各区和各俱乐部的活动分子要求通过广泛清洗行政机构，清除公共生活中的嫌疑分子，扩大镇压规模等方式强化恐怖统治。持续的生计危机从另一方面促使他们坚持主张实行对经济的全面管制，实现早已许诺、但一再被推迟的普遍限价。

9月里，救国委员会一直在玩弄手腕，时而利用人民运动来控制国民公会，时而操纵国民公会来阻止人民运动。它作出一些必要的让步，同时一步一步地加强自己的地位。9月6日，曾支持过人民要求的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被任命进入救国委员会。13日，被改组，从此它的成员名单须由救国委员会向国民公会提出。对于其他各委员会也作出了同样的决定，政府权力由此进一步集中。救国委员会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此之前一直和它平起平坐的各委员会均被它控制。救国委员会成为政府行动的中心。

9月5日被提上日程的大恐怖是由人民群众的行动一步一步强行实现的。在各区的控制下，各行政机构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洗运动。陆军部的清洗在该部秘书长樊尚推动下搞得特别引人注目。市府总委员会改组了所有的革命委员会，从而使它们不再受各区当局的控制。各区的议会和委员会也从自己的成员中清除了温和派、 “冷漠派”和不冷不热的分子。国民公会和政府各委员会与其说领导了这场清洗，不如说接受了这场清洗。人民群众对镇压比对清洗更热心。由于各政府机关不下决心实行全面镇压，人们的恐怖主义要求变得更加强烈。9月中旬的时候，各革命委员会已在巴黎市府推动下着手逮捕嫌疑分子，街上出现了要进行屠杀的流言蜚语。9月8日，一些被解往亚培伊狱的犯人就表示过他们对去年旧事重演的担心。国民公会也感到这种危险，感到事态有可能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1793年9月17日，为了防止对9月5日通过的各项方针政策滥加解释，国民公会根据梅兰（杜埃人）的报告，通过了“惩治嫌疑犯法”。该法律给嫌疑犯下了很广泛的定义，使之能牵涉一切革命的敌人。据此，逃亡者的亲属（除非他们曾表现出拥护大革命）、所有被拒绝发给公民证的人、被停职或被开除的公职人员均被视为嫌疑犯。从更普遍的意义上讲，所有在举止或交往上，言谈或文字方面颇似“暴政或联邦主义拥护者和自由之敌”的人，所有不能说明自己有正当谋生手段的人（这是针对投机商而言的）也都被视为嫌疑犯。一切革命委员会都负有开列嫌疑犯名单的责任。

在9月4日被原则上通过的统制经济也是在巴黎群众的压力下才最后建立起来的。人们认为9月11日规定的全国谷物和面粉最高限价解决不了所有问题。9月中旬，面包铺门前又聚集起了人群，请愿书也增多了。9月22日，巴黎各区在市府的支持下，向国民公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你们在原则上通过了要对一切生活必需品实行限价……人民穷困难熬，正在急不可耐地等候着你们的决定！”同时，救国委员会也在同国民公会内部的一个激烈的反对派搏斗。为了利用人民运动的威力（人民运动的要求已由此得到了一些满足）来制服国民公会，救国委员会决定加强对经济的管制。1793年9月29日，普遍限价法通过了，由此限定了食品和工资的价格。最必需的食物的价格在各县都被限定在比1790年的平均价格高1/3的水平上，违章者以嫌疑犯论处。要限定食品的价格就不能不限定劳动日的价格，所以该限价法也把各市镇的工资额限定在比1790年的工资高一半的水平上。此法的推行非常困难，需要更严厉的手段、更高的集中化。恐怖和专政由此得到决定性的发展。

与此同时，忿激派被肃清，国民公会中反对派被迫缄口。救国委员会的地位巩固了。

肃清忿激派的先决条件是民众的分裂。雅克·鲁、勒克莱尔和瓦尔莱冒险地走到了前列。担心控制不住局面的政府很容易把他们作为打击的目标。1793年9月19日，半官方的《山岳派报》写道：

“人民的运动只有当暴政使它成为必要的时候才是正当的……那些坏蛋发起凶残而不正当的运动来为我们的敌人服务，或满足他们的特殊利益。他们终将受到世人的耻笑和鄙视。”

救国委员会为了保证自己的政策获得成效，不愿继续容忍那些“不正规”的运动——往往闹得过火的民众运动。经检举，雅克·鲁于1793年9月5日再度被捕，这次他再没有能够获释。瓦尔莱的命运也是一样，由于领导过人权区反对限定区议会每周召开两次的法令，他于1793年9月18日被下令逮捕。他曾这样慷慨陈词：

“你们想蒙住人民的眼睛、削弱他们的监督吗？眼下是什么时候？正是祖国面临危险，人民不得不把大权交给你们的时候，而这种大权是需要加以有效监督的！”

当时勒克莱尔正在他的《人民之友报》上继续进行反政府运动。他在雅各宾俱乐部受到谴责和逮捕的威胁，遂于9月21日将报纸停刊。最后还剩下女演员克莱尔·拉孔布领导的革命共和派妇女协会。该协会在1793年10月20日被解散，同时遭禁止的还有一切妇女结社。救国委员会就这样遵循着事变发展的逻辑，制服了各民众组织。对于那种至少是无套裤汉所理解的主权，政府是不太关心的。从长远后果看，这只会使那些民众组织与政府疏远。

经过一场极其激烈的议会辩论，国民公会内的反对派一度被迫缄口。1793年9月24日，布肖特宣布撤销诺尔方面军统帅乌夏尔的职务（他曾在翁德斯考特获胜，但后来在默南失利）。这是一个进攻的信号。9月25日，已退出救国委员会的蒂里奥猛烈抨击政府的政策，指责统制经济和清洗运动。他最后指出：“必须制止这股把我们卷向野蛮状态的狂潮。”这一指控反映了国民公会的隐衷。瓦朗西埃纳地区投降时正在当地任特派员的布里耶受到国民公会的欢迎，并被补充进入救国委员会。这反映了国民公会当时的精神状态。罗伯斯庇尔在这场辩论中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威望和辩才：

“……我向你们宣布：那个当敌人进入瓦朗西埃纳时正待在该地区的人是不能充任救国委员会委员的……这似乎很冷酷，但更冷酷的还是两年来由于叛变和软弱而导致10万人丧生这一事实。我们之所以吃亏，就是因为我们对待叛徒太手软了！”

国民公会被征服了，表示继续信任救国委员会。

通过辩论，救国委员会加强了权力。1793年10月10日，国民公会根据圣茹斯特的报告，宣布法国政府“直到和平恢复前一直保持革命的状态”。革命政府的基础（即在救国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实行一整套特别措施）是在9月份奠定的。现在，经济方面的需要和普遍最高限价的实施要求确立这种政府。1793年10月10日的法令便是朝这个方向迈进的第一步。

圣茹斯特曾宣称：“这些法律是革命的，而执行法律的人们却并不革命……必须用统治者的意志去压制少数君主主义者，用征服的权利去统治他们，才能建成共和国……对于不能用正义去统治的人，就得用武力去统治……如果政府本身不是以革命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要贯彻这些革命的法律是不可能的。”

结果，所有的部长、将军和法定社团都被置于救国委员会监督之下。救国委员会还同作为新行政组织支柱的各县建立直接通信联系。专制的原则胜过了选举制原则。

人民运动把恐怖提上日程，它通过惩治嫌疑犯法组织了政治恐怖，通过普遍限价法组织了经济恐怖。9月危机有力地推动了革命政府。救国委员会得到了巩固，它已掌握最高权力。但这种最高权力的最后确立还须经受一些新的考验。

Ⅲ.雅各宾救国专政的组织（1793年10—12月）

宣布直到和平恢复前一直保持革命状态后，政府一步一步地健全起来。它全力争取边境战争的胜利和消灭国内反革命势力。在政治上，救国委员会力求使镇反正规化，把恐怖维持在合法的范围内，并控制人民的运动。然而请愿运动仍在继续，而且主要涉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镇压问题。9月份采取的那些措施使无套裤汉得到某些满足，但并没有使他们解除武装。他们的影响在1793年10—11月期间仍十分强大。但政府已表现出把人民运动限定和维持在狭小范围内的意图。突然间，爆发了非基督教化运动，人民运动由此重新高涨。救国委员会极力加以阻止，由此加深了同无套裤汉之间的裂痕。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稳固了救国委员会的权力，加强了它的统治，同时也承认了6月2日以来的演变趋势。

1.大恐怖

1793年9月着手组织的大恐怖，10月里才在人民运动的压力下付诸实施。截至9月份，260名被送到革命法庭的人犯中有66名被处以死刑，约占1/4。无套裤汉运动的胜利开始了革命法庭的一个新阶段：9月5日，该法庭一分为四，其中两个分庭同时工作。救国委员会和联合拟订法官和陪审员名单。富基埃-坦维尔仍然担任公诉人，埃尔芒被任命为庭长。

10月份开始审理一些重大政治案件。10月3日，根据阿马尔的报告，吉伦特派被送交革命法庭。同时，玛丽-安托瓦内特也根据比约-瓦雷恩的报告被送交革命法庭。王后10月6日上了断头台，她的处死成了“迪歇纳老爹最大的乐事”。对21名吉伦特派的审判10月24日开始。当辩论似乎要没完没了地拖下去的时候，国民公会决定：陪审员可在3天后表态。这帮吉伦特派于10月31日被处决。埃贝尔整个秋季都在搞恐怖主义宣传，有力地激发了无套裤汉的惩罚意志。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平等11月6日被处死后，《迪歇纳老爹报》又向革命法庭提出忠告，要求“法庭趁热打铁把叛徒巴伊、无耻的巴纳夫……连连送上断头台。”该报第312期赞扬了神圣断头机的美德，告诫人们不要有任何手软行为。罗兰夫人、巴伊和巴纳夫相继于11月8日、10日和28日被处死。在1793年的最后3个月里，395名被告中被判死刑的有177名，占45%。1793年8月底，被拘于巴黎各监狱的囚犯约有1 500人，到10月2日增至2 398人，到12月21日又猛增到4 525人。

在外省，恐怖的规模取决于叛乱的严重程度和国民公会特派员的气质。没有内战的地区往往没有恐怖，至少在1793年年底之前是如此。在诺曼底，联邦派叛乱被击溃后，就没有判过死刑，兰代曾在那里号召普遍和解。在备受旺代叛乱**的西部各省，雷恩、图尔、昂热、南特等主要城市都有5人军事法庭在活动。他们对于手执武器的叛乱者，在验明身份后即行处死。在南特，国民公会特派员卡里耶纵容人们不经审判便在卢瓦尔河淹死犯人。他用这种方式在12月到次年1月间处死了2 000—3 000人，其中有反抗派教士、嫌疑犯，也有土匪和违犯普通法的人。塔利安在波尔多，和弗雷隆在普罗旺斯也领导了镇压运动。和弗雷隆曾在土伦实行过大规模集体处决。在里昂，叛乱给共和国带来过多大的危险，恐怖就相应具有多大的规模。为了制服叛乱，从1793年8月9日到10月9日进行了整整两个月的围攻。10月12日，根据巴雷尔的报告，国民公会决定夷平该城市：“所有富人住宅均得摧毁，只留下穷人的房屋及被杀害或被流放的爱国者的住宅；……这些保留下来的房屋群今后应取名为‘解放市’。”

起初库通只让人们拆毁贝勒库尔广场上的几所房子。但11月7日来到里昂的科洛·代布瓦和富歇却组织了大规模镇压。审判过于宽大的原人民司法委员会被一个革命委员会所取代。1 667人被判死刑。执行死刑时用断头机来不及，还辅以步枪排射和机枪扫射。

恐怖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往往也由于当时的形势而带上一定的社会意义，因为国民公会特派员没有无套裤汉群众和雅各宾派骨干分子的支持就不能立足。许多特派员都以组织全国总动员为主要使命，他们坚决贯彻各项于国防和国内安全必不可少的措施。担任其他特派员也通过向富人征税、组织革命军、创设工场和济贫院等措施，使他们的革命行动带上显著的社会意义——伊佐雷和夏斯勒在诺尔省、圣茹斯特和勒巴在阿尔萨斯省、富歇在涅夫勒省……都是这样做的。共和二年雾月10日（1793年10月31日），圣茹斯特和勒巴下令向斯特拉斯堡的富人征税900万锂，其中200万用于满足贫民爱国者的需要。霜月1日（11月21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汇报圣茹斯特执行任务的情况时指出：“你们看，他为穷人的生计搞垮了富人。这种做法唤起了革命的力量，鼓舞了爱国者的斗志。贵族都被推上了断头台。”

大恐怖在经济上也有鲜明表现。在巴黎，市府主要通过建立面包定量供应卡制度控制了食物的分配，同时授权各区反囤积专员进行挨户搜查，并采取镇压措施迫使人们尊重限价法。1793年9月9日决定成立、10月初组建起来的革命军各分遣队，穿梭巡回于巴黎周围各产粮区，农民们纷纷交出粮食。然而政府仍拒绝向巴黎各区的压力作出让步，坚持现行的反囤积立法。1793年10月23日，巴黎各区要求国民公会建立一个选自贫穷公民的惩治囤积者特别陪审团，这一行动没有成功。在外省，最高限价法的贯彻需要更严厉的手段，大恐怖通过威慑提供了这种手段。纯经济的动机不构成死罪。大部分城市都仿照巴黎建立起面包的定量供应制度，往往还发展到把面包坊收归市有。配给制度必须以正常的供应为前提，因此救国委员会于1793年10月22日倡导成立物资委员会，以协调商品流通，促进生产发展。该委员会拥有极广泛的权力，可以支配生产、贸易和运输。救国委员会由此控制了国家的整个经济生活。它的代理人和国民公会特派员所拥有的强制力使它得以将统制经济制度强加给工商业者。

正当恐怖统治在救国委员会日益严格的控制下逐渐正规化的时候，救国委员会还不得不去应付一种新形式的人民运动。这场运动，差点儿夺去了它的统治地位，也险些动摇了革命政府的根基。

2.非基督教化运动和对自由殉道者的崇拜

非基督教化运动的根源，既应当到1790年以来宗教政策的某些方面中去探寻，也应当到民众心态的某些特征中去探寻。从1790年起，反抗派教士就站到贵族一边。到1792年，连宪政派教士也受到许多革命派的怀疑。除了那些表示过拥护人民运动的神甫（如雅克·鲁），大部分宪政派教士仍然保持着君主主义倾向，为8月10日事件，尤其为国王的断头而痛心疾首。这一情况在1793年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作为温和派的宪政派教士很自然地倾向于吉伦特派和联邦主义。由此，人民群众对他们的敌意有所加强。许多政治家认为已没有必要继续教士法的尝试。1792年11月，康邦提议停发教士的薪水。但这些政治家也很难想象国家可以不要教堂、人民可以抛弃宗教仪式。一种革命的崇拜在1790年初具轮廓——7月14日的联盟节便是这种崇拜最初的壮丽表现。通过公民节庆、纪念仪式（如7月14日的典礼）、盛大葬礼（如为米拉波举行的葬礼）等，这种新宗教的各种教仪慢慢约定俗成地建立起来。教士也参加了这些活动。但是，1793年8月10日创立的全国统一和不可分割节则是纯世俗性的。与此同时，围绕着“自由殉道者”——勒佩勒蒂埃、夏利耶，尤其是马拉，形成了一种真正的群众崇拜热。

在非基督教化运动爆发前的几个月里，巴黎发生的一些事件，就已反映出某些活动分子的非基督教化意向，如1793年6月圣体瞻礼期间发生的事件，寻找贵金属和解取教堂的钟制造兵器的事件。1793年9月12日，法兰西先贤祠区要求开办“自由学院”，每个星期天都要在那里宣传“盲信的可怕”。所以，非基督教化运动是应一种潮流而生的。这种潮流的各种表现自无套裤汉参与政治生活以来尤其引起人们的注意。反宗教的情绪和国防的需要交织在一起，共同推动着这场运动。贵金属可以维持指券的信用，教堂大钟的铜可用以铸炮。非基督教化运动还具有一种经济意义。“搜寻金银”往往既是该运动的一个起因，又是它的一个结果。

革命历的采用在奥拉尔看来是大革命最富于反基督教色彩的措施。它表明，国民公会和革命资产阶级的情绪在这方面跟人民先进分子的情绪是一致的。1793年10月5日，国民公会通过了罗姆关于从共和国的第一天——1792年9月22日——开始建立共和纪年的报告。据此，1年分为12个月，每月30天，分为3旬。另加5天或6天补足日，最初叫作“无套裤汉日”。这样，每旬的第10天代替了礼拜天。这些旬末节冲击着宗教礼仪。1793年10月24日，法布尔·代格朗蒂纳（《下雨了，下雨了，牧羊女》的作者）又作了一个关于历法的报告，为每个月都发明了一个富于诗意的名称（葡月、雾月、霜月、雪月、雨月、风月、芽月、花月、牧月、获月、热月、果月）。这种使日常生活非基督教化的尝试由雾月15日（11月5日）法令补充完成。该法令创立了一整套公民节日。法案的报告人玛丽-约瑟夫·谢尼埃对议员们说：

“你们摆脱了偏见，有代表法兰西民族的资格。你们知道怎样在被打倒的各种迷信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唯一普遍的宗教。该宗教既无秘诀也无奥义，其唯一的信条就是平等，其布道者就是我们的法律，其高级神职人员就是我们的法官。该宗教只在祖国——我们共同的母亲和神明——的祭坛前烧大家庭之香。”

但直到此时，天主教崇拜仍未遭到打击，至少仍未遭到合法的打击。

严格意义上的非基督教化运动，是在某些国民公会特派员的推动下，首先在外省搞起来的。1793年9月21日，富歇在纳韦尔大教堂主持了布鲁图[1]胸像的落成典礼；9月26日，他向穆兰的民众社团宣称要用对共和国和自然风尚的崇拜取代“那些迷信的和虚伪的崇拜”。10月10日，富歇终于禁止了一切教堂外的宗教仪式，并把葬仪和墓地世俗化了。他下令在墓地入口处题字：“死亡是永久的安眠。”在罗什福尔，勒基尼奥把教堂改成了真理庙；在索姆省，迪蒙禁止各机关过礼拜天，把它改为旬末日；德鲁埃在莫伯日下令没收用于宗教的各种珍贵物品，说这些东西是“盲信和愚昧的装饰物”。有些特派员还鼓励教士结婚。

非基督教化运动是从外部强加给国民公会的。肖梅特曾在9月底回家乡涅夫勒省作了一趟旅行，还同富歇一起出席了21日的典礼。他后来建议巴黎市府采取类似的一些措施。10月14日，市府禁止教堂外的各种宗教礼仪。不过市府的举措很审慎，埃贝尔到10月末才在第301期《迪歇纳老爹报》上指责教士。运动的动力来自别处。共和二年雾月9日（1793年10月30日），科尔贝依附近的里斯市市府向国民公会宣布该市已用布鲁图取代圣布莱斯做自己的保护神；雾月16日（1793年11月6日），同一个县的曼纳西市的一个代表团宣布放弃天主教崇拜，要求取消本教区，并在国民公会会场上搞起反宗教的假面舞会活动。里斯和曼纳西的无套裤汉为什么行动起来呢？也许是受反对宪政派教士的各种反革命阴谋的挑动，也许是迫于那些受革命军部队支持的、在科尔贝依县征集谷物的本省和行政会议特派员们的压力。……就在雾月16日这一天，国民公会作出决议：各市镇有放弃天主教信仰的权利。

非基督教化运动由此加快步伐。雾月16日晚，议员莱奥纳尔·布尔东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表了激烈攻击教士的演说。民众社团中央委员会（德菲厄、佩莱拉、普罗利等极端分子在其中活动）随之宣读了一份关于取消宗教信仰预算的请愿书草稿。在雾月16—17日夜间，这一请愿活动的倡导人在议员阿纳夏尔西·克罗茨和莱奥纳尔·布尔东陪同下，找到巴黎主教戈贝尔，强迫他放弃教职。戈贝尔主教遂于雾月17日（1793年11月7日）和他的助理司钵们一起来到国民公会庄重地辞去了教职。肖梅特立即到市府汇报了“教士的狂热和把戏在临终时哀鸣的难忘场面”，并推动人们作出决定：在前大主教教堂——巴黎圣母院举行自由神节庆活动。雾月20日（1793年11月10日）举行了这一节庆活动：祭坛上耸起一座象征性的山岳，一位女演员在那里扮作自由神。参加这一活动的国民公会应肖梅特的要求，当即通过决议把圣母院改为理性庙。非基督教化运动在几天内席卷了巴黎各区。17日晚，杜伊勒利宫区在议员蒂里奥的要求下放弃了基督教信仰；19日，格拉维利埃区在莱奥纳尔·布尔东推动下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各革命委员会和民众社团也行动起来。霜月5日，首都所有的教堂都改成理性庙。霜月3日（1793年11月23日），巴黎市府决定关闭所有教堂，从而认可了这一既成事实。

对自由殉道者的崇拜随着非基督教化运动发展起来。不过，非基督教化运动是在无套裤汉之外的一些人发动下搞起来的，而对殉道者的崇拜来自人民群众对马拉的崇敬。在1793年夏季危机中，无套裤汉通过这种崇拜表达自己坚定的共和主义信念、人民的同心同德以及革命信仰的勃发。新宗教崇拜的盛典以某种方式取代了传统宗教崇拜的盛典。传统的宗教崇拜仍有人搞，但这种活动越来越惹眼，不久就被限制到教堂内，最后终被禁止。1793年8月间，巴黎许多区和民众社团都参加了纪念马拉的盛大葬仪和马拉、勒佩勒蒂埃胸像的揭幕仪式。新宗教信仰的各种特征由此开始明确起来。在9月里，由于无套裤汉最终取得了优势地位，这种新宗教信仰也开始普遍化。圣坛和仪仗陆续出现。由此，各种共和主义的典礼有了一种真正宗教式的排场。公民宗教仪仗在10月里日益增多。马拉、勒佩勒蒂埃，加上在里昂被反革命分子杀害的夏利耶，形成了一个革命的3人偶像群。非基督教化运动成为殉道者崇拜的推动力。这种崇拜在巴黎各区都确立起来。教堂一旦被封闭，该崇拜便成为民众活动分子在天主教废墟上建立共和主义宗教信仰的组成部分。对自由殉道者的崇敬和对理性神的崇拜融为一体。尽管理性神以一位歌剧院小姐的形象表现出来，它仍是一个极为抽象的神明。在已变成理性庙的各教堂里，3位自由殉道者的画像取代了天主教诸圣人的画像。但从1793年秋季起，政府当局，尤其是山岳派资产阶级的某些派别就感到了崇拜这些殉道者的危险性：这种崇拜极力宣扬马拉以极端方式表现出来的革命情绪。救国委员会对非基督教化运动展开反击，遏制了这种崇拜。

非基督教化运动从12月初就开始刹车。共和二年雾月21日（1793年11月11日），当民众社团中央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要求国家不再向任何宗教信仰提供俸禄时，国民公会拒绝表态。雾月27日，罗伯斯庇尔在关于共和国内部形势的报告中指出，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危险在于会失去那些中立分子。霜月1日（11月21日），他又在雅各宾俱乐部大力主张信仰自由。尽管他并不拥护天主教，但他觉得废除这一宗教是一个政治错误。因为即便不使一大部分信奉传统宗教的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大革命，大革命的敌人也已够多了。罗伯斯庇尔指出了一些“外国代理人”，即德菲厄、佩莱拉、普罗利“这些不讲道德的人”，他暗示人们：那些推翻天主教祭台的人很可能就是以煽动家面目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说：

“想阻止天主教信仰的人和做弥撒的人是同样的盲信之徒……国民公会不允许迫害老老实实的宗教使者。但是一旦这些使者胆敢利用他们的职能欺骗公民，挑起各种偏见和君主主义情绪来反对共和国，国民公会就将严惩他们。”

丹东自10月起一直住在阿尔西。“外国人阴谋”的揭露引起了他的不安，促使他回到巴黎。丹东回来后，加强了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霜月6日，丹东激烈攻击反宗教假面舞会，要求“人们加以制止”。霜月8日，罗伯斯庇尔再次指出非基督教化运动的危险性。第二天，发现风向有变的肖梅特促使巴黎市府认可信仰自由。但由于不再给教士发薪，市府仍把教会和国家分离了开来。共和二年霜月16日（1793年12月6日），国民公会也通过一项法令，庄严地重申信仰自由的原则。但霜月18日，议会又根据巴雷尔的建议明确表示无意触动已经采取的措施，尤其无意改动议员们的决定，由此限制了霜月16日法令的影响。被封闭的教堂仍紧闭着大门。非基督教化运动仍在继续，但采取了潜在的方式，因地区及国民公会特派员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平衡的发展状况。在1794年春，开门的教堂越来越少。

尽管成就有限，救国委员会还是取得了优势。它遏止了人民的运动，没有让非基督教化运动把自己陷入困境。差不多与此同时，军事形势的不断好转也加强了救国委员会的地位。

3.最初的胜利（1793年9—12月）

革命政府以争取胜利作为自己存在的唯一理由和目标。救国委员会若不迅速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就不可能成功地树立自己的权威，甚至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

在无套裤汉陆军部长布肖特的积极配合下，救国委员会调整了对战争的领导，有力地推动了战事。1793年8月14日，职业军官卡诺和科多尔省的普里厄进入救国委员会主持军务。前者负责指导作战，后者负责制造军火。但战役的计划、将军的任命都须经过救国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罗伯斯庇尔（据他的笔记本中的记载所示）和圣茹斯特在指导战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让邦·圣安德烈在长期任职中领导并发展了铸造工场、步枪制造工场、硝石工场和船舰制造工场。兰代在物资委员会中勤勤恳恳地从事对军队和制造工场的供应工作。卡诺被称为“胜利组织者”是当之无愧的，但这是跟全体救国委员会的努力分不开的。所谓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和库通没有参与妥善组织胜利的说法，纯系救国委员会的幸存者制造的热月党传说。这些幸存者企图把大恐怖的责任推到这些被抛弃的人身上，把保卫共和国安全的光荣归于自己。

1793年夏天开始进行物资动员。当时什么都缺，商店和军械库都空了。而军队的兵员7月份前就已增至65万人。所有以往可以从国外购买的东西都不得不在国内征集。救国委员会把当时最好的学者同自己的努力结合了起来，科学研究第一次被系统地用来为国防服务。当时优秀学者中首屈一指的蒙日可谓多才多艺。他在共和二年雾月撰写了《大炮制造工艺》一书，和哈森弗拉茨一起组织了巴黎规模宏大的武器制造工程，并在以革命方式采集硝石和发展火药生产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化学家贝尔多莱也曾忙于造火药。旺代蒙德编写了一本《白刃制造程序》的小册子。矿务工程师哈森弗拉茨曾担任过负责军火制造的特派员……在巴黎，为了组织武器大生产运动，所有的铁业工人都受到征召，所有的花园和广场都建起炼铁炉。步枪产量到共和二年年底每日近700支。在1793年12月间，发动了以革命方式开采硝石的运动，要求公民们把各自地窑里含硝土都收集起来，要求各市政府建立工场来冲洗硝土以提取“杀暴君的火药”。无套裤汉在硝石采集运动中表现出高涨的爱国热情。这种巨大的努力到1794年春才真正产生结果。在此期间，救国委员会应付了最紧急的情况，并击退了敌人的入侵。

在军队中实行的大恐怖也起了促进作用。救国委员会之所以能够征集、装备、武装和供养14支军队并带领它们走向胜利，应归功于全国总动员、征用、最高限价、全民军火制造以及对指挥人员的清洗和迫使将军们俯首听命等措施。但若不是革命政府拥有恐怖所赋予的权威，所有这些措施不可能得到贯彻并取得成效。参谋部和指挥人员受到了清洗，从原第三等级的不同成分中和穷贵族中选拔出新一代军事干部。然而救国委员会始终不愿意用一刀切的措施开除所有贵族的军职和公职。生于1762年的儒尔当被任命为诺尔方面军统帅；生于1761年的皮什格吕被任命为莱茵方面军统帅；生于1768年的奥什则做了摩泽尔方面军的司令。将军们均被置于文官政权的严格控制之下，必须服从领导。1793年宪法第110条规定：“不设最高统帅。”一切人，无论是将军还是士兵，都必须遵守同样严格的革命纪律。乌夏尔将军于1793年9月6—8日在翁德斯考特打了胜仗，攻占了默南。但他不听救国委员会的指示，突然下令撤退，结果撤退变成了溃逃。结果，乌夏尔被解除职务并送上革命法庭，最后以破坏战役计划的罪名于1793年11月15日被判处死刑，押上了断头台。但是，不能认为压在将军们头上的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上级。当摩泽尔方面军的奥什强攻凯泽斯洛泰恩失利后，救国委员会就曾安慰并鼓励过他。由于国民公会特派员积极鼓动士兵们的爱国主义热情，军队重振了士气。“不胜利毋宁死”成为共和国军队的口号。

胜利的形势在1793年秋即已明确。

攻克里昂标志着联邦派叛乱的结束。对里昂的围攻持续了很久。该城市在普雷西公爵和王党分子的煽动下进行顽强的抵抗，使得围攻战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消耗了阿尔卑斯方面军不少力量。1793年9月29日，共和派占领了富尔维埃尔，但直到10月9日才进入这座被改名为解放市的城市。随后，救国委员会才腾出手来加强对土伦的围攻。迪戈米埃指挥这场围攻战，当时有炮兵上尉波拿巴辅助他。1793年12月15日开始进攻，19日即克之。后来土伦改名为山岳派港。

旺代叛乱也是由于救国委员会采取了有力措施才被粉碎的。战功卓著的美因兹卫戍部队开到旺代，对天主教和王党的军队给以决定性的打击。所有共和派武装力量被合编成西部方面军，由莱谢尔指挥，克莱贝尔辅佐之。两支强大的共和派纵队从尼奥尔和南特出发追赶叛匪，会师于肖莱，后于1793年10月在当地歼灭了叛乱的旺代人。但拉罗舍雅克兰和斯托夫莱带领2万—3万人跨过了卢瓦尔河，一直窜到格朗维尔，打算夺取一个港口以便求助于英国人。11月13—14日，他们攻打国民公会议员勒卡尔庞蒂埃负责守卫的格朗维尔城失败，遂掉头南窜，12月3—4日又受挫于昂热城下，最后夺路逃往勒芒。1793年12月13—14日，马尔索和克莱贝尔率部经过一场激烈的巷战粉碎了这股匪徒。旺代叛军的残部于12月23日在卢瓦尔河河口的萨夫内被击溃和消灭。旺代战争就此告终。当然，拉罗舍雅克兰和斯托夫莱又渡过了卢瓦尔河，夏雷特也一直占领着马莱，但旺代叛乱毕竟再也不能构成直接危险了。

侵略军的撤退也是救国委员会奋斗的结果。国境线曾到处都被敌人突破。在诺尔省沿海，约克公爵率领的英荷联军8月底封锁了伦敦政府要不惜一切代价夺取的敦刻尔克。在桑布尔河一带，科布尔亲王率领的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占领勒凯斯努瓦要塞后，9月底又向莫伯日发起进攻。在萨尔，布伦斯维克公爵率领的普军尚不甚活跃，但乌尔姆塞尔率领的奥军却向莱茵河大举进犯，10月13日攻占“维桑堡防线”，封锁朗多并侵入阿尔萨斯。救国委员会向各处发布了进攻令。

乌夏尔的军队在翁德斯考特战胜了掩护围攻敦刻尔克的弗雷塔格部队，从而解救了由苏昂和奥什英勇守卫着的敦刻尔克。这场战役从1793年9月6—8日打了3天之久，战局混乱，又没有获得全胜——乌夏尔坐视弗雷塔格部队逃之夭夭，没能切断进攻敦刻尔克的英军后路。不久乌夏尔就在默南吃了荷兰人的败仗，随后被撤职并被砍了脑袋。然而，翁德斯考特战役却是共和国军队长期来的第一次胜利。

1793年10月16日，儒尔当（在卡诺辅佐下）统率的诺尔方面军在瓦蒂尼获捷，莫伯日也由此得救。国民公会特派员和将军们一起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而莫伯日要塞司令在战斗过程中却毫无动作，结果被撤职并且上了断头台。奥军则撤往蒙斯。这次胜利并不是决定性的。但继翁德斯考特战役之后的瓦蒂尼战役证明救国委员会政策是正确的，它进一步加强了军队的信心。

解救朗多拖的时间较久。当奥地利将军乌尔姆塞尔入侵阿尔萨斯的时候，布伦斯维克及其在萨尔的普军仍按兵未动。圣茹斯特和勒巴被派到阿尔萨斯，博多和拉科斯特被派到洛林。救国委员会重组了东部的军队并加强了皮什格吕指挥的莱茵方面军。奥什被任命为摩泽尔方面军司令后，曾于11月28—30日在凯泽斯洛泰恩向布伦斯维克发动进攻，但未得手。奥什被提升为两军最高统帅之后，又发起攻势，1793年12月29日夺取维桑堡防线，封锁朗多，并进占斯皮尔。普军向美因兹败退而去，奥军也撤到莱茵河右岸。

到1793年底，入侵敌军已在全线撤退。西班牙军队在比利牛斯山脉西段被赶到比达索阿河边，在东段被赶过特克河。凯莱曼在10月里解放了萨瓦。这时物资动员也开始显出成效：全国总动员征召的兵员汇集到一起，军工生产开始上马，并于11月初向国民公会展示出它们生产的第一批步枪。事实证明救国委员会的国防政策行之有效。

4.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法令

1793年12月初，人民运动日趋稳定。政府对非基督教化运动的攻击使各区和各俱乐部的活动分子们张皇失措。救国委员会从6月2日起一直极力遏制和引导的群众**被打了下去。同时，调整政府在各省的行动也势在必行。恐怖统治表现出多样性。国民公会特派员一般都依靠雅各宾俱乐部和各民众社团，信赖当地的无套裤汉。所以，不同人的不同倾向产生出错综复杂的势力争斗，恐怖措施的贯彻也由此呈现出极大的不同。各地的特派员和雅各宾派固然成功地维持了民族的团结，但他们的行动缺乏纪律和协调性。这两种行政权力——一种是选举产生的，另一种则来自革命的运动——并存的状况往往加剧局势的混乱。看来，规定各种权力的范围，使之服从中央的权力，把群众的革命自发性明确地导向革命政府指定的目标，这的确很有必要。

这种必要性，由于经济形势的迫切要求而显得更加突出。由各县建立的普遍最高限价带来很多不平等现象。1793年9月29日法令未提到的，诸如运输价格、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利润等方面，也有限定的必要。有些地区，如南部已在发生饥荒，而有些地区粮食却多得吃不完。由此出现混乱和麻烦的局面。救国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央集权，以便整顿经济管理，统一最高限价，实行对外贸易国营化，从而实现各省之间的平均分配。经济上的需要和政治上的迫切性都促使救国委员会去确立自己对整个国民生活的绝对权力。

共和二年霜月14日（1793年12月4日）的宪法性法令是和这一目标相吻合的。由此确定了战时共和国的临时宪法，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

“国民公会是领导政府工作的唯一核心”（第1条）。但“根据1793年10月10日法令，一切行政司法机构和公职人员都受救国委员会直接监察。根据1793年9月17日法令，对于所有与个人有关和涉及一般治安及国内治安的事务享有特别监察权”（第2条）。

巴黎市府的检察长变成了“国家官员”，成为革命国家的一个普通代表，由各政府委员会管束。各县都有一名指派的而非民选的国家官员任县长，因而基本上成为一个行政区域。各省只能起次要作用了。政府保留了派遣特派员的权力，禁止各法定权力机关通过特派员搞串联和组成中央议事会。民众社团也同样不许这样做。尽管仍保留着中央革命军，各省自己的军队却解散了。各种革命税收也被禁止。

事变本身的逻辑导致中央集权的重建，导致政府的稳定和政府权力的强化。这些正是救国委员会所执著追求胜利的先决条件。但是，人民运动的行动自由就此完结了。

与此同时，形势发展使这种专制性中央集权重新受到怀疑。大革命胜利了。12月19日收复了土伦，23月粉碎了旺代叛乱，29日解了朗多之围。恐怖统治难道不可以就此松懈、专政难道不可以就此缓和吗？向往和平生活的人，向往经济自由的人，都希望救国委员会放松约束，削减权限。然而，还在持续的战争和春季重新发动的战役却仍然需要这些保障胜利的条件。如果救国委员会向日益公开的宽容派攻势退让（它突然制止非基督教化运动的行动似乎已经是这种退让了），它还能保持无套裤汉的信任这一胜利的基本条件吗？革命政府刚刚站稳脚跟就遭到了反对派的两面夹击。

[1] Brutus（Marcus Junius，约公元前85—前42年）古罗马政治家，因刺杀搞独裁的恺撒而著名，在大革命中被共和派奉为偶像。——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