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伦特派刚被消灭，由山岳派支配的国民公会就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反革命势力由于联邦派叛乱而更加嚣张了。同时，被物价高涨激怒了的人民运动也加强了它的压力。政府机构也显得无力控制局势，丹东在救国委员会以谈判代替作战。1793年7月间，国家已处在崩溃的边缘。
就在山岳派困于矛盾处境而犹豫不决的时候，广大人民群众出于自己的需要和仇恨，挺身而出，强制推行了各项重大救国措施。首先是1793年8月23日的“全国总动员”。为了控制人民的活动，维护同资产阶级（唯有这个阶级能够提供必需的干部）的联盟，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革命政府。在1793年7月到12月这一期间，这个革命政府在无套裤汉和山岳派或激进民主资产阶级这一双重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该政府的一些最有远见的领导人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地捍卫前第三等级的革命团结（亦即民族团结）。但他们能否克服联盟中的各种固有矛盾？民族危亡的局势曾使这些矛盾一度隐蔽了起来。但可以预见，一旦胜利了，这些矛盾就会重新暴露出来。
Ⅰ.山岳派、温和派与无套裤汉（1793年6—7月）
山岳派多亏巴黎无套裤汉的帮助才战胜了吉伦特派，然而他们并不打算向巴黎无套裤汉的压力让步。在6月2日以后的好几个星期里，山岳派一直在考虑怎样才能在不引起吉伦特派的反动的同时刹住人民的运动。他们对于争取那部分在自己同吉伦特派斗争中保持过中立的资产阶级极为关注，因而设法照顾有产者和温和派。他们决计不实现5月31日起义委员会的平民活动分子们提出的全部政纲——除逮捕吉伦特派以外，还要把所有“上诉派”开除出国民公会，建立一支享受军饷的、负责逮捕嫌疑犯和保障巴黎粮食供应的革命军，实行谷物最高限价并把一切生活必需品纳入限价范围，清洗军队和行政机构，尤其要罢免贵族分子……山岳派极力通过抛弃恐怖和保护财产权，通过把人民运动限制在窄小的范围内来安抚资产阶级。但这种平衡是很难实现的。7月份，危机一加剧，平衡就被打破了。
1.山岳派的和解措施
整个6月份山岳派都在等待时机。尽管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6月8日曾推动国民公会否决了巴雷尔和丹东在两天前提出的撤销各监视委员会的建议（让邦·圣安德烈在辩论中曾宣称：“应该知道，人们可以打着自由的幌子来扼杀自由。”），他们却没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革命军没有成立，关于强制公债的讨论突然中止。圣茹斯特7月8日关于在押或逃跑的吉伦特派议员的报告也极为温和：“自由对于被解除武装和已屈服于法律的人是并不可怕的。”问题在于通过使各省放心和消除对巴黎无套裤汉专政的顾虑来团结各省。
在社会方面，他们努力通过3项法令来满足农民的要求。1793年6月3日关于逃亡贵族地产出售方式的法令规定，这些地产应分成小块以便于贫农购买，而且购买者可以延期10年付款。6月10日关于分配公有地的法令使分配可以随意进行。据此，公有地将按居民人数平均分配，每人的地块将由抽签决定。7月17日关于封建制度的法令通过无偿废除一切封建权利，甚至包括那些建立在原始文书上的封建权利，彻底摧毁了封建制度。那些存放在各市政府书记室的封建文书应予以烧毁。吉伦特派的失败对于农民说来意味着土地的最后解放。
在政治方面，山岳派迅速通过了一部宪法，想以此洗清搞独裁的罪名，同时使各省安下心来。这部“1793年宪法”是根据埃罗·德·塞谢尔的报告，经过一场短时间的辩论后于6月24日通过的。该宪法确定了政治民主制度的一些基本特征。
该宪法正文前的人权宣言较之1789年的人权宣言更前进一步，因为它的第一条就宣布“社会的目的是公共的幸福”。它还确认了劳动权、生存权和受教育权：
“公共救济是一项神圣的义务。社会应当保障不幸的公民的生存——或是通过为他们提供工作，或是通过向那些没有工作能力的公民提供生存手段。”（第21条）
“人人都需要受教育。社会应当尽其所能地促进公众理性的发展，让所有公民都能够受到教育。” （第22条）
最后，1793年的人权宣言不仅像1789年人权宣言那样承认了反抗压迫的权利（第33条），而且还承认了起义权：
“当政府侵犯人民权利的时候，起义对于全体人民和对于人民的各个部分都是最神圣、最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35条）
罗伯斯庇尔在4月24日提出的财产权的定义是没有争议的：“财产权是属于一切公民的、享受和随意支配自己的财产和收入以及劳动和产业成果的权利。”（第16条）
1789年的人权宣言只字未提经济自由。而1793年的人权宣言第17条明明白白地确认：“公民们做任何工作、栽培任何作物、从事任何贸易，都不得加以禁止。”山岳派并不愿意走社会民主的道路。
该宪法的主要注意力在于保证作为政治民主主要柱石的国民代议制的绝对优势地位。孔多塞的吉伦特派方案中所考虑的两级选举制被否定。人民的直接选举保证立法权力对行政权力、议员对行政机构的支配地位。立法议会是用直接普选、单名投票和绝对多数当选的方式产生的，任期1年。24人的行政会议由立法议会在各省通过普选指派的83名候选人中遴选产生，因而各部部长是隶属于国民代议机关的。国家主权的行使由于公民投票制度（这种制度在孔多塞的方案中就有了设想）而扩大了范围：宪法，某些情况下一些简明的法律，都应经过人民批准。
1793年宪法在19世纪上半叶成为共和派心目中政治民主的象征。它在付诸人民批准时以180多万票赞成对1.7万票反对的多数获得通过。有10万多投票人表示要在附加一些带温和倾向的修正案后才愿意接受该宪法。公民投票的结果于1793年8月10日公布。这一天是君主制垮台的周年纪念日，也是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的节日。但是这部宪法（妥藏其本文的“圣约柜”存放在国民公会的议会大厅里）将等到和平恢复时才能实施。
2.反革命的进攻
山岳派国民公会的温和调解的政策并没有制止内战蔓延。吉伦特派在自己控制的各省起来反对国民公会，他们在旺代叛乱愈演愈烈、边境上反法联盟军队步步进逼的时候，掀起了联邦派叛乱。
联邦派叛乱是5月“区民运动”的继续。巴黎起义和开除吉伦特派的消息在里昂和波尔多加速了叛乱的步伐，扩大了叛乱的规模。那些被宣布逮捕后逃走的吉伦特派领袖与在一份反对6月2日起义的抗议书上签过名的75名右派议员联合起来，策动了各省的叛乱。在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在西南部和南部，在弗朗什-孔泰，各省当局都宣布了分立。原来的区民运动领袖变成了联邦主义者，他们建立了一些委员会和审判爱国者的特别法庭，关闭了各俱乐部，还企图招募军队。冈城成了吉伦特派西部的首都。已经夺取了里昂（夏利耶于7月17日在那里被处死）的叛乱者，又相继控制了波尔多、尼姆、马赛和土伦。到6月底，已有大约60个省公开处于反对国民公会的叛乱状态。但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之间，以及在诺曼底和西南部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保王党的旺代。图卢兹终于不愿步波尔多的后尘，从而阻断了阿坤廷和下朗格多克两地区间的联系。普罗旺斯人的法国南部地区和里昂之间的德罗姆，在雅各宾分子约瑟夫·帕扬领导下成了爱国者的坚强堡垒。边境各省份也仍在效忠国民公会。
“联邦主义”的社会内容较其政治外貌更引人注目。联邦主义的起因部分地在于地方分立主义持续存在，但主要还是由于阶级利益的一致性。早在1793年5月15日，罗讷-卢瓦尔省议员夏塞就写道：“重要的是生命，此外还有财产。”6月2日起义后，他便跑到叛乱的里昂，作了叛匪头目。在被宣布为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之后，他便逃亡到国外，直到共和四年才回国。联邦派叛乱基本上是由掌握了各省行政权力而又担心财产安全的资产阶级搞起来的，同时也得到所有旧制度拥护者的支持。而平民成分较多的各市政府则敌视这种叛乱，工人和工匠决不愿为富人作战。叛乱各省下达的征兵令遭到人民群众的冷淡和敌意。此外，叛乱的领导人中间很快发生了分裂。真正的共和派不甘心追随王党，他们对外国入侵和旺代叛乱深感忧虑，很不情愿受反动派利用。但王党分子很快就在东南部取得了联邦派叛乱的领导权。尤其是在里昂，那里的普雷西伯爵还得到了撒丁国王出兵阿尔卑斯山牵制法军的允诺。
国民公会积极组织力量镇压叛乱。它尤其注重打击首恶，对胁从则采取宽容政策。最大的威胁来自诺曼底方面，因为没有一支军队来掩护巴黎。但是，1793年7月13日，在帕西絮厄尔的几支吉伦特派纵队一看到从巴黎各区征召来的几千士兵就溃乱了。他们的首领——比佐、佩蒂翁、巴巴卢等人放弃了冈城，继而又放弃了布列塔尼，撤到了波尔多。被派到诺曼底的罗贝尔·兰代在尽量避免镇压手段的情况下迅速平定了该地区的叛乱。弗朗什-孔泰地区各省不战而降，但波尔多却坚持得比较久，直到9月18日才被攻占。在东南部，人们一度十分担心马赛、尼姆的叛乱者同里昂的叛乱者汇合起来。但德罗姆省仍忠于国民公会，落到尼姆人手里的圣灵桥又被夺了回来。曾攻克迪朗斯、夺取阿维尼翁的马赛人也被击退了。卡尔托将军的部队7月27日进占阿维尼翁，8月25日进占马赛。但8月29日，王党分子向英国人开放了土伦港，并把地中海舰队交给了英国人。里昂也在顽固地坚持叛乱。夺回这些城市需要下决心进行正规的攻坚战。10月9日里昂被攻克，土伦直到1793年12月19日才被占领。在这两个城市中采取的镇压手段是极其残忍的。共和国曾在7月里处于崩溃边缘。在8月底之后，危险似乎已经消除了。
联邦派叛乱的后果同旺代叛乱的后果一样，都加速了强化中央政权的进程，使各民众组织加紧控制那些被怀疑敌视或不热衷于大革命的公民。有些吉伦特派毫不犹豫地同那些跟外部敌人结盟的王党分子联合起来。他们以有产阶级为靠山，因而这些有产阶级成员也成了嫌疑分子。山岳派和无套裤汉群众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同共和国融合在一起。
这时旺代叛乱又猖獗起来。自1793年6月9日以来一直控制着索米尔的叛乱分子于7月18日在维耶（属曼恩-卢瓦尔省）击溃了共和派军队。27日，他们又夺取了蓬德塞，形成胁迫昂热的态势。
外敌入侵的危险也越发严重。丹东自进入救国委员会之后，以谈判代替作战。但当比利时和莱茵河左岸被联盟军夺回之后，法国就再没有做交易的本钱了。也许正如人们所怀疑的那样，丹东想利用王后和她的孩子做交易。然而，1793年宪法第121条已明文规定：“法国人民同占领其领土的敌人决不媾和。”
在诺尔省边境线上，英国人参与了作战。约克公爵指挥一支由2万汉诺威人组成的军团，在1.5万荷兰人的支援下，打算进攻敦刻尔克。科布尔指挥的奥地利人则有条不紊地开始进攻诺尔省边境线的各个要塞。7月10日和28日，孔代和瓦朗西埃纳先后失陷。紧接着敌军包围了勒凯斯努瓦和莫伯日。担任诺尔方面军统帅的居斯蒂纳却毫无动作，他很快就因此而受到爱国者们的怀疑。
在莱茵河方面，普鲁士人在布伦斯维克公爵指挥下夺取了美因兹。该城市4月份起就遭到围攻，在克莱贝尔和国民公会特派员梅兰（蒂翁维尔人）指挥下的2万法国士兵一直坚持到7月28日才投降。莱茵方面军和摩泽尔方面军不得不向洛特河和萨尔河撤退。朗多也陷入敌人的重围。
在阿尔卑斯山方面，皮埃蒙特人紧逼着凯莱曼的部队。凯莱曼曾派出一些分遣队同普罗旺斯和德罗姆山谷的联邦派作战，并去围困里昂和土伦。这使他的力量受到削弱，费了好大的劲才保住了莫利安纳和塔朗泰兹这两条通道。敌人很快就侵入了萨瓦，尼斯也受到威胁。
在比利牛斯山方面，西班牙人也突入了边境，向佩皮尼昂和巴荣纳步步进逼。
边境上的共和国军队到处都在退却。由于指挥不当，军队士气严重低落。军队指挥官因平庸无能而频频更迭。贵族分子居斯蒂纳用轻蔑的口吻肆意攻击无套裤汉陆军部长、仅领有中校军衔的布肖特。在旺代，共和国军队中一派混乱。负有监督将军使命的国民公会特派员们互相反目，他们和统帅尼奥尔方面军的前贵族比隆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些人支持无套裤汉将军龙森和罗西尼奥尔；另一些人则控告他们俩，大家都拒绝承担失败的责任。局势似乎毫无希望了。
1793年7月13日马拉被刺一事具体地暴露出一种巨大的危险。就在革命的巴黎，夏洛特·科代——诺曼底一个年轻的女王党分子，竟能杀害人民之友。她打算通过这一行动消灭大革命的一个首脑，然而她的行为却加强了山岳派的力量，并重新激发了革命的运动。马拉一贯深切关注无套裤汉的命运，在无套裤汉中深孚众望。他的被刺引起一阵强烈的激动。人们的复仇愿望同对各项救国措施的要求结合在一起。7月15日，巴黎为他举行了有全体国民公会议员参加的隆重葬礼，他的心脏被悬挂在科尔得利俱乐部大厅的穹顶上。作为“自由的殉道者”，马拉和1月20日被刺的勒佩勒蒂埃、1793年7月17日被杀害的夏利耶一起，成为革命先贤祠中的神明。
3.革命的反击
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使山岳派国民公会的任务更加艰巨，同时也促使人民群众去采取革命行动。
生计困难和生活必需品危机是人民不满的主要原因。1793年5月4日通过的谷物最高限价并不曾实行。国民公会承认自己在这方面的失败，它于7月间允许各省和特派员暂停该法令的实施。巴黎无套裤汉忍受不了面包的昂贵。巴黎市府曾借助政府补贴把面包价格维持在3苏1斤的水平上。但由于到货没保障，储备日见空虚，面包铺前又排起了长队，群众人心惶惶。6月2日事件引起外省叛乱后，市场上肉类更加罕见，其他食品也纷纷涨价。较之1790年6月，1793年6月小牛肉价格上涨了90%，一般牛肉的价格则上涨了136%。几乎到处都发生了由生活费用上涨引起的骚乱。6月21日，在市郊圣安托万有人高喊：“过去一块肥皂只卖12苏，现在却卖20苏，共和国万岁！过去1斤糖只卖20苏，现在却卖4锂，共和国万岁！”这人很快就被逮捕了。
指券的危机加重了生计危机。通货膨胀有增无已，促使物价飞涨。自从国王被处死和全欧反法联盟成立以来，纸币一直不停地贬值，到7月间已降到其面值的30%以下。指券的失信引起了资本外流、投机盛行和商品囤积，物价上涨也由此加快了。
“忿激派”利用这一局面煽动普遍的不满，责难国民公会在经济、社会方面消极保守。1793年6月8日，瓦尔莱在市府总委员会上宣读了他的《关于社会国家里人权的庄严宣言》，希望“用正义的手段”打破“财富不均的状况”，希望“把那些靠盗窃、投机、垄断、囤积居奇等手段，通过牺牲公共财产而聚敛起来的财富变为国家的财产”。
6月15日，人权区提出了实行普遍限价和制定惩治囤积者法的要求。25日，雅克·鲁向国民公会提交了一份带威胁性的请愿书：
“宪法就要提交主权者批准了。你们在这部宪法中禁止投机了吗？没有。你们宣布以死刑惩处囤积者了吗？没有。你们确定贸易自由的内容了吗？没有。你们禁止出售硬币了吗？没有。那么好，我们要告诉你们，你们还没有为人民的幸福作出全部努力。在一个阶级可以不受惩罚地使另一个阶级挨饿的情况下，自由只能是一个空虚的幻影；在富人还在通过垄断对他们的同类操生杀大权的情况下，平等只能是一个空虚的幻影；在3/4的公民流着眼泪才付得出的食物价格日复一日地助长反革命的情况下，共和国也只能是一个空虚的幻影……再作一次决定吧！无套裤汉将用他们的枪矛去执行你们的决议。”
第二天，巴黎各码头上爆发了肥皂**。在这场持续了3天（26—28日）的**中，洗衣妇们卸空了运皂船，并按限定过的价格瓜分了这些货物。无套裤汉群众奋勇前进，山岳派最终也被裹挟而去。
1793年7月10日，为适应危机恶化的局势，救国委员会要重新改组。平民活动分子**满腔，针对面临的危险提出了一系列保卫国家和革命的措施。但是，防止极端措施，以使迄今一直支持共和国的革命资产阶级不脱离共和国，这也是很有必要的。因此必须建立一个革命政府，以便把人民运动约束在一定范围之内。4月间成立的救国委员会表现得平庸无能，既不能打退外敌入侵，又不能防止联邦派叛乱，也不能解决指券问题和生计危机。它不是在控制各种事件，而是在被各种事件牵着鼻子走，以致局势日益恶化。7月10日，国民公会更新了救国委员会，丹东落选了。
新救国委员会由唱名投票选出，有9名成员。其中有3人很快就被撤职，他们是：直到最后还在拥护居斯蒂纳将军的加斯帕兰、某女贵族的情夫且不久就成了嫌疑犯的埃罗·德·塞谢尔和丹东的朋友蒂里奥。库通、圣茹斯特，让邦·圣安德烈和普里厄（马恩省人）组成了该委员会的山岳派核心。来自平原派的巴雷尔和兰代也归附了他们。他们已经深信：大革命只能靠无套裤汉群众的力量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必须满足他们的各种要求，给苦于饥馑和物价高涨的城市居民供应生活必需品，调动人民的全部力量来反对贵族和反法联盟。
1793年7月13日马拉的遇刺促使山岳派针对政治危机的加剧采取了更强硬的政策。埃贝尔同忿激派互相争夺人民之友事业的继承权。从7月16日起，雅克·鲁就急忙把他的报纸变成马拉《人民之友报》的续编——《人民之友马拉所庇护的法国大革命政论家报》。7月20日又出现了《勒克莱尔编人民之友报》。7月21日，埃贝尔也在雅各宾俱乐部大声嚷道：“如果需要有一个马拉的继承人，如果需要向贵族提供第二个牺牲者，那么这个人早已预备好了——那就是我。”各民众报刊竞争激烈，宣传往往很富于煽动性。山岳派中一个以埃贝尔、肖梅特为首的支派，为了不脱离巴黎无套裤汉，主动接受了忿激派的纲领。所有的人都以更激烈的语调谴责“商人贵族、资产阶级的和贪财重利的贵族”。由于缺粮情况更趋严重，许多面包商因缺乏面粉而关闭了店门。市政府区于7月21日建立了配给卡制度，请愿书也增多了，店铺门前的长龙人声嘈杂，一片混乱。
埃贝尔在《迪歇纳老爹报》第263期中写道：“无套裤汉这帮可怜的人受苦太多，渴望太久了。他们是为了幸福才干这场大革命的。”
新救国委员会刚成立就遇到了被两翼夹击的危险。
1793年7月26日惩治囤积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的。它是国民公会的一个策略上的让步。比约-瓦雷恩事实上早就提出了一个摆脱困境的计策——他认为解决缺粮问题的办法不是限价，而是惩治囤积者，死刑的威胁将迫使他们降低价格。7月26日，根据科洛·代布瓦的报告，国民公会通过了以死刑惩治囤积者的法令（囤积者指那种没有申报生活必需品的库藏及没有把这些库藏列成清单贴在门口公布于众的商人）。这一法令显然是对忿激派纲领的一个重要让步，商业活动从此受制于各区反囤积专员。实际上该法令的贯彻是拖拖沓沓的，它很快便成为给无套裤汉的一种象征性的满足。
1793年7月27日，早就成为救国委员会辩护人的罗伯斯庇尔被选入该委员会。在国民公会看来，救国委员会的威望远不巩固：惩治囤积法未经向它请示就通过了，它的最初一些决定，尤其是7月21—22日夜间关于逮捕居斯蒂纳的决定，也曾在国民公会中引起激烈反对。罗伯斯庇尔支持救国委员会，反对它的敌对者。他7月27日进入了该委员会。8月14日，卡诺和普里厄（科多尔省人）也被选入救国委员会。比约-瓦雷恩和科洛·代布瓦又于9月6日进了该委员会。这些人的政治倾向和气质尽管有差异（卡诺和兰代在社会方面是保守主义者，比约和科洛则倾向于无套裤汉），但他们都是正直、有功劳、有威望的人士，求胜的意志使他们联合起来，精诚团结了一年，直至胜利之日。这就是共和二年的大委员会。
罗伯斯庇尔凭借他的革命声望，奋力推动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执行救国委员会的政策。这位“不可腐蚀者”（我们这部历史中只有他一人有资格享有这一称号）富于远见而勇敢无畏（他在反对那场导致宣战的普遍潮流时孤军奋战，就表现了这种品质），能言善辩，大公无私，深得无套裤汉信任。他坚守原则，但作为政治家又懂得运用策略手腕，懂得向现实情况让步。他把整个革命的权威都赋予了代表国家主权的国民公会。但他也知道，政府要做到坚强有力，就应当依靠人民并和人民建立密切的联系。在5月31日—6月2日起义期间，罗伯斯庇尔在笔记本里写道：
“必须有一种统一的意志……为了建立共和主义的统一意志，必须有共和派的部长，有一个共和派的政府。内部的危险来自资产阶级。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必须团结人民……必须让人民同国民公会联合起来，让国民公会利用人民。”
7月13—21日，罗伯斯庇尔向国民公会宣读了勒佩勒蒂埃（圣法尔若人）的国民教育计划：
“三年来的一系列革命事件为公民中别的阶级做尽了好事，但对于最贫困的阶级——除了劳动力外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公民——却几乎一无所为！封建阶级被摧毁了，但这并不是为无产者公民干的，因为在获得解放的乡村中他们并无任何财产！捐税的摊派是比较合理了，可是无产者公民一贫如洗，什么捐税也负担不起……公民的平等已经建立，然而无产者公民却得不到文化教育……现在，穷人的革命开始了……”
尽管罗伯斯庇尔和救国委员会的成员看清了形势，但对于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应付这种形势却没有把握。革命国防的各项重大措施，如全国总动员、恐怖、统制经济等，都是在1793年8月的危机中由人民运动自下而上地强制推行起来的。
Ⅱ.救国委员会和人民运动的高涨（1793年8—10月）
新救国委员会决心大力加强国防，在它看来这就是保卫革命。但它不想让人民运动（尤其是忿激派的宣传）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平民活动分子们看来，要有效地保卫国防，就必须实行统制经济和全国总动员。救国委员会一度把全国总动员视作幻想，并一直敌视限价和统制经济、厌恶恐怖。巴黎各区乱哄哄地实行着的直接民主，在他们看来也与建立高效能政府的努力相违。救国委员会在8月间一直不停地玩弄手腕，不断地退却，直到1793年9月4日和5日才迫于人民的革命行动而作出最后让步。
从8月初起，罗伯斯庇尔开始反对忿激派，力图使政府和国民公会摆脱这个反对派的困扰。1793年8月6日，他在雅各宾俱乐部谴责了那些企图搞掉人民的老朋友的“新风云人物和昙花一现的爱国者”。罗伯斯庇尔居心叵测地宣称：“两个领人民之敌津贴的、被马拉谴责过的人，竟充当或自以为充当了马拉这位爱国作家的接班人！”他对雅克·鲁攻击商人的言论尤为反感，痛加抨击。为了驳斥忿激派的主要论据，救国委员会派出一些能干的代表到巴黎附近各省征调劳工收割麦子，积极抓起了粮食工作。1793年8月9日，国民公会根据巴雷尔的建议通过决议：在每个县建立一座丰收仓。其实这只是对人民要求的一种表面上的让步，因为由各县征购粮食并不能解决生活费用昂贵的问题。不过巴黎还是有粮食供应了。忿激派由此一度失去了对无套裤汉的号召力。
对于那些要求实施已为人民通过的宪法和进行新选举（意在促使山岳派垮台）的温和派，罗伯斯庇尔奋力予以反击。8月10日前不久，埃贝尔在《迪歇纳老爹报》第219期上出乎意料地支持温和派的这一愿望，使之更加具有危险性。救国委员会主张政府在恢复和平之前一直保持革命状态，不实施宪法。1793年8月11日，厄尔-卢瓦尔省议员德拉克鲁瓦（未来的宽容派分子）推动国民公会通过了根据宪法为普选作准备的选民普查法令。罗伯斯庇尔断言，这种阴险的建议无非是要以皮特和科布尔的代理人来取代被清洗出国民公会的议员。在粉碎国内叛乱和取得边境战争胜利之前实施1793年宪法会危及整个大革命。就在这一天，基层议会的代表们把这份“神圣文件”送到国民公会，把它装进一只雪松木柜便再也不拿出来了，尽管直到1793年10月国民公会才明确宣布该宪法在恢复和平前暂不实行。
1.全国总动员（1793年8月23日）
这时，人民运动在外部危险和内部反革命势力的逼迫下继续发展，终于促使救国委员会和国民公会实行全国总动员。
全国总动员符合无套裤汉的革命心理，受到了巴黎各区和各俱乐部的欢迎。这一措施使革命方面在数量上取得优势，因而有希望迅速战胜兵力已受到削弱的敌军。热马普战役证实了这一点。全国总动员的设想是在1793年7月危机期间，在外敌进攻、联邦派叛乱、共和国陷于危境的情况下逐渐明确起来的。7月6日，卢森堡区曾提议巴黎各区实行总动员，向叛乱的各省进军：“让所有16岁到50岁的公民不加区别地处于被征召状态，组成武装力量。”
7月28日，团结区活动分子塞巴斯蒂安-拉克鲁瓦重申了这一建议。他的讲演已散发出8月23日法令那史诗般的气息：
“……让所有车匠、木匠及木工立即停止个人的工作，都去造枪托、炮架、辎重车、运输车吧！让锁匠、马掌匠、刀斧匠以及所有铁工都放下工作，都去制造大炮吧！……让祖国之友们武装起来，组成浩浩****的队伍！让没有武器的人送弹药，让妇女们送军粮、做面包，让祖国的赞歌送来战斗的信号吧！”
7月底的一系列失败使全国总动员的设想成为大势所趋。这时各民众报刊也开始进行这种呼吁。埃贝尔在他的第265期《迪歇纳老爹报》中写道：“让所有能拿起武器出征的男人们同时入伍吧！哪里有危险，人们就应当冲向哪里！”
人民群众关于全国总动员的要求于1793年7月29日在雅各宾俱乐部提出，8月4日又为巴黎市府所重申。8月7日，一些来巴黎接受1792年宪法的基层议会代表也重申这一要求——他们的发言人鲁瓦耶8月12日在国民公会要求人民全体动员。救国委员会却迟疑不决：该怎样对付总动员引起的大乱？怎么武装和供给那些人群呢？8月14日，罗伯斯庇尔在雅各宾俱乐部宣称：“这种设想很了不起，但狂热地推崇全国总动员是无用的。”他补充道：“我们缺的不是人，而是我们将军的爱国主义道德。”在巴黎的活动分子和基层议会代表们的压力下，国民公会于8月16日采纳了总动员的原则。8月23日，救国委员会终于决定根据巴雷尔的报告提出实施办法：
“从现在起到敌人被赶出共和国的领土，所有的法国人都始终处于被征召状态，以便为军事服务。年轻人得奔赴疆场；已婚男人得铸造武器和运送给养；妇女们得制作帐篷、军服和去医院服务；儿童们得去把旧布撕成绷带；老人们得去公共场所鼓动战士们的勇气，宣传对国王们的仇恨和共和国的统一。”
雇人代替应征的制度被废除了。征召在原则上是全民性的，但未婚的或无嗣丧妻的18岁到25岁的男子将首批应召出征。他们营队的军旗上将写上：“法国人民起来反对暴君。”
全国总动员法令完全反映了无套裤汉的意愿吗？尽管他们设想出这个措施，但凭一时的冲动而发起一场进军边境的运动却是不现实的。这也说明罗伯斯庇尔和救国委员会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迟疑不决。因为，仅仅把18至25岁无家庭负担的男子征召入伍，就需要动员国家的全部资源，需要组织极大规模的武器制造。事实上，军备和给养很成问题。9月初，《迪歇纳老爹报》在制定它的行动方案时就这样自问：“怎样同时进行好几百万人的进军呢？怎么武装他们、供给他们呢？……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保证整个共和国的生计……必须把所有和金属打交道的工人——从马掌匠到金银匠统统征集起来，在所有的公共场所建立锻造工场，日夜不停地制造大炮、步枪、马刀和刺刀。”
埃贝尔直截提出了一场伟大民族战争中的经济管理问题。为了武装和供给七届征召所提供的大量人员，必须要实行统制经济。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跟国防问题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2.1793年9月4日和5日事件
直到1793年8月底，重大的问题仍一个都没有解决。政治问题依然如故。尽管救国委员会避开了政敌的攻击，革命政府却远没有巩固地组织起来。经济、社会问题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反囤积法及丰收仓法只带来一些虚幻的改善。尽管大革命唯一的财源——指券的命运有赖于限价和统制经济，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到现在还拒绝采取这些措施。到8月底，随着生计危机的加剧，人民运动更加风起云涌。同时，巴黎的活动分子们感到，有必要采取一项新的、旨在把人民意志强加给政府的行动。
曾一度和缓的生计危机由于旱灾的影响重新发生。磨坊的活计越来越少，面包铺的门前又排起长龙。每天的面粉只有400袋到货，而巴黎的日消费量是1 500袋。对于埃贝尔来说，缺粮问题是一个强有力的鼓动手段；他把生计问题置于运动的中心地位，提出一系列反对富人和商人的论点以取悦无套裤汉。
埃贝尔在第279期《迪歇纳老爹报》中写道：“祖国，呸……，批发商们根本没有祖国。他们支持大革命只是由于看到大革命对他们有利。他们曾支持无套裤汉消灭贵族阶级和各高等法院，但这不过是企图由他们取代贵族的地位。同样自从取消了积极公民，自从最不幸的无套裤汉同最富有的包税人享受同样的权利以来，这些无耻之徒们就背离了我们，开始不择手段地破坏共和国。他们把所有粮食都囤积起来，或以极贵的价格转卖给我们，或使我们陷入缺粮的困境……”
1793年9月初爆发的人民运动，其势锐不可当，且富于独创性。按阿尔贝·马迪厄的说法，这是一种“埃贝尔派运动”。无套裤汉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目标，能够明确表达出自己的社会要求，这确是由于受到过各家民众报刊（雅克·鲁的报纸和埃贝尔的报纸起过同样的作用）的启发。但这些报刊并不是这种意识的来源。这是一场“民众运动”，并不是埃贝尔派运动。因为，先是由埃贝尔应声虫似的写作和行动，接着雅各宾俱乐部和巴黎市府相继开始行动，最后国民公会和救国委员会作出让步——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无套裤汉的压力下发生的。
人民运动从1789年春就开始了，应当在1789年以前巴黎小店主、工匠和各行各业劳动者生活物质条件的恶化中去寻找该运动的起因。这场运动在危机爆发的时代曾让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突出地位，但它毕竟不同于这种革命（正如1793年9月事件所反映的那样）。因为它带有激励无套裤汉的前资本主义的心态特征。这种心态实质上同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面前热衷于保卫公社习俗的农民的心态是一致的。无套裤汉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心态极为仇视，因为这个阶级一心要以自由（他们事业的飞跃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的名义取消深为小店主和工匠们所珍视的管制经济和限价政策。
无套裤汉和资产阶级的根本对立反映在他们对财产权的看法上。根据1793年和1789年的人权宣言，财产权是一种绝对的自然权利，是不受任何限制的。但对于无套裤汉来说，只有建立在个人劳动基础上并受到公众需要限制的财产权才是可以理解的。1793年9月2日，在人民运动的**中，巴黎的无套裤汉区（以前的植物园区）向国民公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其中写道：议会应“一成不变地限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工资和工商业利润……贵族、王党、温和派和阴谋家们会对你们说：嗳！怎么搞的！这是损害财产权，而财产权本是不可侵犯的……就算如此吧，可难道这帮坏蛋不知道财产权只能以人体需要的范围为依据吗？”
无套裤汉们要求实行粮食和工资的最高限价：
“……第2条：对所有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必须根据旧历年（1789—1790年底）的价格和它们的不同质量，一成不变地加以规定。第3条：各种原料也应定价，以使受法律限制的工业利润、工资和商业赢利不仅能够让那些工匠、庄稼人和商贩得以谋生，而且可以使他们获得享乐的条件。”
植物园区无套裤汉还特别要求严格限制财产权：
“……第8条：必须规定财富的最高限额；第9条：任何人不得拥有超过最高限额的财富；第10条：任何人不得承租超过一定数量的犁铧所能耕种的土地；第11条：每个公民只能拥有一个作坊或一爿店铺。”
这个社会纲领一方面要保留私有制，一方面又要限制私有制的后果，因而它本身充满了矛盾。不过，它同领导大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纲领是完全对立的。正是这种对立使革命政府在热月改变中归于毁灭。但是在当时，出于对共同的敌人，对旧制度、特权和封建贵族的仇恨，并由于反革命的严重威胁，无套裤汉和山岳派资产阶级仍紧密地联合了起来。山岳派是无法孤军取胜的。它不得不由反对转而支持这一平民纲领，而且还不得不强制实行这一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