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第一次反法联盟的建立（1793年2—3月）

革命宣传和法兰西征服威胁到各君主国的利益，它们随即作出反应：组织一个总联盟反对这个革命的民族。

和英国的决裂是反法联盟形成的第一步。在法国征服了比利时之后，皮特领导的英国政府开始放弃中立政策。1792年11月16日，法国行政会议宣布埃斯考河诸河口可以自由航行，全然不顾封闭这些河口的明斯特条约。这进一步加深了英国主战派的不满。国民公会关于允诺向各起义民族提供救援的决议激怒了英国的领导人。皮特采取了更多的反法措施。路易十六被处死的消息一传来，英国宫廷如丧考妣，当即举行哀悼。1793年1月24日，法国大使肖夫兰接到了离开英国的命令。2月1日，根据布里索的报告，国民公会同时向英国和荷兰宣战。这一冲突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利益的冲突引起的。以皮特为代言人的伦敦旧城不能容忍安特卫普落入法国之手。另一方面，国民公会把同荷兰开战看作是攫取阿姆斯特丹银行以改善财政状况的一种手段。尤其是，到旧制度末期，法英两国在商业、航海和殖民地等方面的竞争已经激化。许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领导人物一直在担心英国对法国的竞争。在海外商品运输方面，法国也一直有赖于英国商船，国民公会贸易委员会1793年7月2日的报告就指出了这个问题。法英之间进行的这场斗争不再是君主之间的战争，它在许多方面都已成为夺取政治、经济优势的民族间的战争了。

这场大战很快就爆发了。国王的处死对于英国只是借口，而对于有着君主主义狂热的西班牙则成为战争的更充分的理由。1月21日之后，戈杜瓦首相拒绝接见法国代办布古安。布古安于2月22日离开了马德里。3月7日，国民公会在一致欢呼声中通过了对西班牙宣战的决议。巴雷尔宣称：“法国多了一个新敌，不过是自由多了一份胜利！”随后，法国又同意大利各国君主决裂。1月13日，在由僧侣煽起的一场骚乱中，法国外交官巴斯维尔被杀害。这引起法国同教皇的决裂，接着就是同那不勒斯、托斯卡纳和威尼斯的决裂。除了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以外，法国同整个欧洲都处于战争状态。布里索宣称：“现在要和你们在陆地和海洋上交手作战的敌人是欧洲的所有暴君！”

尽管大部分欧洲国家都同法国处于战争状态，但这些国家并未连成一气。英国于1793年9月通过一系列条约把所有参战国联系起来，由此渐渐形成了以英国为灵魂的第一次反法联盟。

大革命只能自己保卫自己。然而吉伦特派并没有作好战争准备。反法联盟军队的连连获胜决定了该派别的厄运。

Ⅲ.大革命的危机（1793年3月）

革命的法国刚刚向君主制欧洲宣战就发现自己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外敌的联盟和军事的失败；贵族反革命和内战；经济危机和人民运动，统统汇合到一起，使危机恶化到了极点，同时也使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斗争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1.生活费用的上涨和人民运动的高涨

使共和国在1793年春几乎陷于崩溃的总危机首先是经济和社会的危机。这一危机自国民公会召开以来就存在。热衷于保卫有产者阶级特权的吉伦特派所推行那套纯粹消极的政策使危机进一步恶化。吉伦特派一直想通过剥削被征服国家来解除经济危机。然而他们的算盘打错了。

财政危机由于新指券的不断发行而日渐严重，引起生活费用的迅速上涨。圣茹斯特在1792年11月29日的讲演中曾提议停止发行指券，整顿财政。他认为这是解决生活费用上涨问题的唯一途径：“我们经济的毛病就在于符号券（指券）发行得过多。因此，应当尽力不再增加指券，以防止其继续贬值。我们必须作出决定，尽可能少地发行货币。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就必须减轻国库的负担。或是通过把土地抵押给我们的债权人，或是通过拨出一些按年偿付的债款来还清债务，但不再增发符号券。”

圣茹斯特的意见未被采纳。财政委员会领导人康邦继续奉行通货膨胀政策。到1792年10月初，流通中指券的总量已达20亿锂。10月17日，康邦又将一批新指券投入流通，从而使指券总量上升到24亿锂。指券在继续贬值，国王的处死和全面的战争加速了这一进程。1793年1月初，指券还相当于面值60%—65%的价值，到2月份就只能相当于面值的50%了。

生计危机由此严重化了，日平均工资在农村是20个苏，在巴黎是40个苏，而面包价格在某些地方竟涨到8苏1斤[2]。其他食物，尤其是殖民地的产品，都有类似的涨价。面包不仅昂贵，而且很难买到。1792年的收成是不错的，但小麦一直没怎么上市。圣茹斯特在11月29日的讲演中分析了这种人为粮荒的原因：“不愿用纸币充塞钱袋的农民，很不情愿出售他们的粮食。其他任何商业都必须出卖商品才能获取利润以维持生活。农民则不然，他们什么也不买。他们的需要并不在于商业。这个阶级习惯于年复一年，一个铜子一个铜子地积攒一部分土地收入。而今天，他们宁愿保存粮食而不去积攒纸币。”各大城市都出现粮荒，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们根本不急于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换回贬值的纸币。

本来，在夏季里建立的那套助长了第一次恐怖的管理制度，是可以通过强制清查粮食和批准征调来打消粮食生产者的坏心思的。然而，身为内政部长，并对经济事务负有责任的罗兰，却固守严格的自由主义正统信条，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贯彻这种合乎时宜的立法。恰恰相反，1792年11月8日，国民公会废除了9月制定的管理制度，重新宣布谷物和面粉贸易“最完全的自由”。当然，它仍禁止粮食出口。国民公会规定：反对食物流通者和聚众闹事者将被处以极刑。实际上，谷物一不上市流通，各地谷物价格就发生了差异：1792年10月，1瑟蒂埃[3]谷物在奥布省价值25锂，在上马恩省价值34锂，在卢瓦尔-歇尔省价值47锂。但在巴黎1法斤面包不过卖3苏，因为巴黎市府用财政补贴的办法限定了面包的价格。罗兰曾喋喋不休地谴责这种浪费行为。吉伦特派鼓吹自由竞争可以拯救一切，他们对各阶层群众的疾苦仍然持无动于衷的态度。

社会危机也在加深。从1792年秋天起，各地城乡都发生了严重的动乱。在里昂，丝织工人由于丝绸生意萧条而纷纷失业。国民公会的特派员们加强了治安部队并开始抓人。在奥尔良，店铺遭到了抢劫。10月间，凡尔赛、朗布耶、埃唐普等地又发生了骚乱。11月间，小麦**遍及整个博斯地区和边境各省。一帮一帮的物价核定员出现在各地市场。11月28日，旺多姆有3 000名核定员。29日，有6 000名武装核定员出现在厄尔-卢瓦尔省的库维尔大商场。他们的帽子上都插着橡树枝，集合时喊着“国民万岁！小麦就要降价了”的口号。吉伦特派坚持自己的阶级政策，强行在博斯地区恢复了秩序。

在巴黎，市府和各区在1792年11月29日提出的限价要求毫无结果。这一要求是一些平民领袖和各区活动分子提出来的。12且10日，格拉维利埃区的修道院长雅克·鲁就“路易末世的审判、就投机商、囤积者和叛徒”等问题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讲。在人权区，一个生活比较富裕的名叫瓦尔莱的邮局职员从1792年8月6日就开始主张指券的强制流通和制定对付投机倒把的措施。他经常登上一个带轮子的讲坛，到各种公共场所进行宣传。里昂的夏利耶和勒克莱尔、奥尔良的塔布罗都宣传同样的口号：实行食物限价和谷物征购；管理面包业；救济穷人和志愿兵家属等。这些被称为“忿激派”的活动分子的宣传鼓动，在巴黎各区蓬勃开展。经济危机的加剧促进了他们的活动。1793年2月12日，一支代表巴黎48个区的代表团来到国民公会提出：

“仅宣布我们是法兰西共和派是不够的，还应该为民造福，应该有面包。因为没有面包就没有法律，没有自由，没有共和国。”

请愿者们谴责“谷物贸易的绝对自由”，要求实行限价。连马拉都斥骂这场请愿是卑鄙的阴谋。2月25日，在殖民地粮食贸易中心——伦巴第人居住区发生了骚乱。后来这种骚乱蔓延开来，并持续多日。参加骚乱的人首先是妇女，其次才是男人。他们强迫商人按他们规定的价格把糖、肥皂和蜡烛卖给他们。

雅克·鲁这样说过：“这些食品杂货商不过是把他们长期以来让人们多付给他们的钱还给了人们而已。”

但罗伯斯庇尔像马拉一样，把这种骚乱斥为“一种旨在挑动爱国者斗爱国者的阴谋”。他提出，人民不应该“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商品”而起来闹事，应该去做更重要的事情。“人民应该奋起，但奋起的目的是为了打垮那些匪徒，而不是为了找糖吃。”

忿激派要求实行限价的行动尽管失败了，但他们毕竟提出了这一问题。当时山岳派的反应跟吉伦特派是一样的。但是不久，山岳派迫于日益严重的政治危机，为了同吉伦特派作斗争，为了拯救祖国，便对人民的要求作了让步。1793年3月26日，让邦·圣安德烈写信告诉巴雷尔：

“如果你们想让穷人来帮助你们完成这场大革命，你们就必须刻不容缓地保证穷人能够活下去。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只应按救国这一伟大法则办事。”

生活费用的上涨加速了吉伦特派的衰落。

2.迪穆里埃的失败和叛变

正当政治危机恶化、吉伦特派和山岳派更加激烈地重新开战的时候，前线告急了。

在1793年初，共和国军队失去了数量上的优势。由于迪穆里埃所庇护的那些军需供应商的盗窃活动，部队吃不好、穿不好，致使许多志愿兵只打了一仗就利用法律承认的权利回家了。1792年12月法军有40万人，到1793年2月就只剩22.8万人了。法军最大的弱点之一就是有着不同编制和章程的正规部队和志愿兵部队并存。志愿兵穿蓝服（人称“矢车菊”），军官由选举产生，军饷较高，军纪也不太严，且只有参加一次战役的义务。正规军士兵则穿白服（人称“白呆子”），负有长期的义务，军纪严格，军官由上级任命。由于正规军蔑视和妒嫉志愿军，两种部队之间常常发生争吵斗殴。

1793年2月21日《军队混编法》颁布后，结束了这种两种部队并存的状况，把军队按一种全国性体制统一了起来。改革计划是迪布瓦-克朗塞在2月7日向国民公会作的报告中提出来的。据此，两营志愿兵将和一营正规军合并为半个旅。这样，志愿兵可以把他们的救国热忱和公民责任感传给正规军；正规军则可以把自己的经验、技术和纪律教给志愿兵。士兵们还可以自选军官，只有1/3的官职凭资历取得。2月12日，圣茹斯特对迪布瓦-克朗塞的方案表示热烈支持：

“你们不应只靠士兵的数量和纪律来打胜仗。只有当共和精神在军队中得到了发扬的时候，你们才能获得胜利。”

他还进一步说道：

“共和国的统一要求军队的统一，祖国只有一颗心脏。”

《军队混编法》尽管受到吉伦特派的反对，但仍被通过了。然而，由于军事的需要，该法令一直拖到1793年与1794年之交的冬季才得到落实。但从1793年夏以来，服装、军饷及各种规章制度都统一起来了，正规军和志愿兵同化了。

1793年2月24日通过的30万人征召令，解决了兵力不足的问题。国民公会曾向志愿兵发出呼吁：“士兵公民们，法律允许你们退役，但祖国的呼声却不让你们这样做。”试图唤起他们的爱国热情，从而把他们挽留在部队里。但毫无效果。1793年1月25日，迪布瓦-克朗塞以总防御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一份长篇报告。经讨论后，议会于2月21日作出一项原则性决定（这项决定后来由2月24日的法令完善化和具体化）：由国民公会下令在各省征召30万大军。原则上志愿兵的应募契约均维持不变。如志愿兵人数不足，“公民得不停地予以补足，为此他们将投票表决，以采取他们认为最合适的方式。”（第11条）

1791年和1792年的征召得到人民的热烈响应；1793年的征召却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责任部分地应归于国民公会不愿确定军队补充人员的选派方式。国民公会让各地方政府自行决定，从而使征兵工作被卷进个人之间的争斗。为了避免抽签或投票表决的麻烦，埃罗省于1793年4月19日决定实行直接的和个人的征召，即由国民公会特派员任命的委员会按地方政府的建议，选派“那些被认为是最爱国的，而且在勇气、性格和体力方面都最适宜于有效地为祖国服务的公民”入伍。同时，又向富人强行发行500万锂的公债，以支付军饷，补偿装备费用和救济“贫困阶级”。这种征兵方式的长处在于，它把征召工作交给地方革命政府去办，因而被普遍采用了。然而1792年2月24日颁布的征召令只招募到预计人数的一半。只有靠全国总动员和普遍征调才能解决兵力问题。可是，人们还得再吃些败仗才能认识到这一点。

1793年的军事行动以进攻荷兰失利开始。尽管法军已明显处于劣势，迪穆里埃拟定的进攻计划仍被采纳。1793年2月16日，他率2万军队离开安特卫普进入荷兰，并于2月25日占领布雷达。但3月1日，奥地利最高统帅科布尔的军队向分散驻扎在拉罗埃尔的比利时法军猛扑过来。这真是一场灾难：在极度混乱中，法军3月2日撤离埃克斯-拉-夏佩尔，后来又撤离列日。这些败绩在巴黎激起巨大的爱国热潮，推动人们采取第一批救国措施。3月9日，两家吉伦特派报纸——《巴黎纪事报》和《法兰西爱国者报》的印刷所被人们捣毁。第二天，有人试图发动一场人民起义，但由于缺乏巴黎市府和雅各宾派的支持而告失败。不过，在3月10日这天，建立了审判敌特的革命法庭。丹东宣告：“我眼中只有敌人，让我们打击敌人吧！”

接着，比利时失陷了。迪穆里埃不得不向南方撤退。但他还不甘心，他认为保卫比利时的最好办法是继续向鹿特丹进军。他把战败的部下——米朗达和瓦朗斯的部队重新汇集起来。1793年3月16日他在蒂尔勒蒙一度重新得手，但3月18日就在尼尔温登被击溃，21日又再次败于卢万。此后，迪穆里埃就和把自己打败的科布尔勾结了起来，意欲解散国民公会，按照1791年宪法重建君主制，把路易十七扶上王位。迪穆里埃答应退出比利时。4月1日，国民公会派了4名特派员和陆军部长伯尔农维尔到他军中，准备撤他的职。他却命人逮捕了他们并把他们交给奥地利人。最后，迪穆里埃还试图带领部队进攻巴黎，但士兵们拒绝跟他走。1793年4月5日，迪穆里埃带着几个党羽（其中有夏特尔公爵，即菲利普-平等之子、未来的路易-菲利普），冒着达武指挥的荣纳省志愿兵第三营的枪弹，仓皇逃入奥军阵营。

比利时的陷落导致了莱茵河左岸的陷落。1793年3月25日，一听到法军在尼尔温登失利的消息，布伦斯维克就跨过莱茵河，把居斯蒂纳的部队向南方压去。沃姆斯和斯皮尔被敌人夺去了。当普军进攻美因兹的时候，居斯蒂纳却在向朗多撤退。

正当30万大军的征召引起旺代叛乱的时候，反法联盟又在法国领土上燃起了战火。在安特卫普会议上纠集起来的联盟军直言不讳地宣称，他们的战争目的是实行反革命和获得领土赔偿。失败使政治斗争激化了。吉伦特派指控丹东是迪穆里埃的同谋。丹东曾在3月初被派往比利时，是最初几次失败的见证人。但他却长期维护迪穆里埃，到3月10日还在国民公会上极力替他担保。3月26日，迪穆里埃在叛变的前夕，还在图尔内和3个很可能有问题的雅各宾分子——迪比松、佩莱拉和普罗利会晤过一次。而这3个人都同丹东有密切的来往。然而丹东毫不畏惧。1793年4月1日，在山岳派热烈的掌声中，丹东反控吉伦特派曾与迪穆里埃合谋。迪穆里埃的叛变加速了吉伦特派的倒台。

3.旺代叛乱

30万大军的征召引起了许多骚乱。1793年3月9日，国民公会不得不派出82名议员去各省监督征兵工作。西部各省发生的动乱最为严重。在伊尔—维兰省，人们大批大批地在“国王路易十七、贵族和教士万岁”的口号下聚集了起来。在莫尔比昂省，拉罗舍贝尔纳和罗什福尔这两个县的首府落到了叛乱者手里。瓦纳也遭到了围攻。3月23日，赴雷恩执行任务的国民公会议员们（其中有比约-瓦雷恩）致信国民公会说：“白旗还在污染着自由的土地，人们还在佩戴白色帽徽……阴谋主要是教士和逃亡贵族搞起来的。”布列塔尼叛乱刚刚发生就被扑灭了。

在旺代省、曼恩-卢瓦尔省、安茹地区和普瓦图地区的边缘地带，在受过教士和贵族长期影响的莫热地区，30万大军的征召如果不是叛乱起因的话，至少也为叛乱提供了契机。1793年3月2日，即肖莱地区赶集日那天，由于农民示威反对征召，商业活动被推迟到第二天才得以进行。3月3日，一伙年轻人又在那里挑起一场殴斗。几乎到处都发生了类似肖菜地区发生的事件。3月10日（星期天）是既定的抽签日。这一天，圣弗罗兰勒维埃伊敲响了警钟，农民们拿起长柄叉、长柄镰或连枷，驱散了国民自卫军。旺代叛乱由此开始了。

旺代叛乱是大革命所遇到的反抗和农民群众不满情绪最危险的表现。农民群众一直在痛苦甚至灾难中挣扎，因而很容易接受反动派的挑唆，起来反对城市的各种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常常是这些实行土地收益分成制地区中的包税人、谷物批发商和国有财产的获得者。一个叫做米洛坦派的传教士团体（其中心在博卡日地区中部的圣洛朗絮塞夫尔）自17世纪末就在西部各省布道，因而这个地区的宗教情绪十分强烈，并随着宗教危机的发生而出现了动**不安的局势。为数甚众的反抗派教士利用农民的宗教感情煽动他们反对大革命。自从战争蔓延开来之后，保王派也抬头了。但旺代的农民并没有支持1791年8月的贵族叛乱，也没有在1792年起来帮助那些“仁慈的”教士们免遭流放。

30万大军的征召令很难为农民所接受，因为这很容易使他们想起旧制度农村中最令人厌恶的自卫队和通过抽签向正规军输送补充兵员的义务。该法律的实施带有很大随意性：它让被征者自己决定谁应参军，结果就让地方情绪支配了征召工作。1793年3月10日之后，从大西洋之滨到布勒西尔和肖莱的广大地区内发生的农民暴动，都以“和平！和平！不要抽签！”为口号。这些暴动是同时发生的，因而很可能是事先串联的。农民尽管受到反抗派教士的挑拨，但他们毕竟不是王党分子，也不是旧制度的拥护者。他们都拒绝到远离自己村庄的地方去打仗。贵族分子们开始很惊讶，但又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场暴乱。

叛乱一开始，好几个县的首府，首先是肖莱，就落到了叛乱者的手里。在雷茨地区的旧首府马舍库尔，共和派资产者惨遭毒打和屠杀。旺代的战争很快就变成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战争的范围也扩大到了令人生畏的程度。这个地区的状况及博卡日的地形结构为叛乱提供了便利条件：一条条被树篱夹起来的坑坑洼洼的小路阻挡了视线，很容易设伏。人们居住分散，分成制租田零散，大路和聚居点罕见，而且军队也很少。国民公会开始时只派国民自卫军来平叛。叛乱首领最初都是民众中产生的，如莫热地区的马车夫卡特利诺、猎场看守人斯托夫莱、布列塔尼马莱的前盐税收税员苏许、假发师加斯东等。到4月初出现了一些贵族首领，有马莱的夏雷特、莫热地区的邦尚和代尔贝、博卡日地区的萨皮诺、普瓦图地区的拉罗舍雅克兰。他们都是一些旧军官。一位反抗派教士——贝尔尼修士充任“王家天主教军”的顾问。但农民极不愿意远离家乡而任田园荒芜。因而，叛乱首领们无法组织大规模作战，只好搞一些简单的突袭。往往是一旦发现共和国士兵农民们就起来战斗，仗一打完就分散回家。

不过旺代人打了不少胜仗。他们一开始就控制了布勒西尔、肖莱和帕尔特内。1793年5月5日夺取图阿尔，6月9日又夺取索米尔。但在6月29日，他们对南特的进攻被挫败。海岸线也由于各港口资产阶级成功的抵抗而保住。3月23日和29日，萨布勒多洛纳港口的居民打退了两次进攻。旺代叛乱未能同英国取得联系。3月19日，国民公会一致通过决议：判处一切手执武器的叛乱者死刑并没收其财产。但行政会议到5月份才决定从前线抽调一些正规军来平叛，并建立了由康克洛指挥的布雷斯特海岸军和比隆指挥的拉罗舍尔海岸军。共和国将军们打了不少败仗：韦斯特曼在7月5日、桑泰尔在7月13日都吃了败仗。直到1793年10月，旺代叛乱还未被平息。

这些失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内战激怒了共和派，并把他们推向山岳派阵营。而山岳派作为唯一的拥护救国政策的派别，俨然成为保卫革命的政党。但是，为了战胜反革命，打败联盟军，山岳派需要人民的支持。于是，它不得不同意对人民群众作出一些让步：3月10日建立了革命法庭，20日成立了一些监视委员会，4月11日通过了指券的强制流通法，5月4日规定了谷物的最高限价。所有这些特别措施，每一项都要同吉伦特派经过一番斗争才得以通过。旺代叛乱把大革命所面临的危机推到了顶点，同时也加速了吉伦特派的垮台。

洛特省议员让邦·圣安德烈1793年3月26日致信巴雷尔说：

“国家正濒于毁灭。我们几乎可以确信，要拯救这个国家，只有采取那些最有速效、最激烈的办法……经验现已证实，革命尚未成功。必须开诚布公地告诉国民公会：你是革命的议会……我们与大革命生死与共……我们必须把国家的航船开到目的港，否则我们就将与它同归于尽。”

Ⅳ.吉伦特派的终结（1793年5—6月）

面临国内外的双重危险，人民运动强制推行了第一批救国措施。当吉伦特派明确地表现出对于排除这些危险无能为力的时候，决心拯救大革命的山岳派逐步采纳了民众活动分子们提出的纲领。于是，自1793年春天起，不顾吉伦特派的反对，人们开始酝酿建立革命政府，“自由专制主义”初露端倪。

1.第一批救国措施

形势的曲折发展使群众运动及各种革命措施的发展带有某种节律。

革命法庭在1793年3月10日创设起来。当时，法军在比利时的失败，如同前一年8月间普鲁士军队进逼一样，在巴黎激起了爱国热情的高涨，同时也产生了人心惶惶的景象。许多区要求设立审判国内敌特的特别法庭。被9月屠杀的记忆搅得心神不宁的丹东也于3月9日提出了这一建议：

“我们应当从前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立法议会没有办的事，我们来办！让我们变得可怕起来，以便人民不再显得可怕。”

3月10日，尽管被吉伦特派斥责为独裁，国民公会还是通过决议：建立一个特别法庭，其判决一经作出便不准上诉也不可撤销。“该法庭将受理一切反革命罪行，一切损害共和国自由、平等、统一和不可分割原则及国家的内外安全的罪行，以及一切阴谋重建王权的罪行。”国民公会保留了任命法官、陪审员的权力，特别是保留了起诉权。

各革命监视委员会在1793年3月21日（即在尼尔温登失败之后）成立。国民公会由此推广了一项在巴黎各区发展起来的制度。在各市镇或大城市的各个区，这种委员会握有监视外国人的权力。它们的权限很快就扩大到发放公民证、检查军事证件及逮捕不佩戴三色帽徽的人等事务。不久，这些委员会又担负起开列嫌疑犯名单和签发嫌疑犯拘捕证等工作。这些革命委员会均由忠诚可靠的爱国者（他们基本上都出身于无套裤汉）所组成，成为一种反对吉伦特派、温和派和贵族分子的战斗组织，也是救国统治体制的主要部门之一。

惩治逃亡贵族的法律在1793年3月28日完成编订，且在编订过程中更加严厉化了。凡在1789年7月1日以后离开法国领土又没有在1792年5月9日以前返回的法国人，凡不能证明自己在1792年5月9日以后一直不间断地居住在国内的法国人，都将被视为逃亡贵族。逃亡贵族被永远驱逐出法国领土，并被判定为“民事上的死亡”，他们的财产被共和国没收，违反该流放法者将被处以死刑。

1793年4月5—6日创建了救国委员会，它取代了1月1日成立的行动不力的总防御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在国民公会中遴选出的9名委员组成，每月改选一次，实行秘密会商，负责督促临时行政会议的行政活动。在紧急情况下，它还有权采取全面防御措施。它的决议行政会议必须立即加以贯彻，“不得拖延”。吉伦特派再次叫嚷反对独裁。马拉反驳道：

“我们必须通过暴力来建立自由。为了粉碎国王的专制主义，我们现在应该暂时实行自由的专制主义！”

丹东进入了新成立的救国委员会，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巴雷尔、康邦这些转向山岳党的人。

1793年4月9日，国民公会委派一些人民代表进驻各军。早在3月9日，国民公会就派了82名议员去各省开展30万大军的征召工作。4月9日的决议又向共和国的11个军各派了3名人民代表。这些代表被赋予无限权力，最严格地监督“行政会议官员、军队的所有供应商和承包商的活动和所有将军、军官和士兵的行为”。

国民公会并不满意这种组织结构。4月30日，它废除了这些规定，通过了一个新的法律文本。在加强驻军队特派员权力的同时，它责成他们必须和部队步调一致。特派员们还由此取得了逮捕将军的权力。他们每天都必须向救国委员会汇报当天的工作，每周向国民公会提交一份报告。议会由此保持了对全军的领导权和控制权。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斗争在4、5月间加剧了。在此期间，随同那些政治措施，还制定了一些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经济和社会措施。1793年4月11日，通过了关于指券强制流通的法令，禁止实行两种物价和硬币交易，抵制指券者将受到惩处。关于限价的呼声一直很强烈：巴黎省的许多权力机构在4月18日、市郊圣安托万各居民区在4月30日都提出了限价要求。1793年5月4日，国民公会作出让步，规定了各省谷物和面粉的最高价格。一些县还清查和征调谷物、面粉以供应市场，禁止其他粮食贸易。最后，1793年5月20日，国民公会还决定向富人强制发行10亿锂公债。为了争取人民，国民公会采取了一些带阶级色彩的应时措施。1793年5月8日，罗伯斯庇尔号召雅各宾派以“无套裤汉的广大群众”反对“穿金套裤者”：

“你们必须拯救自由。宣布各种自由权利吧，拿出你们的毅力来吧！你们拥有纯洁而强有力的无套裤汉广大群众。他们不能丢下自己的工作，那么让富人付给他们报酬吧！”

2. 1793年5月31日—6月2日起义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决斗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山岳派需要人民群众的支持。吉伦特派在议会中的地位仍然很稳固，但他们已不能控制政府了：罗兰于1793年1月22日辞去内政部长职务，让位于谨慎的加拉；司法部长戈耶不愿受牵连，也辞职而去；陆军部长伯尔农维尔在4月4日被道地的无套裤汉部长——布肖特上校所取代；4月10日，丹东的朋友达尔巴拉德被任命为海军部长，取代了蒙日。外交部长勒布伦和公共税务部长克拉维埃尔是仅存的两个吉伦特派部长。在国民公会里，平原派投票赞成山岳派提议的所有救国措施，但他们仍怀疑巴黎市府，不愿支持山岳派反对吉伦特派的斗争，企图居于超党派的地位。

1793年4月3日，罗伯斯庇尔发起了进攻：

“我认为，应当采取的首要救国措施，是对那些被控犯有与迪穆里埃同谋罪的人，首先是布里索，进行起诉。”

4月10日，他再次揭露了吉伦特派首领们的反革命政策及他们对迪穆里埃令人发指的讨好行为。韦尼奥作了答辩，话语中直言不讳地把他的派别说成温和派：

“对，我们就是温和派……自从王权废除以来，我听到许多人谈论革命。我曾暗自思量：可能的革命只有两种，一种是财产的革命或者说实行土地法；另一种便是要把我们带回到专制主义的革命。我下定决心，要打倒这两种革命……有人企图用恐怖来结束革命，我倒想用爱来结束革命……我们的温和主义曾使共和国摆脱了可怕的灾祸和内战……”

1793年4月5日，雅各宾俱乐部在马拉主持下向下属各分部发出通令，责成它们一致提出要求，把“上诉派”（即那些曾投票主张征求民意以图搭救国王的国民公会议员）召回并撤销他们职务。4月13日，国民公会就加代的提议，经过激烈辩论后以226票赞成、93票反对和47票弃权通过决议，对以雅各宾俱乐部主席身份签署5日通令的马拉提出控告。马拉被传到革命法庭后，表现出“自由的使徒和殉道者”的姿态，结果于4月24日在一派胜利的气氛中获得释放。从4月15日起，巴黎48区中有35个区陆续向国民公会提出请愿，要求惩治22名最著名的吉伦特派议员。

吉伦特派把辩论引向社会领域，以极大的努力重新争取对舆论的影响力。1793年4月末，佩蒂翁发表了《致巴黎人的公开信》，鼓动一切有产者投入战斗：

“你们的财产受到了威胁，而你们对这一危险却不闻不问。有人在挑动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的战争，你们却袖手旁观不加防止……巴黎人，摆脱这种麻木状态，把那些毒虫赶回巢穴吧！”

与此同时，罗伯斯庇尔1793年4月24日向国民公会宣读了一份把财产权置于社会利益之下的权利宣言草案；

“你们已为保障行使财产权的最大自由制定了许多条款，可你们对如何确定这种财产权的合法性却只字不提，好像你们的权利宣言不是为人类，而是为富人、为囤积者、为投机商和暴君们制定的。”

罗伯斯庇尔建议把财产权的定义确定为：“每个公民都拥有的享受和支配法律为他保证的那部分财产的权利。”财产权在1789年人权宣言中被规定为一种自然权利，此刻它成了一种社会制度。我们不能掩饰罗伯斯庇尔这种态度的策略性质：为了战胜吉伦特派，必须给无套裤汉一种社会民主的希望，好让他们关心这种胜利。

这时，吉伦特派正在各省插手一种往往由王党分子操纵的“区民运动”，使贵族、反革命派从中得到好处。由于旺代叛乱的迫近，在波尔多，商业资产阶级统治的各区在1793年5月9日只提出一份反对山岳派“无政府主义者”的威胁性的请愿书。南特的情况亦是如此。在马赛，控制了各区并同贵族结盟的吉伦特派，4月29日驱逐了国民公会特派员，成立了负责缉捕无套裤汉和雅各宾派的各区总委员会。在里昂，反革命势力更是肆无忌惮：温和派和保王派分子占领了大多数区，在5月29日推翻了山岳派市政府。市长夏利耶遭到监禁，后于1793年7月17日被杀害，成为第三个“自由殉道者”。各省吉伦特派的反抗都在阻碍特派员的行动，地方分立主义起而反抗中央政权，表现出联邦主义倾向。由于吉伦特派积极共谋，阶级利益取得了高于国防需要的地位。仍然持君主主义立场的资产阶级和旧制度拥护者们使革命的国防事务陷于瘫痪。

为了夺取决定性的胜利，吉伦特派向山岳派的堡垒——巴黎市府发动了进攻。5月17日，卡米耶·德穆兰在雅各宾俱乐部宣读了他写的《布里索派的历史或大革命秘史之片断》一文。第二天，加代在国民公会上进行了抗辩，并谴责巴黎市府是“既贪钱又贪权的无政府主义权力机构”，要求立即取消这个机构。很快，成立了一个仅由吉伦特派组成的12人调查委员会。5月24日，该委员会下令逮捕埃贝尔，因为他的《迪歇纳老爹报》第239期发表了这样一段文字：“《迪歇纳老爹报》向各省无套裤汉作重大揭发：布里索派、吉伦特派、罗兰派、比佐派、佩蒂翁派以及卡佩和迪穆里埃的可恶同党们策划了种种阴谋，妄图扼杀英勇的山岳派、雅各宾派、巴黎市府，以期消灭自由并重建王权。”瓦尔莱、多布桑（斯德区区长）等其他一些平民活动分子也被捕了。这些镇压措施导致总危机最后爆发。

5月25日，巴黎市府要求释放它的代理检察长埃贝尔。当时任国民公会议长的伊斯纳尔竟大肆漫骂巴黎，其言论可令人恼火地联想到布伦斯维克宣言：

“如果有人胆敢用那种无休无止的起义损害国民代议制，我就要以全法兰西的名义向你们宣告：巴黎将会被夷为平地，塞纳河两岸将仅留下巴黎的遗址。”

第二天，罗伯斯庇尔来到雅各宾俱乐部，号召人民举行起义：

“当人民受到压迫并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时候，不号召它起义的人就是胆小鬼！ 当一切法律都被破坏，专制主义甚嚣尘上，信义和廉耻心横遭践踏时，人民有责任举行起义。这个时刻已经来到了！”

雅各宾俱乐部立即宣布处于起义状态。

5月28日，斯德区传唤其他各区于次日到主教府集会以便组织起义。5月29日，33个区的代表建立了一个9人起义委员会，其中有瓦尔莱（他大概是该委员会的领导人物）和多布桑（他刚于前一天被国民公会开释，因为那天只有山岳派和平原派出席了议会）。5月30日，巴黎省议会也参加了这一运动。

1793年5月31日，起义在主教府委员会领导下，按8月10日起义所采取的方式展开了。人们敲响警钟，擂起战鼓，鸣放警炮。下午5时许，各区和巴黎市府的请愿者来到国民公会议事厅。示威群众在外边把议会团团包围了起来。人们提出了一整套有关保卫革命和社会措施的纲领，包括开除吉伦特派领袖，撤销12人委员会，逮捕嫌疑犯，清洗行政机构，创立革命军，只让无套裤汉享有选举权，向富人征税以把面包价格限定在3苏1斤，以及向老年人、残废人和祖国保卫者的亲属发放公共救济等。但是，尽管罗伯斯庇尔同韦尼奥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是的，我是要作出不利于你们的结论！”），国民公会只是通过了废除12人委员会的决议。起义失败了。

比约-瓦雷恩当晚在雅各宾俱乐部宣布：

“祖国仍未得救，还需要采取更重大的救国措施，必须毫不迟延地把那些乱党彻底打垮。”

6月2日（星期天），运动再起。起义委员会命昂里奥率8万国民自卫军包围国民公会，“以便在国民公会拒绝满足巴黎公民要求的情况下，把乱党首领们当场抓起来。”一个代表团要求立即逮捕吉伦特派领袖。经过一场激烈的争吵，议长埃罗·德·塞谢尔率领全体议员走出议会大厅，试图突围。昂里奥下令，“炮手们，各就各位！”无能为力的国民公会只好退回议会大厅，被迫就范，通过了逮捕29名吉伦特派议员及克拉维埃尔和勒布伦两位部长的决议。自立法议会以来一直进行着的吉伦特派和山岳派的斗争终于结束了。

吉伦特派就这样灭亡了。吉伦特派宣布了战争，但又不知道如何去进行这场战争；他们废除了国王，但又不敢判处国王死刑；他们请求人民支持他们反对君主制，但又拒绝与人民一道进行统治；他们促成了经济危机的恶化，但又拒不满足人民的全部要求。山岳派把救国当作最高法则，它使无套裤汉取得了政权。在这个意义上，5月31日—6月2日起义并不是纯政治性的，它是一种民族反应，同时也是一种革命的暴动，一种对贵族新阴谋的防御和惩罚。外省“区民运动”的发展在这次起义之前就预示了它的意义，因为贵族反革命又以吉伦特反对派的面目发起了进攻。

饶勒斯在他的《社会主义的法国大革命史》中否定5月31日—6月2日起义的阶级性。的确，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在政治上和议会方面同属于资产阶级（当然指明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仍是必要的）。但是，大资产阶级被摈弃、无套裤汉登上政治舞台这些事实，毕竟使这场起义带上了社会意义。正因为如此，乔治·勒费弗尔采用“1793年5月31日—6月2日革命”这一提法也是有道理的。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72年，页321。——译者

[2] 此为法国古斤（livre），在巴黎是490克，在各省为380至660克不等。——译者

[3] 瑟蒂埃（Setier），法国古时谷物容量单位，每瑟蒂埃约合160至300升。——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