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公会肩负着为法兰西制定一部新宪法的使命。它在1792年9月20日下午，也就是瓦尔米战役结束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在组织好领导机构之后，它于9月21日在马内日大厅里取代了立法议会。它接过来的是一个充满内忧外患的烂摊子。反法联军被击退了，但没被制服；反革命势力受挫了，但没有被打垮。

自8月10日以来自由派资产阶级在保卫祖国和革命的政策方面被人民所超越。但它通过吉伦特派又在新议会里取得优势。它能胜任这一重任吗？……战争的失败对吉伦特派来说是致命的。共和国军队获得成功时，吉伦特派才能保持政权，一旦军队败北，他们就完蛋了。然而，作为主战派，当他们感到人民的观点和自己疏远了的时候，就试图通过使冲突普遍化再一次把它吸引过来。吉伦特派想用这种政治手腕或革命理想主义使法国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这样，他们促使贵族欧洲的一切利益都为反对这个革命的民族而联合起来。可是他们不懂如何把战争引向胜利。1793年3月的一系列失败以及由此引起的危急局势注定了吉伦特派垮台的命运。

Ⅰ.各党派的斗争和对国王的审判（1792年9月—1793年1月）

国民公会，作为普选产生的新的制宪议会，是国家的唯一代表，独揽了一切权力。而巴黎市府作为一个起义的市政府，只能在全国的代表面前让步。它认识到这一点，便采取温和的姿态，直至取消了它的监视委员会。因此，党争能否停止，取决于在国民公会中占大多数的吉伦特派的态度。山岳派由于自知力量不足，曾在开始的几天里加强了和解的努力。9月22日，马拉在他的报纸上宣布要采取一项“新的步骤”。丹东试图同布里索达成一项协议。

各党派之间的休战实际上为时很短。但在一些重要决议上，各党派毕竟表现了一致的休战姿态。国民公会在第一次会议中，一致通过既反对独裁制又反对土地法的决议，这使有产者和民主派都安下心来。决议指出：

“未经人民接受的宪法不得生效，人身安全和财产都将受到国家保护。”

1792年9月21日，国民公会一致赞成废除王权。建议是科洛·代布瓦提出的，得到了格雷古瓦的附议。格雷古瓦说：“国王之有害于精神，恰如魔鬼之有害于身体。宫廷是罪恶的渊薮、腐化的泉源和暴君的巢穴，各国国王的历史亦即各国国民的蒙难史。”当天晚上，这一法令在巴黎，在熊熊的火炬下宣布。罗兰在一份给各行政机关的通令中写道：“先生们，既然你们要宣布共和，那就请同时宣布博爱吧，因为二者是一回事。”第二天，9月22日，比约-瓦雷恩又促使国民公会通过决议：一切政府文件的日期均改用共和历法。

9月25日，多姆山省议员库通提出一著名的原则：“法兰西共和国是统一和不可分割的。”这项提案经长时间的辩论后得到了国民公会的一致采纳。这一原则否决了吉伦特派搞的联邦主义计划。1792年12月16日，为了完善这一法令，国民公会又规定：任何人，如若企图“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统一或把法兰西共和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割给外国”，将被处以死刑。

1.吉伦特派和山岳派

休战的局面很快被打破了。面对着势力尚不强大的山岳派，吉伦特派在中间派的支持下取得了议会中的多数，便有恃无恐，重启战端。参加8月10日起义的手工业者们和那些未能制止他们革命行动的人之间的斗争，将一直持续到1793年6月2日，即吉伦特派被清洗出国民公会并被打倒为止。两派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从1792年9月25日起，吉伦特派通过塔尔纳省议员拉苏尔斯之口（“巴黎的影响应该削减到1/83，使它同其他各省一样”），然后又通过罗讷河口省议员勒贝基之口（“意欲建立独裁统治的党就是罗伯斯庇尔的党”）发起了攻势。吉伦特派极力打击他们最惧怕的山岳派领袖，即所谓“三头”——马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丹东曾责备马拉（“我们不应因为某些过激的个人而谴责一个省的所有议员”），并呼吁团结（“奥地利人看到这一神圣的和谐时定会吓得发抖”），但均属徒劳。满腔仇恨的吉伦特派仍一意孤行。

1792年9月25日这天，吉伦特派老调重弹，大骂马拉想搞独裁。“人民之友”承担了这一“罪责”，并予以反击：

“我作为一个政论家，建议把军人保民官、独裁者或三头政治作为消灭叛徒和阻谋家的唯一手段，这在法国是第一个，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

马拉还提到他“为拯救祖国而蹲黑牢、遭磨难的三年”。他说：“我熬夜、苦干、受苦、受难、冒险，到头来竟落得如此下场！好吧，我就待在你们中间，来抵抗你们的狂暴攻击！”

辩论急转直下，吉伦特派不得不接受库通提出的关于共和国统一不可分割的提案。

对于已经和他们达成和解的丹东，吉伦特派更是背信弃义。1792年10月9日，他的司法部长职务为吉伦特派分子加拉所取代。10日，像所有离职的部长一样，丹东必须交出自己的账目。由于把钱作了特殊开支，丹东无法说明拨给他部的20万锂秘密经费的使用情况。10月18日，勒贝基又为此事发难，丹东越解释越糊涂，最后承认道：“这些开支的大部分，我们没有合法的收据。”11月7日，再次发生辩论，吉伦特派对丹东穷追不舍。终于，国民公会拒绝发给有贪污嫌疑的丹东清账证明书。从此，吉伦特派处处拿账目问题来攻击丹东。丹东由此变得暴烈起来，政治声望大为下降。事实证明他的和解政策是行不通的。

1792年10月25日，卢瓦雷省议员卢韦以极端粗暴的态度控告罗伯斯庇尔野心勃勃，想搞独裁。他说：

“罗伯斯庇尔……我控告你总想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偶像；我控告你用阴谋和恐怖的各种手段残暴地压迫巴黎省的选举大会；最后，我控告你明目张胆地篡夺最高权力……”

而罗伯斯庇尔在9月25日就说过：

“我不自认是被告，我自认是一个爱国主义事业的捍卫者……我决不是什么野心家，我一直在同野心家们作斗争。”

11月5日，在答复卢韦的时候，罗伯斯庇尔牢牢抓住辩论的实质问题，为8月10日的事件和革命行动作了辩护：

“所有这些事件都是非法的，恰如大革命、如推翻王朝和摧毁巴士底狱是非法的一样，恰如自由本身是非法的一样，我们不能搞一场没有革命的革命。”

这对吉伦特派来说是又一次失败。经过辩论，罗伯斯庇尔的影响扩大了，俨然成为山岳派的领袖。

这些攻击带来的最重要的后果，便是促使山岳派下定了同吉伦特派斗争的决心。吉伦特派的攻击还在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促成了一个“第三派”的形成。这个“第三派”，被卡米耶·德穆兰在《爱国者论坛报》上称为“冷漠派”——“一伙真正的投机分子，他们处于布里索和罗伯斯庇尔之间，就像处于上升和衰落之间的代斯帕尼亚克修士一样。”那些来自各省的独立派议员，尽管对巴黎市府和山岳派充满偏见，也因吉伦特派持续不断的指控和对过去事件的指责而忐忑不安。曾长期追随吉伦特派的阿纳夏尔西·克罗茨断然同他们决裂了。他发表了一个小册子，其名虽为《既非马拉也非罗兰》，内容却是专门反对他过去的那些朋友的。“第三派”是在1792年11月初最后形成的，吉伦特派再也不能独立操纵国民公会了。11月16日，他们连议长的职位都丢了。这一天，一位独立派议员、宪政派主教格雷古瓦被选为议长。

国民公会是由少数决心拯救革命和祖国的人选任的，所以其中找不到任何拥护旧制度或立宪君主制的保王派。那些创造了各革命日并主张采取各种便利民生的经济和社会措施的无套裤汉也没能当上国民公会的议员。但他们在巴黎各区取得了优势地位，并由此在1793年带动了国民公会本身。国民公会里并无有组织的政党，只有一些界限模糊不清的派别。这些派别追随着两个领导集团——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引起它们之间根本对抗的是不同的阶级利益。

右边的吉伦特派崇尚法制，仇恨由山岳派和各区活动分子组成的巴黎市府所倡导的革命措施。它代表有财产、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要保卫财产权和经济自由，反对无套裤汉的各种限制要求。在政治方面，吉伦特派敌视一切救国所必需的特别措施。它发动了战争，却拒绝采取必要的手段来打赢战争。为反对权力集中和严格的行政管理，吉伦特派求助于温和资产阶级占优势的各地方当局。在经济方面，同商业资产阶级血肉相连、对人民群众疑虑重重的吉伦特派狂热地要求经济自由、自由开业和自由利润。他们仇视无套裤汉所拥护的管制经济、限价、征用、指券强制流通等措施。吉伦特派满脑子社会等级观念，力图维护和加强社会差别，把财产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然权利。他们只为有产的资产阶级利益着想，因而对人民总不由自主地流露出轻蔑的神态，认为人民毫无管理的能力。他们维护本阶级的独占统治。

左边的山岳派代表中等资产阶级和人民的各阶层，即手工业者、店员、消费者。这些人由于战争及其后果（生活费用昂贵、失业和低薪）而备受熬煎。本身来自资产阶级的山岳党人，认识到法国的危急局势，要求采取特殊的解决办法。而这些特殊的解决办法只有在取得人民支持时才是有效的。因此，他们便和推翻了王权并通过起义登上政治舞台的无套裤汉结成联盟。由于比较接近人民、比较了解人民的需要，他们充满现实主义精神，较少受制于理论，懂得把公众利益放在私人利益之上。为了大革命的唯一中坚——人民的利益，他们决定对私有财产和个人自由加以限制。山岳派的领袖大都是巴黎的议会代表。他们深知首都人民在1789年的第一次革命中和在8月10日的第二次革命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并反对吉伦特派因害怕革命群众而企图把巴黎的影响削减到“1/83，使它同其他各省一样”（拉苏尔斯在1792年9月25扫就是这样要求的）。

1792年10月，布里索在《就巴黎的雅各宾社团问题告全法兰西共和派书》中，把雅各宾派和山岳派写成“一伙操纵巴黎社会，并败坏其声誉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些捣乱分子想把财产、便利条件、食品价格以及对社会的各种服务统统拉平。”

1792年9月30日，罗伯斯庇尔在《致选举人的信》第1期中曾提出：

“王权已被消灭，贵族和僧侣也已消失，平等的统治开始了！”

他抨击了那些假爱国者，说他们“只顾为他们自己而建立共和国，只想为富人和政府官员们的利益进行统治。”

他把“力图在平等和公共利益的原则上建立共和国的”真正爱国者同他们进行了对照。

山岳派的领袖们，尤其是雅各宾派，力求使民族的现实状况具有能够团结人民群众的积极内容。在这方面，圣茹斯特的转变很能说明问题。在1791年出版的《论大革命和法国宪法的精神》一书中，尚未摆脱孟德斯鸠影响的圣茹斯特曾写道：

“哪里没有法律哪里便没有祖国。因此，那些生活在专制制度下的人民（除非他们轻视和仇恨其他民族）没有祖国。”

在他1792年11月29日所做的关于生计问题的演讲中，圣茹斯特超越了“祖国和自由一致性”这一18世纪的平庸论点，把祖国和幸福等同起来了（这在当时并没有多大的独创性）：“不幸的人民是没有祖国的。”但是，当他强调“使人民从动**不定和败坏人的悲惨状况中解脱出来”有助于建立共和国的时候，他走得更远了。他在谴责“滥发符号券（即指券）”时，对国民公会议员们说：只要制止通货膨胀的破坏，保证人民的衣食，并由此把人民的幸福和自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你们就可以在顷刻间给〔法国人民〕一个祖国”。罗伯斯庇尔的话说得更简洁。1792年12月2日，他在关于厄尔-卢瓦尔省小麦**的讲演中把财产权置于生存权之下，奠定了一个把人民群众包括在国家之中的理论基础：

“理论家们把生活最迫切需要的食品只看成一种普通的商品，他们不在粮食贸易和靛蓝贸易之间作任何区分。他们谈得较多的是粮食的贸易，而不是人民的生计……他们对于批发商或有产者的利润考虑得很多，而对于人们的生活则不放在心上……最首要的权利是生存的权利，因而最首要的社会法律就是保障一切社会成员生存手段的法律，其他的一切都应置于该法律之下。”

但是，正当山岳派由于战争需要和民族意识而向无套裤汉靠拢的时候，陷于空前矛盾窘境的吉伦特派却由于阶级本性而同无套裤汉疏远了。吉伦特派宣布了战争，但又担心求助于人民（非此不足以打败贵族和反法联盟）会损害有产者的统治地位。它拒绝作任何让步。1792年12月8日，继巴巴卢谴责有人“想制定有害于财产权的法律”之后，罗兰确立了谷物的贸易自由。1793年3月13日，韦尼奥又通过否定民众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概念，更加有力地强调了吉伦特派政策的阶级基础：社会人的平等只不过是法律上的平等。“它既不是财产的平等，更不是身材、力量、思想、活动、技艺与劳力上的平等。”他是在维护财产权和财富的至上地位。吉伦特派在怀念基于纳税额的国家组织方式吗？……这里至少说明了他们对人民的蔑视。

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竞争带上了阶级斗争的色彩。无疑，大部分山岳派都和吉伦特派一样，出身于资产阶级。但是，为了保卫国家和革命，他们不得不采纳一种有利于群众的政策——该政策对某些人来说是原则，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权宜之计。山岳派接受并加以合法化的恐怖，按马克思的说法，“无非是用来消灭资产阶级的敌人，即消灭专制制度、封建制度以及市侩主义的一种平民方式而已”[1]。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将由此而获救。这个问题很复杂。首先应确定山岳派资产阶级的社会状况。山岳派资产阶级往往是上层资产阶级，国民公会的财政家康邦是这个阶级的典型代表。这些人是一些见势在必行便欣然为之的政客吗？确切些说，他们是一些坚定的资产者，拒绝任何妥协。他们认定法兰西民族和本阶级除了胜利别无出路，感到有必要采取这种策略。另外，他们受益于大革命，尤其是国有财产的出售，深知贵族的反攻倒算会使他们丧失一切。但其中的某些分子很快就对那些强制的和恐怖的做法感到厌倦——丹东和宽容派就是这样的人物。加之，这种保卫国家和革命的政策是由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从外部强加给国民公会的。这个联盟是革命政府的柱石，罗伯斯庇尔所代表的激进中等资产阶级，是这个联盟的无可争辩的领导力量。它在无套裤汉群众的有生力量和那部分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资产阶级之间建立了必要的联系。这一立场本身是不无矛盾的。在很大程度上，它导致了罗伯斯庇尔政策的最后失败。这一立场是由激进中等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决定的。罗伯斯庇尔的房东迪普莱（细木工，优秀的雅各宾派）是这个阶级的典型代表。尽管他身处劳动界，然而他至少拥有1—1.2万锂的房租岁入。迪普莱实际上是一个生活相当优裕的木器业主。他身上体现了雅各宾派的双重特点。

最后该说到国民公会的中间派。这个派别是一群游移不定的分子所组成的，也叫平原派或沼泽派。他们真诚信奉共和制，决心保卫革命。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经济自由的拥护者，从内心深处惧怕人民各阶层。但作为真诚的共和派，他们认识到：只要革命尚处于危险之中，就决不能和发动过7月14日事件和8月10日事件的人民决裂。他们最终接受了人民所要求的各种措施，但认为这些措施只是临时性的，一旦革命胜利它们就应被取消。起初他们倾向于吉伦特派，但吉伦特派的仇视态度以及在消除危机方面的无能使他们改变初衷。其中有些人，如巴雷尔、康邦、卡诺、兰代等，归附了山岳派，同意该派的救国政策。但大部分人在1792年11月形成了“第三派”。这一派最后还是接受了山岳派的领导，因为这是拯救革命的唯一有效的领导。

2.对路易十六的审判（1792年11月—1793年1月）

国民公会的分裂因路易十六的审判而加剧。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的斗争也愈发不可调和。

对国王的起诉拖延了很久。吉伦特派想延迟这场审判，因此毫不着急。丹东曾说过：“国王一旦受审就必死无疑”。国民公会实际上已不得不宣布国王有罪，因为不这样做就等于否定了8月10日起义。1792年10月16日，审判程序问题提交到法制委员会，随后该委员会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11月7日，梅尔提出一个很有分量的报告，论证了路易十六可以由国民公会来审判。围绕该报告展开了辩论。吉伦特派的头头们都避免卷入辩论，而圣茹斯特在11月13日的讲演中把这场辩论提到了政治的高度：

“要求审判路易的人要建立一个共和国；在处罚国王的问题上谨小慎微的人永远建立不了共和国……就我而言，我看不到任何中间道路：这个人要么继续当国王，要么死亡。……他不可能不搞阴谋地进行统治，他的疯狂已极为显然。所有的国王都是叛乱者和篡权者。”

路易十六不是一个普通的公民，而是一个敌人，一个外国人。国民公会与其说应当审判他，不如说应当打倒他。

“他是在巴士底狱、南锡、马尔斯校场、图尔内和杜伊勒利宫杀人的凶手。除了他，还有对你们干过更多坏事的敌人和外国人吗？”

1792年11月20日，“铁柜”（按路易十六的命令秘密地置放在宫殿墙壁中的一只橱柜）及其内藏文件的发现，证实了国王和敌人进行的各种交易。由此，审判再也不能拖延了。12月3日，罗伯斯庇尔重新提起圣茹斯特的论点：

“国王并不是什么被告，你们也不是什么法官。你们不是要去判决一个人是否有罪，而是要采取一项救国措施，是要履行一项保卫国家的天职。”

处死国王必将巩固新生的共和国。

“提议用某种方式来审判路易十六，这是向君主和立宪专制制度的倒退，是一种反革命观点。因为这样就使大革命本身成了问题。”

尽管吉伦特派玩弄种种花招，国民公会还是于1792年12月6日任命了一个负责起草《路易·卡佩罪行公诉状》的委员会。

1792年12月11日，对国王的审判开始了。首先宣读兰代起草的起诉书。兰代的起诉书是按时间顺序写的，揭露了路易十六在大革命各关键时刻的伪善表现。12月26日，国王的辩护律师德·塞兹宣读了一篇措辞优雅，态度认真的辩护词，重申了1791年宪法所宣布的国王不可侵犯的原则。未能阻止这场审判的吉伦特派试图用一种新的牵制战术来搭救国王：他们要求征求人民的意见。韦尼奥强调说，不可侵犯的权利是1791年宪法给予国王的，只有人民能够从路易十六那里收回这种不可侵犯权。他忘记了这一宪法为纳税人服务的性质。1792年12月28日，罗伯斯庇尔提出了反驳。他指出了诉诸人民意愿和召集各基层议会的做法将给国家带来的危险，说这样会“徒然地引起共和国的动**”。1793年1月初，罗伯斯庇尔在《致委托人的信》中重申了他“关于人民主权和关于路易·卡佩审判的上诉制度”的论点：

“人民已经两次表明了对路易的态度：第一次是在他们拿起武器把他赶下王位的时候……第二次是在他们把拯救祖国和为全世界作出榜样的神圣职责——旗帜鲜明地给国王定罪，赋予你们的时候……当在酝酿中的政府遇到危机，当敌人联合起来向我们逼进的时候，有人要把国家置于危险之中，难道说这不是要通过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使我们回到王政时代吗？”

审判国王的问题于1793年1月14日交付议决。这一天，国民公会确定了3个议员必须回答的问题，

“路易·卡佩是否犯有阴谋反对公众自由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是否应当就对他的判决征求国民的意见？应对路易处以何刑？”

除了几票弃权外，议会一致投票宣布国王有罪。征求人民意见的提议以426票对278票的多数被否决。吉伦特派失败了。通过一场没完没了的唱名投票（该投票从1月16日晚开始，整整进行了24个小时），终于以387票对334票的多数宣判了国王死刑。26名议员投票主张死刑缓期执行。1月18日，议员们又就缓刑的问题投票表决，结果主张缓刑的意见以380票对310票的多数被否定。针对吉伦特派的态度，巴雷尔强调指出：缓刑将会使国内的各种纠纷延续下去，从而使大革命在外敌面前处于虚弱无力的状态。

1793年1月21日国王被处死。这在国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震惊了欧洲。死刑是1月21日11时在革命广场上执行的。行刑时广场上军队阵势威严，百姓人山人海。在此前一天，一个叫巴里的前国王侍卫刺死了一个人民代表——勒佩勒蒂埃·德·圣法尔若。这种无力的绝望举动只能使国民公会的大多数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政策立场，并为大革命提供了第一个“自由殉道者”。

国王的处死打击了王权传统的和近乎宗教性的威望。路易十六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被处死了，神授的君权不复存在了。国民公会已切断了自己的后路。欧洲对这些弑君者们发动了无情的战争。在革命的法国和旧制度的欧洲之间，在曾千方百计搭救国王的吉伦特派和山岳派之间，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实际上，路易十六的处死也使吉伦特派实行的拖延政策再也行不通了。在审判工作进行的时候，他们趁机提出一些对外政策方面的借口。布里索曾经宣称：“在我们的辩论中，我们对欧洲注意得很不够。”1792年12月28日，罗伯斯庇尔对此驳斥道：“胜利将决定你们是人类的叛乱者还是救星。”吉伦特派热衷于拯救国王，希望限制同欧洲的冲突。因此，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同贵族妥协。就这些曾在11月份鼓吹战争的人来说，这种态度是很不合逻辑的。通过处死国王，山岳派使法兰西民族除了去争取胜利之外，再无其他生路可寻了。

加来海峡省议员勒巴1793年1月20日写道：

“我们就这样勇敢地行动起来了，我们已破釜沉舟。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都必须向前进。现在我们尤其可以说：要么自由地生活，要么就死亡。”

Ⅱ.战争和第一次反法联盟（1792年9月—1793年3月）

在瓦尔米战役后的几周里，共和国军胜利地挺进到阿尔卑斯山脉和莱茵河流域。接着，那些被占领国的命运问题被提上日程：应该解放它们呢，还是应当征服它们？其实战争的逻辑和政治的需要早就把解放变成征服了。

1.从宣传到兼并（1792年9月—1793年1月）

对莱茵河左岸、萨瓦和尼斯的征服使国民公会碰到了一些解决起来颇费踌躇的问题。

1792年9月29日，昂塞尔姆指挥的瓦尔军进入尼斯。孟德斯基乌同时解放了萨瓦，受到当地人民兴高采烈的欢迎。9月25日，他致信国民公会说：“城乡的百姓们蜂拥而至，人人都佩戴着三色帽徽。”

在莱茵河流域，居斯蒂纳9月25日征服了斯皮尔，10月5日征服了沃姆斯，21日征服了美因兹，两天后又征服了法兰克福。

比利时也在这时被征服了。瓦尔米战役之后，奥地利军队不得不于10月5日撤去了对里尔的包围。27日，迪穆里埃进入比利时，从瓦朗西埃纳向蒙斯挺进。他的军队全是由正规部队组成的，是法国最好的军队。1792年11月6日，他在蒙斯的正面、热马普村附近发动了进攻，并攻占了这个村庄。奥地利军队败退了。11月14日，奥军撤离布鲁塞尔，30日又撤离了安特卫普。一个月间，奥军从比利时一直被赶到拉罗埃尔。热马普战役给欧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瓦尔米只是一场简单的战斗，而热马普却是共和国军队发动并打赢的第一场大战役。

对君主制欧洲的宣传战是在11月宣告开始的。事实上，尼斯人、萨瓦人和莱茵河地区的居民都要求并入法国。可是，国民公会犹豫不决。1792年9月28日，公会收到了孟德斯基乌将军的一封信，得知萨瓦人要求组成法国的第84个省。卡米耶·德穆兰叫嚷：“把萨瓦置于共和国的奴役之下，当心我们沦为国王的同类！”德拉克鲁瓦插话道：“那谁来偿付战争费用呢？”吉伦特派本身也意见纷纭。就昂塞尔姆将军将把尼斯伯爵领地收归市有一事，拉苏尔斯10月24日的报告指责：“发号施令就是征服！”有一个由众多外国难民组成的势力很大的派别在促进这一征服行动。这一派别是科尔得利俱乐部中最积极的分子，其中有莱茵人、比利时人、列日人、荷兰人、海尔维第俱乐部的瑞士人和日内瓦人，以及“阿洛布罗日人”俱乐部和军团的萨瓦人。这是一个成分复杂的集团，其中有阿纳夏尔西·克罗茨，他是普鲁士臣民、国民公会的瓦兹省议员，被称为“人类代言人”，还有日内瓦银行家克拉维埃尔、荷兰银行家德·科克和被认为是奥地利首相考尼茨的私生子的比利时银行家普罗利。

1792年11月19日，国民公会热烈通过了一项著名的决议：

“国民公会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宣布，它将向一切要求恢复自由的民族提供兄弟般的援助，并责成政府命令所有将军援助这些民族和保护那些为自由事业而受到或可能受到迫害的公民。”

议会希望建立一些独立的姊妹共和国。11月21日，当时任外交委员会主席的布里索曾考虑建立一条“共和国圈”。26日，他给塞尔旺部长写信谈道：“只要还有一个波旁家族的成员留在王位上，我们的自由就难以稳固，同波旁家族就决无休战！”他还进一步说道：“只有当欧洲，而且是整个欧洲都燃遍烈火，我们才能得到安宁！”格雷古瓦宣称要建立一个既无堡垒又无国界的欧洲。获得了解放的民族要充当一切被压迫民族的保护人。

很自然，兼并战是宣传战的结果。国民公会号召各民族起来造反，它就得出面保护这些民族。既要保护，除了兼并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手段呢？这方面交织着多种考虑。首先是政治上的考虑：宣传战唤起了民族野心，法国的军队在阿尔卑斯山脉和莱茵地区扎下营盘，夺取自然边界似乎成了他们的注定目标。照布里索的说法，“法兰西共和国必须以莱茵河为边界。”11月26日，他又指出：

“如果把我国的边界推进到莱茵河，如果比利牛斯山隔开的只是自由的各民族，我们的自由就万无一失了。”

宣传和兼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人们越发明确地考虑到：战争耗资巨大，怎样养活占领区的军队？驻在尼斯的昂塞尔姆、驻在萨瓦的孟德斯基乌和驻在比利时的迪穆里埃都尽可能少向当地居民索取财物。而驻在莱茵地区的居斯蒂纳却就地征集部队给养。直到1792年12月10日，国民公会未就此作出最后决定。12月10日这一天，埃罗省议员、财政委员会委员康邦十分激动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们越是深入到敌人的国土，战争就越是费资浩大。我们的哲学原则和宽宏大量使这一情况更为严重。……人们总说我们给邻国带去了自由，我们还带去了我们的货币、我们的食粮哪！他们还不接受我们的指券呢！”

宣传政策所碰到的困难和战争的需要加速了事态的转变。萨瓦废除了旧制度并要求并入法国，但比利时和莱茵地区的大多数居民则并不显得那么热情。最后，还是财政上的考虑占了上风。

根据康邦的要求所通过的1792年12月15日法令，在被征服的国家建立了革命政府。教会和新制度的敌人的财产被查封，并做了指券的抵押品。什一税和所有封建捐税均被废除，旧捐税被向富人征收的革命税所取代。人们必须向自由宣誓，然后才有选举新政府的权利。“向宫廷宣战！给茅屋和平！”康邦在报告中说：“在我们进入的国家里，所有享有特权的人，所有暴君，都应被视为敌人！”

这样，被征服的各民族不得不接受法国的革命专制。12月15日法令需要用武力加以贯彻。除了少数坚定的革命派，人们很快对这种政策产生了反感。在比利时，国民公会因为粗暴地没收了教会的财产而遭到部分居民的反对。

兼并成了在被占领地区防止发生反革命的唯一可行政策。早在1792年11月27日，国民公会就根据格雷古瓦的报告，以只有一票反对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兼并萨瓦的决议。报告人列举了人民主权（10月22日，阿洛布罗日人的国民议会在尚贝里集会，在宣布废除旧制度之后，还表示了加入法国的意愿）、地理、萨瓦和法国的共同利益等方面的理由。尼斯也按1793年1月31日的决议被兼并了。就在这一天，丹东提出了兼并比利时的要求，并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然边界的政策：

“担心共和国过分扩张疆界是杞人忧天。共和国的疆界是自然确定好了的。我们将在地平线的各个角落——莱茵河畔、大洋之滨、阿尔卑斯山麓达到这些边界。这些应该是我们共和国的最后疆界。”

在比利时，加入法国的问题是在1793年3月间通过逐城、逐省投票决定的。在莱茵地区，3月17日，并入法国的问题也获得了在美因兹召开的议会的赞成，并立即得到了国民公会的批准。最后，3月23日，前巴塞尔主教辖区也被并入法国，变成了蒙泰利布尔省。

在这个时期，反法联盟成立了，战争在蔓延，厄运的征兆已经出现。随着事态的发展，吉伦特派及其政策的命运便同共和国军队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