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南下上海后所发生的一件事，是《新青年》与其长期合作伙伴群益书社决裂，改由“新青年社”独立发行。事情的起因是7卷6号的刊物页数增加很多，书社要提高定价，而陈独秀不同意，终至决裂。此事汪原放在其《回忆亚东图书馆》中曾说到，大体不差。他的叔叔汪孟邹（亚东图书馆老板）当时试图为两边说和，而陈独秀大发脾气，无论怎么说都不能成功。平心而论，大量增加页数而以原价出售，就要亏本，从商人立场确实很难接受。但陈独秀的动怒，也有他的考虑。[72]

陈独秀在1920年5月的三封信里都说及此事，他在7日致胡适、李大钊的信中说，“因为《新青年》六号定价及登告白的事，一日之间我和群益两次冲突。这种商人，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与共事”。此后5月11日和19日，又两次致函胡适，表示“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为六号报定价，他主张至少非六角不可。经我争持，才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潮，又要撤销广告。我自然大发穷气。冲突后他便表示不能接办的态度。我如何能去将就他，那是万万做不到。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总之，“群益对于《新青年》的态度，我们自己不能办，他便冷淡倨傲，令人难堪；我们认真自己要办，他又不肯放手”。

从这几封信可知，确如汪原放所说，冲突的起因是加价问题。价格最后虽以妥协了结，但显然已伤了感情。群益书社恐怕还是想要继续合作，不过总以商人的方式讨价还价，难为心直口快的陈独秀所接受。由于早有不满，陈氏也先有考虑。他在4月26日就发出一封给12位《新青年》同人的“公信”，提出第7卷结束后“拟如何办法”，要他们“公同讨论赐复”。陈独秀提出的问题有：一、是否接续出版？二、原定发行合同已满期，“有无应与交涉的事”？可知那时他已启不续约之心。而群益书社要求提价，更助长了陈的不合作情绪。

陈独秀在5月7日给胡适的信中说，只有自己发起一个书局，才可避免“我们读书人日后受资本家的压制”。这恐怕是他怒不可遏的思想根源。中国读书人对商人既打击又依赖的历史已延续了至少两千年，何况又有舶来的“资本家”新概念为之助，更强化了彼此的不信任。而群益书社以不续办相威胁，既说明他们对合作者的个性不够了解，更证明了自身的商人气味。此后又表示不肯放手，恐怕也表述得不够谦恭，不足以为“读书人”陈独秀所接受，事遂不能挽回。这件事与当时的“主义”和新旧思想倾向无关，却也反映出思想上的历史积淀。

陈独秀在4月26日的“公信”中，还提出了关于刊物编辑人的三种选项：一是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二是由在京一人担任；三是由他在沪担任。这封信似乎没引起北京同人的即刻重视，陈氏又在5月7日致胡适、李大钊的信中再提出：

前因《新青年》事，有一公信寄京，现在还没有接到回信，不知大家意见如何？……《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办（我打算招股自办一书局），兄等意见如何，请速速赐知。

为了日后不受资本家压制，陈独秀自己显然倾向后者，而招股自办书局就是他落实第三项建议的具体规划。他告诉两人：“章程我已拟好付印，印好即寄上，请兄等切力助其成。”这一次陈独秀的要求得到了贯彻，从胡适和周作人的日记可知，有12位北京同人应胡适之邀于5月11日在公园讨论了《新青年》办刊事宜，但似乎并未涉及根本。周作人日记中明言那次聚会是讨论第8卷的事，而陈独秀自己问的也是第7卷结束后“拟如何办法”。[73]

就在北京同人聚会的同一天，着急的陈独秀再函胡适：“究竟应如何处置，请速速告我以方针。”胡适随即有两信回复陈独秀，大概除赞成自办发行和建议用“新青年社”的名称外，并未明确答复陈独秀提出的三项建议，甚或表示了对发行兴趣不大。陈对这种只讨论近期事项的处理显然不满意，他在5月19日致函胡适说：

（1）“《新青年》社”简直是一个报社的名子，不便招股。

（2）《新青年》越短期，越没有办法。单是八卷一号，也非有发行不可。垫付印刷纸张费，也非有八百元不可。试问此数从哪里来？

（3）著作者只能出稿子，不招股集资本，印刷费从何处来？著作者协济办法，只好将稿费并入股本。此事我誓必一意孤行，成败听之。

（4）若招不着股本，最大的失败，不过我花费了印章程的九角小洋。其初若不招点股本开创起来，全靠我们穷书生协力，恐怕是望梅止渴。

此后陈独秀或也略有妥协，他接受了“新青年社”的存在，同时决定招股自办一个“兴文社”。陈氏在5月25日致函胡适，说明“群益不许我们将《新青年》给别人出版，势非独立不可”。他打算让兴文社和新青年社分立，为节省经费，可合租一发行所。“如此，八卷一号的稿子，请吾兄通知同人从速寄下，以便付印。此时打算少印一点（若印五千，只需四百余元，不知北京方面能筹得否？倘不足此数，能有一半，我在此再设法），好在有纸板随时可以重印。”陈独秀强调，独立自办之初，内容应当更好，“吾兄及孟和兄虽都有一篇文章在此，但都是演说稿，能再专做一篇否？”同时请胡适将几位同人进行中的稿件“分别催来”。

5月30日，北京同人再次就《新青年》事聚谈，结果不详。但大体的态度相对消极，似乎看陈独秀意志坚决，遂由他随意进行，却也并不积极支持。陈独秀7月2日写信给高一涵说：

《新青年》八卷一号，到下月一号非出版不可。请告适之、洛声二兄，速将存款及文稿寄来。兴文社已收到的股款只有一千元，招股的事，请你特别出点力才好。适之兄曾极力反对招外股，至[如]今《新青年》同人无一文[此“文”指钱，系“一文钱”之省]寄来，可见我招股的办法未曾想错。文稿除孟和夫人[沈性仁]一篇外，都不曾寄来，长久如此，《新青年》便要无形取消了。奈何！

陈独秀在1916年曾参与群益书社与亚东图书馆合组新公司的招股活动，到北京募集股本。他当年曾致函胡适，自称北上月余，便募集十万元。[74]那时十万元可不是小数目，即便有些夸大，实际数额也当不小。适逢蔡元培请他做北大文科学长，遂未再参与此事。但或许就是那时的成绩，给了陈独秀招股办书局的自信。当时陈独秀的名声应较前些年更有号召力，而兴文社不过收到股款一千元，实在有些今非昔比。究竟是整体的世风变了，还是上海人不如北京人爱好“文化”，都还是可考的问题。

从陈独秀稍后给程演生的几封信看，他似已放弃另立“兴文社”的计划，仍采用“新青年社”的名目募款，但效果也不佳。[75]而既与群益书社脱钩，又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恐怕也是导致《新青年》后来成为中共刊物的一个原因。原本与思想倾向无关的技术性环节，也可能发酵成为一个起作用的因素。

比经费更严重的问题，是北京同人几乎都不曾以文稿表示支持，显然对刊物偏向政治而疏离于学术思想不满。过去在《新青年》同人间划线分派的研究者，似未充分注意这一耐人寻味的现象。当时胡适在南京高师的暑期学校作系列演讲，陈独秀在8月2日特别致信胡适说，8卷1号不做文章就算了，但2号就要“强迫你做一篇有精彩的文章”。他甚至给出了文章的主题，即中国人的思想是万国虚无主义的总汇，包括老子学说、印度空观、欧洲形而上学及无政府主义，可以说“世界无比”。故“《新青年》以后应该对此病根下总攻击。这攻击老子学说及形而上学的司令，非请吾兄担任不可”。[76]

先是胡适等北大人在1920年8月1日的《晨报》刊出一篇《争自由的宣言》，提出“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在“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起一种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的实现”。不过，《宣言》明确了实现之法，就是先“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77]

陈独秀随后在《新青年》8卷1号头版的《谈政治》一文中说，中国主张不谈政治的约有三派：即学界、商界和无政府党人，胡适就是前者的代表之一。他引用《争自由的宣言》中“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一语，说胡适等“要除去这妨害，自然免不了要谈政治”。[78]这已有些占便宜的意思，若由胡适来攻击无政府主义，等于是让主张不谈政治的第一派来攻击第三派，就更意味深长了。胡适看了《谈政治》，自不会接受这一命题作文。

过去很多人都把陈独秀《谈政治》一文视为《新青年》转向的重要标志，然而从此前一信看，陈独秀仍表出了应针对中国人思想病根下总攻击的立意，至少无意将刊物改变成一个政论性的刊物。尽管他稍后仍说，“因为我们不是无政府党人，便没有理由可以宣言不谈政治”。[79]但在其开始转变之时，仍试图顺应北京同人侧重思想的倾向。

后来陈独秀自己写出了他对无政府主义的想法，以为“近来青年中颇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并不完全是西洋的安那其”，而是“固有的老、庄主义复活，是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所以他们还不满于无政府主义，更进而虚无主义，而出家，而发狂，而自杀”。这“是青年底大毒”。他主张，只有“从政治上、教育上施行严格的干涉主义”，“早日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开明专制’之局面”，中华民族的腐败堕落方可救治。而要这样做的“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国民性中所含的懒惰放纵不法的自由思想。铸成这腐败堕落的国民性之最大原因，就是老、庄以来之虚无思想、放任主义”。[80]其言外之意，思想和政治不能两分，当以政治上的干涉主义来对抗虚无思想、放任主义。

胡适此前虽未接受陈独秀的命题作文，显然受到其影响，且不排除后来直接受到此短文的影响。他在1921年6月18日的日记中说，“现在的少年人把无政府主义看作一种时髦东西，这是大错的”，颇像是在引述陈独秀的文字。胡适强调：“我们现在决不可乱谈无政府；我们应谈有政府主义，应谈好政府主义！”同年八月初在安庆，他“第一次公开的谈政治”，讲的就是“好政府主义”，明言他所说的好政府主义是有政府主义，是反对无政府主义的。[81]可知陈独秀对胡适的影响，在逐步发酵。

也是在《新青年》8卷1号之上，刊出了《本志特别启事》，宣称“本志自八卷一号起，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这大概是针对此前关于第七卷的合同，揆诸此前往还信件和别的文献，似未见“新青年社”相应的实际行动，可知该社不过是对外宣布“自行组织”，基本仍是陈一人在操办，仅维持着团体的外表而已。

傅斯年后来说，《新青年》可以分做三个时期，一是1917年夏以前，是陈独秀独力编著的；二是1917年夏至1920年年初，是陈“与当时主张改革中国一切的几个同志，特别是在北京大学的几个同志共办的，不过他在这个刊物中的贡献比其他人都多”；三是自1921年年初算起，“这个刊物变成了共产主义的正式宣传刊物，北大的若干人如胡适之先生等便和这个刊物脱离了关系”。而《新青年》的转向，也有个过程，“自第六卷起渐注重社会问题，到第七卷的下半便显然看出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八卷以后，对社会主义的倾向才“具体化”[82]。

当年傅先生虽是学生，却参与北大诸多事务，与胡适、李大钊、周作人等往还甚多，是深知内情的人。他这一分期显然经过仔细斟酌，特别是把1920年年初到1921年年初这一年的时间划为二三期之间的过渡期，尤显分寸。实际上，1921年1月出版的8卷5号上，仍有胡适的文字。所谓“脱离关系”，只能在此之后。[83]换言之，即使在8卷1号的新倾向已经很明显后，《新青年》的北京同人还在试图寻求妥协，直到陈独秀在上海引进新人参与编辑，才导致最后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