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935年对汤尔和说，由于文科学长的解职，“独秀因此离去北大”，引起一系列严重的后果。因为

独秀在北大，颇受我与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致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了。此夜[3月26日]之会，虽然有尹默、夷初在后面捣鬼，然孑民先生最敬重先生[指汤]，是夜先生之议论风生，不但决定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此会之重要，也许不是这十六年的短历史所能论定。[56]

对此汤尔和当然不能同意，他反驳说，陈独秀本为“不羁之才，岂能安于教授生活”？即使没有这次的改聘，最后还是会脱离北大。1935年时的陈独秀当然已脱离教育界，但这说法恐怕有些后见之明的意味。陈本是从实际政治中回归文化、教育事业的，在他1920年春的言行里，还真看不出多少又要走向实际政治的意向。然而汤尔和挖苦胡适的话却不无道理，他说：会议不久即有“五四”学生运动，此后“接二连三之极大刺激，兄等自由主义之立场能否不生动摇，亦属疑问”。[57]

这话实有所指。北伐前胡适曾提倡“好人政府”，那时就几乎投入实际政治，这是汤尔和亲眼所见；后胡适也曾参加北洋的善后会议，北伐后又站出来公开批评新当权的国民党，几乎被国民党“法办”。那时汤尔和即曾说，他原以为胡适已经“论入老朽，非复当年”，现在才知道其实锋芒未减。[58]汤氏言外之意，胡适自己也常常“忍不住”要参政议政，遑论陈独秀这样的“不羁之才”。其实“自由主义”从未标榜不涉及实际政治，只是对政治有一些特定的看法。汤尔和或不过是沿用胡适的表述而照本宣科，但至少可知当年对自由主义的认知是相当宽泛的。

胡适晚年在《口述自传》里说：1919年时李大钊已写过文章称颂俄国革命，而陈独秀还没有相信马克思主义，甚至并不了解马克思主义。他是到上海“交上了那批有志于搞政治而倾向于马列主义的新朋友”后，才逐渐“和我们北大里的老伙伴愈离愈远”。[59]揆诸陈独秀在1920年南下前后的言论，胡适的看法绝非无的放矢，甚至可以说基本不差。

傅斯年也认为，陈独秀在《青年》发刊词中所说的六点[60]，是他后来众多言论的“立点”。于这一立点出发，“后来之伦理革命论、文学革命论、民治论以及社会主义，都是自然的趋势，必然的产物。而陈氏之发挥这个立点，尤有一个基本精神，即是他的猛烈的透辟的自由主义”。总体看，“他的精神到底是法兰西革命的产品，并不是一个‘普罗’的产品”。[61]

一些共产党当事人的言论，也能印证胡适的说法。前引沈雁冰的回忆说：即使在陈独秀南下以后，《新青年》虽然多谈政治，但在理论方面，却不纯粹。不仅真“对唯物辩证法有研究者，其时仅一李大钊”；同时还刊登罗素的文章而不批评，提示出其与自由主义的关联。

那时还有一位西方哲学家身在中国，其影响比罗素有过之无不及，就是杜威。陈独秀当时对民主（民治）和科学的理解，显然受到胡适和杜威的影响。他在1919年年底《新青年》7卷1号的《本志宣言》中明确表示：“我们相信尊重自然科学实验哲学，破除迷信妄想，是我们现在社会进化的必要条件。”[62]在同一期上所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一文中，陈氏更喊出了他常为人引用的口号：中国要实行民治主义，应当“拿英美作榜样”。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明言：“杜威博士关于社会经济（即生计）的民治主义的解释，可算是各派社会主义的公同主张，我想存心公正的人都不会反对。”[63]

蔡和森也说：《新青年》以前“是美国思想宣传机关，但是到了仲甫同志倾向社会主义以后，就由美国思想变为俄国思想了，宣传社会主义了。不过在过渡期间的文章，社会革命的思想是有了，杜威派的实验主义也是有的”。要到1920年的《新青年》“五一”劳动节特刊（7卷6号），“才完全把美国思想派赶跑了”。[64]蔡和森的记忆有些误差，《新青年》8卷1号都还在刊登杜威的演讲；但他记忆中的感觉，与其他人是类似的。

中共创立时也在上海的李达更曾回忆说，就是在担任中共领导之后，陈独秀也“并不阅读马列主义著作”。他“不懂、也不研究”那些关于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甚至“《向导》上署他的名字的文章，大都是同志们代写的”。[65]这样看来，陈独秀在该刊上的言论，还须小心辨析。马列主义本非一两天可以速成，陈独秀在创建并领导中共之后这方面理论水准不高，应该也是顺理成章的。若陈独秀在创建并领导中共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水准尚不过如此，则他在此前更接近自由主义，就是非常可能的。上述几位中共人士的记忆，也都能印证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胡适向来提倡“拿证据来”，他在《口述自传》里的表述，也是有所本的。胡适引以为据的，就是陈独秀“写给《新青年》杂志的编者的几封信”。[66]我们知道胡适是在美国口述其《自传》的，他保存的大部分来往信件并未带走，但他当时这么说，应能看到一些陈独秀写给《新青年》编者的信（这些信件已由胡家后人拿出拍卖，此前并在北大展出）。

在1920年年底陈独秀到广州后，那时他已和第三国际的人有了正式的联系，恐怕中共也已算成立（虽然还没开第一次党代会），他仍希望胡适所说的“英美派”陶履恭（孟和）能到广州去办高等师范学校。他在给高一涵和胡适的信中说：“师范必附属小学及幼稚园，我十分盼望杜威先生能派一人来实验他的新教育法，此事也请适之兄商之杜威先生。”此时他刚到广州，尚未与当地人联系，但已在考虑“此间倘能办事，须人才极多，请二兄早为留意”。[67]可知陈独秀的心目中，基本还维持着革新与守旧的区分，他并不像后之研究者那样了解和重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差异，却敏锐地感觉到了杜威等人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亲近。

从这些公开和私下的言论看，并参照早期中共要员沈雁冰和李达的上述看法，陈独秀确实未必懂多少马克思主义，他可能也不那么懂得自由主义，但对两者的一些基本准则都有所把握。不论他对两种主义各自认识到何种程度，陈独秀那时并不看重两者的对立，毋宁说他还更注重两者互补的一面。[68]胡适把南下前的陈独秀列入“北大自由主义者”，当然是在一种较宽泛的意义上说的，但彼此皆视为同道，仍在互相援引，则绝无疑义。

而且，其他不少被我们视为自由主义者的人，恐怕也未必就更“懂”自由主义。在这批新“出现”的信中，有陈独秀1920年5月11日致胡适的信。他明确表示不赞成当时学生继续罢课，认为“牺牲了数百万学生宝贵的时间，实在可惜之至”。陈氏建议胡适“邀同教职员请蔡[元培]先生主持北大单独开课，不上课的学生大可请他走路”。在他看来，这样的学生留在学校“也没有好结果”。更重要的是，陈独秀强调：“政府的强权我们固然应当反抗，社会群众的无意识举动我们也应当反抗。”

这是典型的自由主义表达。在那个听众决定立说者命运、老师常常跟着学生跑的年代，即使是一些被我们视为自由主义者的读书人，也未必能认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如此简明扼要地将其表出。而在陈独秀，这却并非一时脱口而出的妙语。到次年6月，他进而在《新青年》9卷2号上公开说：

舆论就是群众心理底表现，群众心理是盲目的，所以舆论也是盲目的。古今来这种盲目的舆论，合理的固然成就过事功，不合理的也造过许多罪恶。反抗舆论比造成舆论更重要而却更难。投合群众心理或激起群众恐慌的几句话，往往可以造成力量强大的舆论；至于公然反抗舆论，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然而社会底进步或救出社会底危险，都需要有大胆反抗舆论的人，因为盲目的舆论大半是不合理的。此时中国底社会里，正缺乏有公然大胆反抗舆论的勇气之人！[69]

大约同时，他又给胡适写信：指责北大的老师们不仅纵容学生运动，自己也闹索薪风潮。胡适1921年7月7日的日记说，“仲甫来一长信，大骂我们——三孟[蒋梦麟、顾孟余、陶孟和]、抚五[王星拱]、我——为饭碗问题闹了一年的风潮，如何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我觉得他骂的句句都对。这一年半，北京学界闹的确是饭碗风潮。”隔天胡适又邀正在调停学潮的蒋梦麟来谈，“我把仲甫的信给他看，他也觉得仲甫的话不错”。[70]这已是中共一大召开之后了，陈独秀仍坚持学者在学潮方面不应“投合群众心理”，而应具有“公然大胆反抗舆论的勇气”。

任何“主义”，不仅需要学理的系统表述，也体现在日常的言动之中。[71]据前引胡适的想法，陈独秀在北大不致十分“左倾”，是因为颇受他和陶孟和等“英美派”的影响，尚能维持自由主义的立场。但至少在学潮方面，陈独秀似乎比这些“英美派”学人更坚定地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之上。所以，“主义”的问题，未必可以简明扼要地“说清楚”。若说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准则都有所把握，却也不至于离谱。

另外，陈独秀本性情中人，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曾因《新青年》事而大怒，写出了几乎与胡适和陶孟和绝交的信。过去探索《新青年》同人分裂的研究者，未曾看见这些非常重要的信函。下面就通过这些新出信件，来看看那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会尽量多使用这些新出信件的内容，对于他人据既存材料已说过的，仅简短述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