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北京的新旧之争相当激烈，旧的一方曾以陈独秀私德不检为攻击目标。北大校长蔡元培本在北京组织进德会，对此相当难堪，也甚感难以处理。结果，经与同为浙江籍的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在1919年3月26日晚合议，决定不让陈独秀继续担任北大文科学长。[13]而汤尔和、沈尹默等当年恰是促成蔡元培任用陈独秀为北大文科学长之人，始倡终弃，同出斯人，当然不仅是偶然巧合。何以出现这样的变化，牵涉甚宽，既与校外的新旧之争相关联，也涉及校内的大学体制构建，自然也免不了无处不在、永不歇息的人事之争，但又不仅是一般人心目中的权势竞争，而与办学取向的异同相关。

有一点可以明确，废除文理科学长的动议，早在1918年秋天已提出，并形成了大致的意见。但这似乎只是一个意向性的决议，具体怎样贯彻执行，尚未确定，也可以修改。后来校外的新旧之争，对这一决议的实行与否，有直接的关联。但在不谙内情的外人认知中，陈独秀的去职，基本是为新旧之争的大环境所决定。

北大原有文、理、法、工四科，皆既是学科也是机构（稍类今日的学院），加上非学科而为机构的预科，共有五科。蔡元培1917年接受北大校长职务后，就决定实行改革。他要让师生了解，“大学乃研究学术之机关。进大学者，乃为终其身于讲学事业”，以改变视“大学为科举进阶”的习惯认识。其方法即“竭力办理文理两科”，使之完善。因为这两科“乃法、工、农、医诸科原理原则所由出”，而入此两科者，“又大抵为纯粹讲学而来，既不想做官，亦不想办大实业”。[14]最后一点反映出蔡元培观念的时代性，不可忽视——“读书做官”或可说是长期的传统，“读书发财”则是近代兴起的新倾向。

由于“吾国人科举之毒太深，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故必须纠正学界的另一弊病，即“重术而轻学”。蔡元培认为，“学与术虽关系至为密切，而习之者旨趋不同”。文、理是“学”，而法、商、医、工为“术”；“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前者以研究真理为目的，“必择其以终身研究学问者为之师”；后者以应用为目的，即使“延现任之法吏、技师以教之，亦无不可”。[15]这里隐含着些许“儒法之争”的余绪，盖“以吏为师”虽是先秦古风，后来却是法家在提倡，而“以法为教”更是法家所独宗。用今日的话说，做官和办大实业者，可以在高等专门学校任兼职教授，却不得入大学任教。

蔡元培试图以学科调整的方式来落实对“重术轻学”的纠正。他在1918年1月的国立高等学校校务讨论会上，正式提出以“学、术分校”的主张：由于“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故当分立；即“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别为独立之大学”，或与既存专科大学合并。实际则先去工科，并入北洋大学；改革预科，分拆入各相关学科，不再为独立机构；改商科为商业学门，隶属法科。北大法科原有政治、经济、法律三学门，本较完备，“学生人数亦最多”（法科由清季显学“法政”演化而来，在全国恐怕都人数最多）。但因相关经费预算案尚未提出，“故暂从缓议。惟于暑假后先移设于预科校舍，以为独立之试验”。[16]

而北大改革的主要工作，则是从1918年下半年起推动文理科合并为“本科”，这也直接关系到陈独秀在学校的地位。在1918年9月的开学式上，蔡元培即提出，“鉴于文科学生轻忽自然科学、理科学生轻忽文学、哲学之弊”，正拟定“沟通文、理两科之计画”。[17]其追随者顾孟余也在《北京大学日刊》撰文，从学理上论证“文理两科合并之理由”。[18]稍后北大创办《月刊》，蔡元培更明言办刊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见”。他强调了文学、科学和哲学之间密不可分的相互关联，主张求学者必“于专精之余，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庶有以祛其褊狭之意见”。[19]

同时，北大在全国“专门以上各学校校长会议提出讨论之问题”中，也主张“融通文、理两科之界限：习文科各门者，不可不兼习理科中之某种；习理科者，不可不兼习文科之某种”。并明确提出，“变通现有文、理两科各设学长之制，大学本科只设学长一人，由大学教授会开全体大会选举三人，由校长择一人任之”。[20]这样，一旦文理实现合科，必然导致学长制度的变更。

以北大师生当时在思想界所起的引领作用，校内的学科整理与校外的新旧之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21]报刊上大约到1919年2月才开始言及政界对北大新派作为的不满，到3、4月间，与新旧之争相关的报道渐达高峰。实则从年初起，北大就已受到政府很大的压力。钱玄同1919年1月7日的日记说：

午后到大学，半农、尹默都在那里，听说蔡先生已经回来了。关于所谓‘整顿文科’的事，蔡君之意，以为他们如其好好的来说，自然有个商量，或者竟实行去冬新定的大学改革计划，废除学长，请独秀做教授。如其他们竟以无道行之，则等他下上谕革职。到那时候，当将两年来办学之情形和革职的理由，撰成英法德文，通告世界各文明国。[22]

从其言辞看，压力应直接来自总统徐世昌，而陈独秀首当其冲。彼时已考虑将去年的学科调整作为应对压力而废除学长的方策，但外界尚不知道。1919年2月22日，蔡元培召集各学长、教授会主任及研究所主任会议，拟讨论“本校扩张计划及其他各种重要问题”。[23]这次会上可能议及了陈独秀的问题，2月26日，北大学生张厚载在上海《神州日报》上说：

近来北京学界忽盛传一种风说，谓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即将卸职，因有人在东海面前报告：文科学长、教员等言论思想多有过于激烈浮躁者，于学界前途大有影响。东海即面谕教育总长傅沅叔，令其核办。傅氏遂讽令陈学长辞职，陈亦不安于位，故即将引退……日昨大学校曾开一极重大讨论会，讨论大学改组问题，欲将某科某门改为某系，如是则可以不用学长。此种讨论，亦必与陈学长辞职之说大有关系，可断言也。[24]

文中并云，陶履恭、胡适之、刘半农也有去职之忧。从今日后见之明看，张的叙述虽不无夸大，其消息来源则大致可靠。不久《申报》也说，“日前喧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钱、胡三氏辞退，并谓此议发自元首”。但“经记者之详细调查，则知确无此事”。[25]可知类似消息已不胫而走，广为流传。虽教育部并无“训令”，但“此议发自元首”却并非捕风捉影。《申报》记者的“调查”，显然不够深入。几天后，张厚载又在《神州日报》上说：

前次通信报告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教授将有更动消息。兹闻文科学长陈独秀已决计自行辞职，并闻已往天津，态度亦颇消极。大约文科学长一席，在势必将易人。而陈独秀之即将卸职，已无疑义，不过时间迟早之问题。且并闻蔡校长之意，拟暑假后将文理两科合并，而法科则仍旧独立。彼时各科学长，自必有一番更动也。至胡适、陶履恭、刘半农三教授，则蔡校长以去就力争，教育部已均准其留任矣。[26]

或许为了强调其信而有征，再几天后，他竟然自称日前往访北大校长蔡孑民，“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且谓该校评议会议决文科自下学期或暑假后与理科合并，设一教授会主任，统辖文理两科教务，学长一席，即当裁去云云”。[27]除采访蔡元培应属杜撰外，张厚载所说越来越靠谱。实则3月1日的北大《日刊》上，已正式披露当日“评议会议决《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并明言“于暑假后实行”。[28]以张氏的“调查”能力，似不应视而不见。唯他虽已有恃无恐，却又故意闪烁其词，好像消息真是探测得来。

实际上，教务处的组织拟“于暑假后实行”是一个关键，表明事情尚无定论，各方都还在努力，略近于今日坊间爱说的“博弈”。

先是胡适出面致函张厚载，询问“不知这种消息你从何处得来？我们竟不知有这么一回事”。并云，“此种全无根据的谣言，在外人或尚可说，你是大学的学生，何以竟不仔细调查一番？”张虽法科学生，却性好戏曲，迹近文人，或以为“君子可以欺其方”，遂信口说“是同学方面一般的传言。同班的陈达才君，他也告诉我这话”。不料胡适将此往来函件公布在北大《日刊》上，陈达才随即表示“并无此事”，并让张厚载出具声明书确认，又被胡适公布在《日刊》上。[29]

随后蔡元培本人也正式致函《神州日报》，指出“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如有以此事见询者，鄙人必绝对否认之”。该报两次“半谷通信”中说“陈学长及胡适、陶履恭、刘复等四人，以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陈独秀以外之三人，“由校长以去就力争，始得不去职”云云，“全是谣言”。但蔡元培也确认，“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会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而“陈学长赞成不设学长之议，纯粹为校务进行起见，于其个人之辞职与否无关系”。[30]

在这些“辟谣”的努力的同时，相关“谣言”的传播却越来越广，各处皆盛传陈独秀等四人已被逐出北京大学、将封闭趋新杂志等，引发一片抗议之声。上海《中华新报》指出，其消息来源是章士钊，提示出某些行动或曾在筹划之中。[31]不论传说中的动议是否属实，压力是明显的，且确实来自总统府。陈独秀先引《中华新报》之语说：“大学校非所谓神圣之学府乎？今之当局者非以文治号召中外者乎？其待士也如此！”他自己进而指责说：“在段内阁武治时代，大学倒安然无事。现在却因为新旧冲突，居然要驱逐人员了。哈哈！文治主义原来如此！”[32]“文治”乃是徐世昌区别于前后任总统的主要特色，文章的指向甚明。

傅斯年稍后更公开说，是有人把《新潮》和《新青年》送给“地位最高的一个人看”，并“怂恿这位地位最高的来处治北大和我们。这位地位最高的交给教育总长傅沅叔斟酌办理”。[33]到3月26日，久处压力之下的教育总长傅增湘正式致函蔡元培，明言“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双方因批评而涉意气，实已“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启党派新旧之争”。[34]

至此，蔡元培似不得不有所行动了。当晚，即有本节开始提到的会议（不过汤尔和日记说是在27日），决定陈独秀不能继续担任北大文科学长。参与会议的胡适后来认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会议，因此夜之会，陈独秀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35]

在傅斯年所听到的故事版本中，蔡元培当夜做此决定是非常勉强的，曾表示不怕外来的压力，并云“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陈独秀、胡适等人“毫不相干”。这故事不排除是蔡元培自己讲的（那段时间傅斯年也参与到应对外界压力的活动中，蔡元培给傅增湘的回信，因涉及《新潮》，即是傅斯年草拟的[36]），至少不是来自胡适，因为里面也说到其中的老谋客（即汤尔和）要蔡先生也“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胡适在场，不会说出这样的情节来）。[37]

胡适对此事耿耿于怀，先后数次调查，以弄清幕后真相。1922年7月，在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期间，他与丁文江、秦汾（秦于1918年年末代理理科学长，熟悉那段历史）等彻夜长谈，了解到北大很多内幕都与蔡元培的谋士沈尹默相关。据说沈初与夏元瑮联合废工科，又“借文理合并的计划以去夏”。夏被迫自请出国考察，由秦汾代理。秦“不愿‘本科’学长归仲甫”，故“首倡废学长之议而代以教务长。但此议后来久不提起，直到后来蔡先生欲辞去仲甫而不欲仲甫居辞去之名”，恰好秦汾调任教育部专门司司长，蔡先生“遂以废学长之名义去仲甫，教务长之议遂实行”。原议教务长只限于文理二科合成的本科，没有法科。“尹默又怕我当选，故又用诡计，使蔡先生于选举之日打电话把政治、经济两系的主任加入”，同时面见胡适，说陈大齐等不希望胡适当选为教务长，拟举经济系主任马寅初。最后在蔡元培支持下，马寅初当选。[38]

这段内幕印证了前引蔡元培说“陈学长赞成不设学长之议，纯粹为校务进行起见”，应非虚言。盖不论是最初议及的本科学长，还是后来确定的教务长，陈独秀都曾是首屈一指的候选人（秦汾只是代理理科学长，资历尚有欠缺）。所以他赞成改制，或并无让贤的想法。在新的形势下，这一原本纯粹的管理体制调整，倒真成了逼陈退位的手段。

实际的教授会主任会于4月8日举行，北大《日刊》给出的表面理由，除理科学长秦汾因任职教育部司长而辞职外，“适文科学长陈独秀君亦因事请假南归”，所以校长召集这次会议，“议决将三月四日所发表之《文理科教务处组织法》提前实行”，并选出马寅初为教务长。[39]法科的临时加入，显然不符合蔡元培的初衷，盖法科也是“术”而非“学”，本在去除之列，不过尚未提上议事日程而已。[40]但沈尹默的提议，或也不全是“阴谋”——在当日报刊言论中，胡适本是仅次于陈独秀的新人物，若由他接任教务长，政府方面恐怕不乐闻。

或许为使教务长选举的正当性更充分，北大评议会4月22日议决：“法科之政治、经济两门，已编入文理科第五组。法律一门，无独立之必要，宜以法律门加入第五组，以法律门教授会主任加入教务处。法科之名，与文理科同时消灭。”[41]还在1918年秋，北大就在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提出“法科大学可专授法律，其政治学及经济学各门，可并入大学本科”的议案。[42]1919年4月，教育部又向教育调查会交议了“法科大学专设法律门，其政治、经济各门并入文理科”一案，但会议议决“部令从缓修正，先由北京大学试办，再行调查”。[43]

评议会使用的“编入”一词耐人寻味，或意味着包含政治、经济两门的第五组不过是在拟议的编制中而已，法科也并未“与文理科同时消灭”。[44]因法科方面的问题，马寅初不安于教务长职位，曾提出辞职（理由是法律学门教授会主任未曾享受选举与被选举权）。到5月底，评议会和教授会主任联席会数日内连续开会数次，几乎一次一变：先是法科补投一票，选举马寅初为教务长；随即又恢复法科教务处（等于否定了法科参与“本科”的投票）；旋又决议不用教务处之名，免生“误会”，实则“法科教务可由法律、政治、经济三门主任认真担任”。[45]这些反复的举动，已在“五四”学生运动发生而蔡元培离校出走之后，大致都可视为前此教务长选举的余波，表明胡适关于政治、经济两系主任当日是谋略性的临时加入之说，大体可靠。

张厚载先已于3月31日因“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被“令其退学”。[46]然而事态的发展表明，此前流行的“谣言”，凡涉及其他人的，大都近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有关于陈独秀的，则基本落实。对《新青年》而言，这次广泛传播的新旧之争，产生了一个积极的附带因素，即引起了外界对杂志的关注和同情。上海的《中华新报》刊文说，教育部所代表的政府压力，实赋予了《新青年》以正当性，“从此以后之《新青年》杂志发行额，必加起几倍或几十倍”。成都的《川报》也有文章预测，既有“政府干涉思想学说的事”发生，“从此《新青年》的价值，愈增高了”。[47]

这些预测很快被证明是不错的，参与《新青年》发行的亚东图书馆主汪孟邹，亲见这一转变的发生。本来由于《新青年》实行版式革新、使用新式标点等因素，上海印业都“不愿代印”。[48]故自六卷“四号起，决就北京印行”。[49]这一决定固因南方的印制出了问题，也表明对杂志在北京的发行有信心。到4月下旬，汪孟邹更观察到：“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50]可知其在南方的销路也不错，尤其近来“渐兴旺”的说法，表明这是新现象。在6卷5号上，即有群益书社关于前五卷将再版，先印前三卷的预约广告。[51]到7卷1、2号，再次发布全五册再版的广告。[52]这些都表明，该刊的销售确实已经大有改观。

不过，很多人愿意引用汪原放所说的《新青年》“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万五六千本”的说法[53]，虽不排除某一次真达到这样的“最多”，但应非常态。实际上，撰于1919年年底前的《〈新青年〉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重订条件》的合同文本明言：“中国北部约每期可销一千五百份，由发行部尽先寄与编辑部分派。以后如销数增加，发行部应随时供给。”[54]则直到“五四”后，北方的销路不过如此。后来陈独秀在1920年5月拟自办《新青年》印制发行等，曾说“此时打算少印一点（若印五千，只需四百余元）”。[55]则“常印”或“多印”的数目，应不会高太多。

由于不久即有大规模的“五四”学生运动发生，那次“新旧之争”对杂志销路的积极影响或被掩盖。而那一事件对杂志办刊倾向更重要的影响，则是陈独秀因大学改制而“自然”成为普通教授。如此“提前实行”学长改教务长的仓促决定显然出乎陈独秀的预料，心有不甘的他最终南下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