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都知道《新青年》在“五四”时的主流地位，但其重要性的凸显，还直接得益于1919年的学生运动。鲁迅在1918年曾两次致函许寿裳，一则说“《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再则说《新青年》“销路闻大不佳”，颇叹“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4]陈独秀自己在1919年年初也承认，《新青年》发行已三年，尚不十分得意。他说：本刊三年来“所说的都是极平常的话，社会上却大惊小怪，八面非难。那旧人物是不用说了，就是咶咶叫的青年学生，也把《新青年》看作一种邪说、怪物、离经叛道的异端、非圣无法的叛逆”。他因此“对于吾国革新的希望，不禁抱了无限悲观”。[5]

可知学生运动之前，《新青年》虽已较有影响，但刊物的发行并不很理想，社会对其负面观感仍较强。即使在青年学生之中，影响也不如我们后来认知的那样正面，很多人不赞同该刊的言论，甚至参与到“八面非难”之中。且陈独秀所说的“八面非难”，或并非泛指，而是随后就闹得沸沸扬扬的一场“新旧之争”。[6]紧接着就是“五四”学生运动，一切随之大变。《新青年》借此两次东风（后者尤其强劲），大受欢迎。不过，“五四”后不久，陈独秀即因发传单而被捕，后来更南下上海避难，参与组织中国共产党。《新青年》的风格和内容，在此期间发生了相当程度的转变，最后正式成为中共的刊物，却又未能办多久。

学界对于《新青年》后期的转向，一直有些争议。除一些人事因素外，主要是《新青年》何时正式成为中共的刊物。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不少人认为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8卷1号已是中共的宣传刊物，其理由除内容多介绍苏俄外，还因刊物的封面也有改变：正中为一个地球，从东西两半球分别伸出两手相握，暗示中国与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接近。[7]想象力更丰富的，甚至认为是暗示了全球无产阶级的团结。前些年有人曾写了很有力的反驳文章，举出很多事例，表明8卷1号并非中共刊物。文章的论证大体可立，所说基本正确。[8]

其实我们本可不必进行这么多的“科学”论证，后期参与过《新青年》编务的当事人沈雁冰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有这方面的回忆，他的言论后来也收入《茅盾全集》，并不是什么稀见材料。但不论是主张8卷1号已是中共刊物的还是反对者，似乎都很少“借鉴”这一说法（不排除是我孤陋寡闻，有人借鉴而我未见）。以前偏向“科学”治史的人大多不很信任回忆录，尤其沈雁冰将其公开发表，减少了一般治史者眼中的可信度。如果他把此事写成秘密报告放进档案，隔了多少年后再由后来的研究者“发现”，恐怕命运就大不同，或许早已成为论证此事最重要的史料了。

沈雁冰本人是早期中共成员，又直接参与编务，其回忆是在其他当事人大多在世时公开发表，虽可能不那么精准，相去不致太远。他是这么说的（下面三段基本是引用沈氏原文，但颇有剪裁而略做更易，使之接近今日阅读习惯）：[9]

“五四”前后，《新青年》原在北平编辑，并由数人轮流。陈独秀由北平移居上海，编辑事务亦由陈一人主持。后杂志与亚东图书馆（按应为群益书社）脱离承印与代理发行关系，在上海自立门户。同时“新青年社”内部亦有变动，“元老”之中，有几位已经貌合神离。

移沪后之第一册《新青年》，即载有陈独秀《谈政治》一文，封面上有一小图案，为一地球而上东西两手相握。内容多一专栏，似名为“苏俄研究”。可以说是结束了过去的以“文学革命”为中心任务的《新青年》，而开始了以“政治革命”为中心任务的《新青年》。据说“新青年社”若干老干部不同意《谈政治》一文之立场，争持久之，终使陈独秀挟《新青年》在沪立门户，以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但此时中国共产党尚未成立，《新青年》及陈独秀虽已被目为赤化，与第三国际亦未有正式关系。

且《新青年》虽开始“谈政治”，在“理论”方面实甚驳杂。译登罗素之著作，而对其思想体系并无批判；“苏俄介绍”栏杂登当时苏联国内各消息，殊嫌零碎，缺乏有系统之研究分析文章。若以《新青年》为“理论指导”刊物，能执笔写理论文字者不多。对唯物辩证法有研究者，其时仅一李大钊。若作为批评现实政治问题的刊物，则综合性的月刊便难以活泼而顾及时效。不久，陈独秀赴粤主持广东省教育委员会，《新青年》编务委托李汉俊，常告稿荒，出版亦不准期，又受外界压迫，终于停顿了。

以上回忆，在年代上略有不准确之处，但大致符合史实，表述也很有分寸。正如沈氏所说，8卷1号的《新青年》和陈独秀虽已被外界目为“赤化”，然并未与第三国际建立正式关系，而中共也尚在筹组之中。成为中共的宣传刊物，自然是后来的事了；但当时已被目为“赤化”，却也是不可忽略的事实。沈氏反复提到的“新青年社”，也是一个重要内容。其实这个“社”究竟是否正式“成立”，还有些疑问。但该社的名义已被使用，且时人一般也都承认这一“社”的存在。

先是《新青年》在出版一段时间后，就成为轮流编辑的同人刊物。在编辑方针上，“五四”前就有些内部争议，但不很严重。[10]“五四”后的第7卷，议决由陈独秀一人编辑。[11]在7卷1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号称代表“全体社员公同意见”的《本志宣言》，胡适在同一期也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两者既有共通之处，也有些“一个主旨，各自表述”的意味。到陈独秀南下后，编辑同人因办刊的方针等大起争议，终至破裂。

过去对此的研究，主要依靠的是胡适收藏的相关来往信件，早年曾被张静庐收入其《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后来耿云志先生主编的几种胡适资料集，进一步披露了一些相关信函。但中间有些关键的信件却未见，以致一些言论的往还无法连接，有些表述难以理解。最近出现的这些信件也出自胡家（大约当初放在不同地方，没有与胡适的主要信件一起保存），恰好能与已知各信连接起来，使整件事的脉络清楚了许多。

一般都承认，陈独秀的离京南下，与《新青年》的转向有直接关联。陈南下的直接原因，当然是因为“五四”后的被捕，保释后在北京不能自由活动，故避难上海。但按照胡适的看法，导致后来陈独秀思想转变的，主要还不是“五四”后的被捕，而是“五四”前北大的内部斗争。这方面的叙述已不少[12]，唯多非专述，各有侧重，仍有整合叙述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