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事实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接受白话小说者只是特定的一部分人。他们中许多是从林译文言小说的读者群中转过来的，有的更成了后来的作者（如巴金）。另一些大约也基本是向往新潮流或走向“上层社会”的知识青年，如鲁迅所曾见的以带着体温的铜元来买新小说的学生。[39]

新文学作品的实际读者群，就是处于大众与菁英之间的边缘读书人，主要是年轻人。前引陈独秀所说“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一段话，余师英时已用来对新文化运动的社会基础进行了简明的考察分析。[40]若仔细观察，陈独秀所说白话文的社会背景，实际上就是指谓那些向往变成菁英的城镇边缘知识青年。[41]以白话文运动为核心的文学革命，无疑适应了这些介于上层读书人和不识字者之间、但又想上升到菁英层次的边缘读书人的需要。

像孔子一样，胡适希望能够向学的人都有走进上等社会的机会，所以他特别注重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联。他刚从美国回来时就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42]且不管胡适所说的原因是否对，他的确抓住了城市社会对此类中学生的需要有限这个关键。而高低都不合适，正是边缘知识人两难窘境的鲜明写照。

自己也从基层奋斗到上层的胡适，非常理解那种希望得到社会承认的心态。他后来说：“小孩子学一种文字，是为他们长大时用的；他们若知道社会的‘上等人’全瞧不起那种文字，全不用那种文字来著书立说，也不用那种文字来求功名富贵，他们决不肯去学，他们学了就永远走不进‘上等’社会了！”[43]

所以他有意识地“告诉青年朋友们，说他们早已掌握了国语。这国语简单到不用教就可学会的程度”。因为“白话文是有文法的，但是这文法却简单、有理智而合乎逻辑，根本不受一般文法转弯抹角的限制”，完全“可以无师自通”。简言之，“学习白话文就根本不需要什么进学校拜老师的”。实际上，“我们只要有勇气，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了”。[44]

这等于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会写字并且胆子大，就能作文。这些边缘读书人在穷愁潦倒之际，忽闻有人提倡上流人也要作那白话文，恰是他们有能力与新旧上层菁英在同一起跑线竞争者。一夜之间，不降丝毫自尊就可跃居“上流”，得来全不费工夫，怎么会不欢欣鼓舞而全力支持拥护！到“五四”学生运动后，小报小刊陡增，其作者和读者大致都是这一社会阶层的人。从社会层面看，新报刊也是就业机会，他们实际上是自己给自己创造出了“社会的需要”。白话文运动对这些人有多么要紧，而他们的支持拥护会有多么积极，都可以不言而喻了。

据邓广铭先生回忆，1923—1927年间他在济南的山东第一师范念书时，参加了“书报介绍社”。该团体“主要是售书，但出售的都是新文化方面的书，如北边的新潮社、北新书局、未名社，南方的创造社、光华书局出的书，我们都卖。我自己每天或隔一天利用业余时间在校门口卖书两点钟”。这就是“新文学”的读者群。邓先生自己因此“对北大特别崇拜，特别向往”，最后终于辗转考入北大念书。[45]但这些趋新边缘知识青年中未能考上大学的，当大有人在，他们当然支持白话文运动。

胡适曾指出，外界对文学革命的一个误解，是他本人“发明了一种简单化的中国语”（a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不过这误解其实只在“发明”二字。使中国语言“简单化”，正是文学革命的主要力量之所在。如胡适自己所说：文学革命之所以能很容易取得成功，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白话文本身的简捷和易于教授”。[46]

胡适自己写文章，素来“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叫人懂得”；[47]为此而改了又改，就是“要为读者着想”。胡适关怀的不止是我自己是否懂，而且是“要读者跟我的思虑走”。这样努力使自己的文章“明白清楚”的结果是“浅显”，而浅显又适应了边缘知识青年的需要。同时，与一般作者不同，他作文不是“只管自己的思想去写”，而是“处处为读者着想”。[48]这样一心一意从读者角度出发的苦心，在民初思想接收者渐居主动地位时，也给胡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正面回馈。

前已引述，胡适曾明确指出，文学革命就是要提高“大众所酷好的小说”的地位；而看小说者的地位，当然也随之升高。如今不仅读者的地位提高，作者的门槛又大幅降低，能写字者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作家”。这样的主张既然适应了近代社会变动产生出的这一大批边缘知识人的需要，更因为反对支持的两边都热烈参与投入，其能够一呼百应（反对也是应）、不胫而走，就不足为奇了。

但边缘知识人虽常常代大众立言，却并不是“大众”本身。从接收者一面整体看，可以说，原有意面向“引车卖浆者流”的白话小说，只在上层菁英知识人和追随他们的边缘知识青年中流传；而原被认为是为上层菁英分子说法的“文言”，却在更低层但有阅读能力的大众中风行。

这个极具诡论意味的社会现象说明，胡适提出的“白话是活文学而文言是死文学”的思想观念，其实不十分站得住脚。孔子说，我欲仁而斯仁至。那些关心“皇帝太妃”也欢迎梅兰芳的“一般人”，因其本不向往新潮流，也就不怎么感受到文学革命的“冲击”，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反应”了。

这就揭示出，关于文学革命“成功”的认知，从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开始，就已有些迷思（myth）的成分。胡适等人在意识的一面虽然想的是大众，在无意识的一面却充满菁英的关怀。文学革命实际是一场菁英气十足的上层革命，故其效应也正在菁英分子和想上升到菁英的知识青年中间。新文化运动领路人在向着“与一般人生出交涉”这个取向发展的同时，已伏下与许多“一般人”疏离的趋向。这个现象在当时或尚隐伏，然其蛛丝马迹也已开始显露了。

原刊《社会科学研究》1996年5期

[1]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37页；周作人：《看云集·论八股文》，82页，长沙，岳麓书社，1988。

[2] 参见罗志田：《林纾的认同危机与民初的新旧之争》，载《历史研究》，1995年5期。

[3] 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7页，上海，新月书店，1928。

[4] 陈独秀：《答适之》（1923年12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

[5]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229页。

[6] 参见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24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修订版。

[7]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3～14页；《胡适口述自传》，149、164页。

[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朱维铮校订，9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 胡适：《非留学篇》（1914年），见周质平主编：《胡适早年文存》，356～363页，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

[10] 《胡适日记全编》（以下简作《胡适日记》），1914年6月29日，第1册，307页。

[11] 黄远庸：《释言（致甲寅杂志记者）》，载《甲寅》，1卷10号（1915年10月），2页（通讯栏页）。

[12] 《胡适日记》，1917年6月所附“归国记”，第2册，612页。

[13] 汤茂如：《平民教育运动之使命》，载《晨报副刊》，1927年1月25日，10～11页。

[14]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1922），见《胡适全集》（2），309～31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15] 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见《胡适全集》（2），329页。

[16] 那被“启”的“蒙者”一边，自己是否承认被“蒙”，或其承认的“蒙”是怎样一种“蒙”（很可能只承认不识字而被“蒙”，却并非缺少新知识那种“蒙”），及其是否想要或愿意其“蒙”被“启”，恐怕都是要打个很大的问号的。但这个问题不是这里所能说清楚的。关于中国读书人在清末“启蒙”方面的努力，可参见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2。

[17]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26～27页。

[18] 周作人对胡适白话文学主张的批驳，当然不完全是就文学主张而论，大约与新文化人中“英美派”与“留日派”的内斗，具体说就是周氏兄弟和陈源的争战相关。此事已为多人讨论，此不赘。

[19] 本段及下两段，参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国语文学谈》，121～128页，上海，中华书局，1936。

[20] 这里说到徐志摩，提示了周作人不满的出处，显然是在继续与所谓“东吉祥胡同”诸人战。不过胡、徐二位恰都是“英美派”中与他关系较佳者，所以也的确是有点“不得已”。

[21] 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8、55～56页，长沙，岳麓书社，1989。

[22] 本段及以下两段，参见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国语改造的意见》，107～115页。

[23] 周作人：《艺术与生活·国语文学谈》，123～124页。

[24] 《胡适日记》，1916年7月22日、30日，第2册，440、450页。

[25] 林纾：《致蔡元培函》，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3），2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26] 鲁迅：《致徐炳昶》（1925年3月29日），见《鲁迅全集》，第三卷，24～25页。

[27] 汤茂如：《平民教育运动之使命》，载《晨报副刊》，1927年1月25日，10～11页。

[28] 朱维之：《最近中国文学之变迁》，载《青年进步》，117期（1928年11月），36页。

[29] 如许德珩就曾主张“把旧时读死书的书呆子从字纸篓里拖出来，放到民族自救的熔炉里去”。许德珩：《“五四运动”的回忆与感念》，载《世界学生》，1卷5期（1942年5月），9～10页。

[30] 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张世禄译，8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

[31] 胡适：《尝试集·四版自序》（1922年3月），见《胡适全集》（10），43～44页。

[32] 朱维之：《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载《青年进步》，100期（1927年2月），209页。

[33] 梁启超：《新民说》，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3页。

[34]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1918年4月），见《胡适全集》（1），52～68页。

[35] 朱经农致胡适（1918年6月），收入《答朱经农》，见《胡适全集》（1），80页。

[36] 高本汉：《中国语与中国文》，49～50页。

[37]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64页。

[38] Perry Link，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Popular Urban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80.

[39] 鲁迅：《写在〈坟〉后面》（1926年），见《鲁迅全集》（1），285页。

[40]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25页。

[41] 关于边缘读书人社群及其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社会权势的转移：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修订版）》，109～15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42] 胡适：《归国杂感》，载《新青年》，4卷1号（1918年1月），26页。

[43]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1935年9月），见《胡适全集》（12），271页。

[44]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66、163页。

[45] 邓广铭：《我与胡适》，见耿云志主编：《胡适研究丛刊》，第1辑，2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46]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137、154、166页。注意胡适所说的“最重要”是数个并列，而不是通常的唯一之“最”。

[47] 胡适：《四十自述》（1931—1932年），见《胡适全集》（18），71页。

[48]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23、240、66页，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唐德刚：《胡适杂忆》，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