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青年杂志》创刊的第一期上，陈独秀就提出了他心目中的近世三大文明，即人权说、生物进化论和社会主义。[66]在民初的中国，或许因为“国体”问题带来的困扰，任何与“国家”对应的范畴都容易引人瞩目，而“社会”以及相关的“主义”尤其受到思想界的普遍关注（当年很多中国人常顾名思义，视社会主义为与社会相关的主义）。那时不仅趋新者和激进者有此思虑，就是接近政府的“安福系”和偏于守旧的孔教论者，也都在思考和探讨各种类别的社会主义。如果说社会“主义”还偏于思想一面，不少人进而向更实在的社会“改造”发展。[67]

陈独秀在1919年提出，“最进步的政治，必是把社会问题放在重要地位，别的都是闲文”。若“社会经济的问题不解决，政治上的大问题没有一件能解决的。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68]若比较他三年前所说的“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即可见其观念的明显转变。从思想伦理到社会，虽然仍延续着轻“国家”而重“国民”的取向，但已渐从个体的“自觉”向群体的“自治”倾斜。以前他的思路是伦理思想决定政治，现在他提出社会经济是政治的基础，讨论的虽皆是非政治的面相，却都意在政治，且呈现出逐渐向实际政治靠拢的趋势。

当初无意“批评时政”时，陈独秀曾说，“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69]其隐含的意思，国人若有了根本觉悟，便可以批评政府了。还在1917年，有读者指出《新青年》表现出了从重学说向重时事转移的趋势，陈独秀一面重申不批评时政的“主旨”，却又表示，遇到“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70]到1918年夏天，他虽仍坚持“国家现象，往往随学说为转移”；但终于正式谈起政治来。陈氏以为，行政问题可以不谈，至于那些关系到“国家民族根本的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则人人应谈，不能“装聋推哑”。这时他转而强调，国人“彻底的觉悟”，必须落实到对政治根本问题“急谋改革”，才能避免国亡种灭的局面。[71]

大概因为《新青年》同人和读者中很多仍不主张谈政治，陈独秀在1918年底创办《每周评论》，以谈政治为主。次年“五四”学生运动发生后，颇有学生被捕。陈氏于6月初在《每周评论》上撰文，主张青年要有“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的志向。[72]几天后，他自己就因散发传单而被捕，关押近百日。从这时起，在各种内外因素推动下，陈独秀彻底告别不谈政治的主张，从思想改造走向直接诉诸政治行动了。

不过，陈独秀那时提倡的“民治主义”，是偏向自由主义的。他所说的中国若实行民治，要“拿英美作榜样”，已成广为引用的名言。[73]到1920年5月，陈独秀已和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有所接触，[74]而其对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也确实深有体会。[75]

胡适和傅斯年都说过，陈独秀曾经是个自由主义者。胡适以为他成为共产党半出偶然，而傅斯年却认为有其“自然的趋势”。[76]两人所说都有道理，如果陈独秀在北京有忙不完的事要做，如果他不是偶然和维经斯基同时出现在上海，他或许真不会成为共产党。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不仅素为陈独秀所关注，更对那时各类中国读书人都深具吸引力。必充分认识及此，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张东荪、戴季陶都差一点成了中共的创始人。把这些人聚合在一起的是社会主义，使他们终于分开的，也是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77]

从学理言，现代自由主义本与社会主义相通。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黄金时段”，正是从“二十一条”到巴黎和会那几年。当时美国在华影响也一度高涨，外有威尔逊总统提倡各民族自主的“十四点计划”，内有学者型的驻华公使芮恩施和恰来中国讲学的杜威，三者都甚得中国读书人之心，合起来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威尔逊在巴黎和会的“背叛”，同时断送了美国在中国的政治影响和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政治前途。中国人在摈弃了以日本为学习榜样后，经历了短暂的“拿英美作榜样”，终转向更长久的“以俄为师”。[78]

陈独秀自己身上也体现了这一转折，他在1918年底尚称威尔逊为“世界上第一个好人”；到次年初即已感觉威尔逊提出的是“不可实行的理想”，故称其为“威大炮”。再到1920年秋，他进而主张输入学说应该“以需要为标准”，即“一种学说有没有输入我们社会底价值，应该看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用他来救济弊害的需要”。此前中国或需要输入达尔文的社会进化论，到那时则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断然是没有革新希望的，生产劳动者又受了世界上无比的压迫，所以有输入马格斯社会主义底需要”。[79]

前引陈独秀的自由主义表述，大致在其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前夕，这意味着他从自由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转移，几乎在瞬间完成。但马克思主义绝非一两天可以速成，中共创立时也在上海的李达回忆说，陈独秀即使在担任中共领导之后，也“并不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对关于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是既“不懂，也不研究”。甚至“《向导》上署他的名字的文章，大都是同志们代写的”。[80]此说实有依据，且不仅限于《向导》；《新青年》8卷3号上署名陈独秀的《国庆纪念的价值》一文，从文风到遣词用字，都与他此前（以及此后很多）文章不同，基本可以确定为代作；不论是否经其润色，最后定稿显然不出他手。[81]

或可以说，陈独秀不过是在立场上转向了马列主义，并未系统掌握其理论。唯以其对学理一贯敏锐的感觉，他对马列主义也有大体的把握，并很快与自己的固有主张结合起来。他曾先后以为伦理思想和社会经济对政治起着决定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显然与此相通，成为他后来经常运用的解释工具（在反传统或“反封建”方面，“五四”前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中共党人的态度本甚接近）。同一理论也为他关于旧事物皆一家眷属的见解提供了新的出路，现在他可以采取革命的手段，倒过来从国家机器（即旧政治）入手，去全面推翻旧文学和旧伦理。

陈独秀于1920年在上海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次年当选为中共首任总书记，直到1927年被撤职。1929年，他因公开反对中共在中东路事件后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口号而被开除出党。1932年10月，却以中共首领身份被国民政府逮捕。1937年出狱，一面从事抗战宣传，同时也开始对共产主义理论进行反思。在贫病交加中辗转流徙数年后，于1942年5月病逝于四川江津。

大体可以说，陈独秀从提倡思想领域的革命到直接投身政治革命，既有偶然的巧合，也有其不得不如是的逻辑进路，更与外在时势的演变相契合。章太炎在清末曾提出：“目下言论渐已成熟，以后是实行的时代。”[82]类似的倾向在“五四”后的中国思想界相当流行。然而一旦“行动”成为主导的倾向，“思想”本身就可能退居二线。这可能意味着读书人在整个社会中地位的下降，想要追赶时代者，或许不得不进行一定的自我约束，甚至自我否定。[83]陈独秀却不是那种愿意屈服于时势的读书人，在真正走入行动的时代后，他仍在继续努力，但实际政治显然不是他的强项。

很多年之后，中国的革命终指向了文化本身。这未必是陈独秀那一代人思想和言行的逻辑发展，唯苍穹之上，似隐约可闻“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那缥缈的余音——文化既是中国人长期的自负，也是其可以自负之所在；那曾经是形形色色中国读书人憧憬对象的革命，则是20世纪中国名副其实的一条主流。[84]当两者结合在一起，即最具吸引力的“革命”也要在最高层次进行时，出现史无前例的“**”，似乎也可见其来有自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