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在南京狱中时，曾为乡后辈汪原放写过一张条屏，上面说：“天才贡献于社会者甚大，而社会每迫害天才。成功愈缓愈少者，天才愈大；此人类进步之所以为蚁行而非龙飞。”[85]不论这是抄自他人还是自作，都是自抒胸臆。陈氏对中国社会，一向责任心重而畅所欲言，贡献不可谓不大；但社会对他的回报，则声誉虽隆而“成功”实少。他在狱中书此，恐怕对所谓“社会迫害”，深有隐痛。

陈氏本人的自定位，其实也是充满犹疑的。1922年他为科学图书社题词，回忆从二十多岁的少年时代起，就“为革新感情所趋使”而办《安徽俗话报》；奋斗了二十年，除“做了几本《新青年》，此外都无所成就”。[86]那时他已投身实际政治，而自己可视为“成就”的，仍是文字的贡献。但后来在狱中写自传时，却说自己“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并自认其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失败”的。[87]这“失败”的感觉，应与牢狱生涯无关。出狱后他仍说：“我奔走社会运动、奔走革命运动三十余年，竟未能给贪官污吏的政治以致命的打击，说起来实在惭愧而又忿怒。”[88]

或许是“英雄不夸当年勇”，晚年陈独秀已几乎不提《新青年》时代的光辉。当记者向他求证，是否如传闻所说“今后要专做文化运动，不做政治运动了”时，他连忙否认。他承认自己的“个性不大适宜于做官，但是政治运动则每个人都应该参加”；尤其“现在的抗日运动，就是政治运动”，那是不能不参加的。[89]这大致仍如他1918年恢复谈政治时所说，关系到“国家民族根本存亡”之时，人人都不能“装聋推哑”。但这样一种非实际的政治，也隐约揭示出参与者自定位的尴尬。

在抗战的艰苦时期，陈独秀以自己不够成功的经历鼓舞国人说：“我半生所做的事业，似乎大半失败了。然而我并不承认失败，只有自己承认失败而屈服，这才是真正的最后失败。”[90]永不向失败屈服，的确是典型的陈独秀精神。他那时特别强调，“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重要的是“不把光明当做黑暗，不把黑暗对付黑暗”；在那“黑暗营垒中，迟早都会放出一线曙光，终于照耀大地”。[91]

所谓不把光明当作黑暗，不以黑暗对付黑暗，针对的不仅是侵略者，而是整个人类的前途。这已部分回归到自由主义的立场，是他晚年的深刻解悟，更表现出对人性的信心。他注意到，由于“强弱”成为“判荣辱”的标准，于是“古人言性恶，今人言竞争”；这不仅是表述的转换，更是善恶的混淆。在“举世附和”作“人头畜鸣”的现状下，必须有哲人出来辨别黑暗与光明。他知道这样做的代价，然而“忤众非所忌”，哪怕“坷坎终其生”。陈独秀仍寄望于少年的个人自觉，希望他们“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92]

那句“忤众非所忌，坷坎终其生”，既是言志，也是实述。鲁迅曾说，真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预备着将来的牺牲”。[93]陈独秀一生的不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正因为他坚持扮演战斗不息的哲人角色，时时都在“忤众”。所以胡适说他是“终身的反对派”，他也乐于接受，仅指出这是“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的确，为了坚持“探讨真理之总态度”，他“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一切“迷信与成见”，均不放过。[94]他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大多数人说话，不愿意为任何党派所拘束”。[95]

晚年的陈独秀，已被共产党开除，又不可能认同逮捕他的国民党，还不得不配合政府和两党抗日，处境的确艰难。但他坚持表态说：“我决计不顾忌偏左偏右，绝对力求偏颇，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一言以蔽之，“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他更顽强地说：“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96]

实际上，很少有人真能“不怕孤立”。英雄也有落寞寂寥之感。在他弃世的前一年，听说一些后辈友人在屈原祭日饮酒大醉，陈独秀赋诗赠友，起首便言“除却文章无嗜好，世无朋友更凄凉”。[97]那是中国很不如意的时候，大家心情都未必轻松。而别人还能相聚饮酒，他却僻处乡间陋室，孤身面对老病。已过耳顺之年的陈独秀，或渐趋于从心所欲，终于撇下了“超我”的面具，不再像鲁迅看到的那样虚张声势，而是回向“本我”，在后辈面前实话实说。

他仍然不曾“屈服”，却也不复倔傲，坦承无友的凄凉。然而，能说凄凉者，就未必多凄凉。面具既除，轻松旋至。寂寞之中，透出几分淡定，减去多少挂怀。更关键的是，陈独秀不再以奔走政治自期，而是回归了文章士的行列。这一回归的重要在于，他一生事业的所谓失败，也都随“政治”而去。在“文章”这一领域里，他永远是成功者，也始终不乏追随者。

这是否即陈独秀最后的自定位，我不敢说。与他有过接触的人中，大都不甚承认他事功方面的作为，却推崇他在思想方面的贡献。最典型的，是昔日政敌吴稚晖在挽联中说他“思想极高明”而“政治大失败”。[98]傅斯年或许是陈氏真正的解人，他不仅确认陈独秀为“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更看到了其不迁就任何人而“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的特质——陈独秀未必如胡适所说是“终身的反对派”，其实“他永远是他自己”！[99]

原刊《四川大学学报》2010年5期

[1] 本文初稿承北京大学周月峰、王波、鲁萍、梁心、薛刚、高波等同学纠谬，谨此致谢！

[2] 按该刊初名《青年杂志》，次年因办有《上海青年》的基督教青年会提出商议，改名《新青年》（参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3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以下除个别行文和正式注释外，一般称《新青年》。

[3] 陈独秀：《实庵自传》（1937年11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任建树主编，第5卷，201～20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200页。

[4] 这是汤尔和的看法。汤氏曾向蔡元培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后来又向蔡氏献计使陈解职，部分正可能是发现了陈独秀是一个“不羁之才”。参见汤尔和致胡适，1935年12月29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91～29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5] 这方面的内容，可参见郑学稼：《陈独秀传》（上），27～128页，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9；任建树：《陈独秀大传》，29～96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6] CC生（陈独秀）：《生机——致〈甲寅〉记者》，载《甲寅》，1卷2号（1914年6月），15页（栏页）。

[7] 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1914年11月发表），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146～150页。

[8] 秋桐：《国家与我》，载《甲寅》，1卷8号（1915年8月），1～2页（文页）。按梁启超的“惊人之鸣”指其稍后发表的《痛定罪言》一文（详后）。此事并可参见沈寂：《再论陈独秀与新文化运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3期。

[9] 稍后的一个显例是，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个月间，中国人对巴黎和会充满向往，甚至一度出现把中国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外在变化的乐观期望。参见罗志田：《六个月乐观的幻灭：“五四”前夕的士人心态与政治》，载《历史研究》，2006年4期。

[10] 如以殉清而自杀的梁济，便曾给民国以机会，表示若民国真做得好，他就可以接受共和而不必殉清。参见罗志田：《对共和体制的失望：梁济之死》，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5期。

[11] 关于“二十一条”，参见Zhitian Luo，“National Humiliation and National Assertion：The Chinese Response to the Twenty-one Demands，” Modern Asian Studies，vol.27，no.2（May 1993），pp.297-319.

[12] 笑（包公毅）：《亦有国民意思之机关乎？》，载《时报》，1915年2月22日，6版。

[13] 讷：《我国人亦思及此乎？》，载《申报》，1915年5月11日，11版。

[14] 秋桐：《爱国储金》载《甲寅》，1卷8号，6页（文页）。

[15] 清末民初不少士人以为，由于社会的惰性，只有说革命才能实现改革；结果，以“故意激进”的言论刺激听众，成为一种持续的言说模式。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60～61、282～28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6] 章士钊和李大钊都看到了这一点，并参见李大钊：《厌世心与自觉心——致〈甲寅〉记者》，载《甲寅》，1卷8号，7～14页（栏页）。

[17] 那时认识到区分政府与国家重要性的是章士钊，他强调：“今兹之所招厌于国民而吐弃之者，政府耳。于国家无与也。”故应“严为国家与政府之分”，人民“爱国可耳。决不能使此倚国家为祟之恶政府并享吾爱也”。秋桐：《爱国储金》，载《甲寅》，1卷8号，2～6页（文页）。其隐含的逻辑思路仍在声援陈独秀，即由于一般人未能区分政府与国家，为了不让政府分享其爱，人民其实可以不那么爱国。

[18] 冷（陈景韩）：《沉毅果决之国民》，载《申报》，1915年5月13日，2版。

[19] 梁启超：《痛定罪言》，原载《大中华》，1卷6期（1915年6月），收入《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20] 参见柯继铭：《理想与现实：清季十年中国思想中的“民”意识反思》，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1期。

[21] CC生（陈独秀）：《生机——致〈甲寅〉记者》，载《甲寅》，1卷2号，15页（栏页）。

[22] 秋桐：《国家与我》，载《甲寅》，1卷8号，1页（文页）。

[23] 按陈独秀本参与《甲寅》编务，他创办《青年杂志》，也与《甲寅》被迫停刊相关。参见杨琥：《〈新青年〉与〈甲寅〉月刊之历史渊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24] 陈独秀：《社告》，载《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页。

[25] 记者（陈独秀）：《答王庸工》，载《青年杂志》，1卷1号，2页（栏页）。

[26] 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9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158页。

[27] 陈独秀：《新青年》（1916年9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208-210页。

[28] 陈独秀：《敬告青年》，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159～163页。

[29] 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载《青年杂志》，1卷1号，1～8页（文页）。

[30] 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1915年10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170～175页。

[31] 陈独秀：《克林德碑》（1918年11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446～447页。

[32] 陈独秀：《一九一六年》（1916年1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197～200页。

[33] 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1916年2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201～204页。

[34] 顾炎武：《日知录·诗体代降》，我所用的是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本，747～748页，长沙，岳麓书社，1994。

[35] 胡适致陈独秀、陈独秀复胡适，载《新青年》，2卷2号（1916年10月），1～4页（栏页）；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载《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1～11页（文页）；陈独秀：《文学革命论》，载《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1～4页（文页）。

[36] 参见罗志田：《走向“政治解决”的“中国文艺复兴”：“五四”前后思想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关系》，载《近代史研究》，1996年4期。

[37]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1917年），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289页。

[38] 陈独秀：《答佩剑青年》，载《新青年》，3卷1号（1917年3月），11页（通信栏页）。

[39] 陈独秀：《复易宗蘷》（按此函发表时原与胡适共同署名），载《新青年》，5卷4号（1918年10月），433页。

[40] 参见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清季民初反传统倾向的演化》，载《中华文史论丛》，第72辑（2003年6月）。

[41] 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1919年1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10页。

[42] 傅斯年：《陈独秀案》，载《独立评论》，第24号（1932年10月30日），7页。

[43] 《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胡适在北大之讲演（续完）》，载《世界日报》，1932年11月1日，7版。

[44] 《胡适之先生演说词》（1920年9月17日），陈政记，载《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8日，3版；陈独秀：《随感录·提高与普及》，载《新青年》，8卷4号（1920年12月），5～6页（栏页）。

[45] 陈独秀在北大旅沪同学会欢送蔡元培赴法宴会上致词，引在《北大同学欢宴蔡孑民》，载《时报》，1920年11月24日，3张5版。

[46] 在《新青年》第1期上，高一涵就特别强调了青年自觉的要素是自由和独立，应能反映刊物当时之所重视。参见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载《青年杂志》，1卷1号，5～8页（文页）。

[47] 陈寅恪：《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1929年），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4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48]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1册，7～8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校订版。

[49] 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1916年10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239～240页。

[50] 陈独秀在自传中曾说他一生先后作过康党、乱党和共产党。陈独秀：《实庵自传》（1937年11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207页。

[51] 胡适：《归国杂感》，载《新青年》，4卷1号（1918年1月），20～26页。

[52] 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12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

[53] 梁济：《戊午敬告世人书》，见梁焕鼐、梁焕鼎编《桂林梁先生遗书》，95～96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影印。

[54]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3～14页。

[55] 鲁迅：《忆刘半农君》，见《鲁迅全集》，第六卷，72页。

[56] 陈独秀：《实庵自传》（1937年11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201～205页；《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胡适在北大之讲演（续完）》，载《世界日报》，1932年11月1日，7版。

[57] 《胡适日记全编》（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1921年8月30日（9月1日眉批），第3册，453页。

[58] 陈独秀：《文学革命（答胡适之）》，载《新青年》，3卷3号（1917年5月），6页（通信栏页）。

[59]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载《新青年》，4卷4号（1918年4月），289～290页（卷页）。

[60] 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1940年3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349页。

[61] 胡适：《纪念“五四”》（1935年），见《胡适文集》，第11册，57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62] 说详罗志田：《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已收入本书。

[63] 章太炎：《对重庆学界演说》（1918年），重印载《历史知识》，1984年1期，44页。

[64] 胡适致汤尔和（稿），1935年12月23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1～28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65] 陈独秀致胡适（1919年5月7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2页。

[66] 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1915年9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164～166页。

[67] 参见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77～8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68]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1919年11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119页。

[69] 记者（陈独秀）：《答王庸工》，载《青年杂志》，1卷1号，2页（栏页）。

[70] 顾克刚致陈独秀、陈独秀复顾克刚，载《新青年》，3卷5号（1917年7月），5～6页（栏页）。

[71] 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1918年），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417～419页。

[72] 陈独秀：《随感录·研究室与监狱》（1919年6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112页。

[73] 陈独秀：《实行民治的基础》，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119页。

[74] 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译，93～10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75] 参见罗志田：《“五四”与西学：与“自由主义”相关的一个例子》，见《西学在中国——“五四”运动90周年的思考》，86～93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76] 胡适致汤尔和（稿），1935年12月23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82页；傅斯年：《陈独秀案》，载《独立评论》，第24号，3～4页。

[77] 中国共产党创立期间，曾有好些打算使用的名称，多与社会主义相关。参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160～175页。

[78] 参见罗志田：《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238～256页。关于芮恩施的影响，参见Noel H.Pugach，Paul S.Reinsch：Open Door Diplomat in Action，New York：KTO Press，1979，pp.123-139.

[79] 陈独秀：《〈每周评论〉发刊词》（1918年12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453页；《随感录·威大炮》（1919年2月）、《随感录·学说与装饰品》（1920年10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37、274页。

[80]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1] 参见陈独秀：《国庆纪念的价值》（1920年10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277～280页。

[82] 章炳麟：《〈民报〉一周年纪念会演说辞》（1906年12月），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3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

[83] 参见罗志田：《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135～143页。

[84] 参见罗志田：《士变：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读书人的革命情怀》，载《新史学》，18卷4期（2007年12月）。

[85]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189页。

[86] 陈独秀：《科学图书社二十周年纪念会题词》（1922年4月），见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200页。

[87] 陈独秀：《实庵自传》，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201页。

[88] 陈独秀：《敬告侨胞——为暹逻〈华侨日报〉作》（1938年8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263页。

[89] 陈独秀：《答〈抗战〉周刊记者问》（1937年10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192页。

[90] 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1938年1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223页。

[91] 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1938年6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249～250页。

[92] 陈独秀：《告少年》（1939年12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334～335页。

[93] 鲁迅：《关于知识阶级》（1927年10月），见《鲁迅全集》，第八卷，191页。

[94] 陈独秀：《致S和H的信》（1941年1月19日），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367页。

[95] 陈独秀：《致〈新华日报〉》（1938年3月17日），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241页。

[96] 陈独秀：《给陈其昌等人的信》（1937年11月21日），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216～217页。按陈独秀的厌弃“中庸之道”是一贯的，他在1915年的《敬告青年》一文中，即曾劝告青年，要“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迁就依违之想”（《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159页）。

[97] 陈独秀：《闻屈原祭日友人聚饮大醉寄建功》（1941年7月），见《陈独秀著作选编》，第5卷，370页。汪原放所录存的后句为“世无朋友实凄凉”，有一字不同，见其《回忆亚东图书馆》，200页。台静农所藏陈独秀手书的《闻光午之瑜静农建功诸君于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作此寄之》，后句也作“世无朋友更凄凉”。见《台静农先生珍藏书札（一）》，312页，台北，“中研院”文哲所，1996。

[98] 吴敬恒：《挽陈仲甫先生》，载《新民报晚刊》（重庆），1942年6月8日，2版。

[99] 按傅先生和陈独秀一样，认为“革命不单是一种政治改变，而是一切政治的、思想的、社会的、文艺的相互改革”。参见傅斯年：《陈独秀案》，载《独立评论》，第24号，2、7页。另一方面，像陈独秀这样在“政治”与“文章”之间徘徊、离异和回归，他不能没有改变。问题是他究竟改变了多少？什么是他维持不变的本色？这些问题，或许还可以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