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民初并非世无英雄的时代。此前影响最大的康有为、梁启超等虽仍努力于思想界，却如余英时师所指出的，“以思想影响而言，他们显然都已进入‘功成身退’的阶段”。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通常也是推陈出新的时代。从立言者角度看，胡适那时即因填补了中国思想界一段空白而“暴得大名”。[48]从追随者角度看，康、梁的许多追随者或也随时代之日新而“功成身退”，另一些或未能跟上时代而被推出了第一线。由于听众的缩减，立言者即使努力，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里继续其典范地位。
陈独秀在反驳康有为时曾指出，在中国这样宗教信仰相对薄弱的社会，需有“高尚纯洁之人物为之模范”，以构成“社会之中枢”。康氏曾是“吾国之耆宿、社会之中枢”，在民初却面临着是否能继续“为小子后生之模范”的危机。[49]这几乎就是昔年追随者的挑战宣言，康有为之所以未能跟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很大程度上正因“小子后生”的不再拥戴，终被昔日的康党陈独秀所取代。[50]
胡适在1918年即注意到这一重要转折，他曾说，那时的上海大舞台就像中国的“缩本模型”，在台上支撑场面的，“没有一个不是二十年前的旧古董”。但他也看到了时代的变化：二十年前，是叶德辉等人在“骂康有为太新”；二十年后，是陈独秀等在“骂康有为太旧”。这就是中国二十年来的“大进步”。[51]
简言之，陈独秀既因发出了时代的声音而引起瞩目，在立言方面占得了先机；又因关注到社会变迁的新兴群体而赢得了大量追随者（“五四”运动后学生的兴起进一步确立了《新青年》的地位）；更因倡导从国家向国民、从政治到文化的转向，而起到开风气的作用。故闻其名的范围迅速扩大，终形成全国性的影响。他与胡适一起，很快取代康、梁，成为代表时代的标志性人物。
那时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念书的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他和周围的同龄人，都受到《新青年》杂志很大的影响，他自己更“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胡和陈]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52]这是趋新青年的记忆，而在守旧长者的印象里，陈独秀也是一方的代表。1918年以弃世警醒国人的梁济，曾预测了世人各种可能的反应，对新的方面，他所猜测的即是“极端立新”的陈独秀会大骂他“头脑太旧”。[53]作为“小子后生之模范”，康有为和梁启超两位广东人被胡适和陈独秀两位安徽人所取代，是那时很多人的共识。
胡、陈两人都在清季就开始用白话写作，他们推动白话文运动，自然得心应手。且如余英时师所说，胡适更能看到“对中西学术思想的大关键处”，而陈独秀则很快“把捉到了中国现代化的重点所在”，故能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54]两人的个性一张扬而一稳重，也颇能互补。
但正是陈独秀的个性及其表述思想的方式和态度，造成很早就开始的“抑陈扬胡”现象。鲁迅曾说：“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外面竖起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支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地关着门，门上贴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我是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55]这话有其倾向性，但仍颇传神，两人一张扬而近于虚张声势，一防卫心重而谨言慎行，大体不差。这段有些“抑胡扬陈”的描述，也最能说明“抑陈扬胡”现象何以形成。
也许是巧合，陈、胡二人皆早年遭遇父丧，教养多自母亲。陈独秀对少年的回忆，即他“自幼便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后来虽有继父，但关系似不甚融洽。用胡适的话说，陈独秀曾“实行家庭革命”。广东方面，甚至传闻他曾组织什么“讨父团”。[56]而胡适虽提倡他人实行“家庭革命”，自己却无表率的行为。再加上胡适对人一向温和周到，陈独秀则不注意细行。在特别注重人际关系的中国社会里，这一差异非同小可。胡适1921年的日记曾说：外间传说陈独秀力劝他离婚而他不肯，“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的造此大诳”。[57]这里所说“人情”的“不知不觉”非常重要，提示着抑陈扬胡那时便已成时代认知（perception）。
在文学革命那次表述方式的革命中，表述方式本身也决定了社会认知和历史记忆的形成。在一般认知和记忆中，其提议从“革命”退向“改良”的胡适都比陈独秀更为“温和”。其实若回向原典，看看具体的主张，这一形象大可再作分析。胡适提出的“八条”，就有六条是否定；而陈提出的“三大主义”，还一一都有推倒和建设的两面。所以陈虽有“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气概[58]，其实际主张，却是破坏与建设并列的。
在胡适自己的记忆里，他一开始提出的就是完全否定的“八不主义”。他稍后自供说，过去那些主张都“是单从消极的、破坏的一面着想的”。到回国后“在各处演说文学革命，便把这‘八不主义’都改作了肯定的口气”，化为四条“一半消极、一半积极”的新主张，成为一种“建设的文学革命”。[59]而“一半消极、一半积极”正是陈独秀所提三大主义的特点，故胡适后来在口号上和具体主张上恐怕都受了陈独秀的影响，不过在表述上仍维持原来出以温和的态度，遂使许多后之研究者也和时人一样，仅从“革命”与“改良”的标识，就得出陈独秀比胡适更激烈的印象。
可以说，“抑陈扬胡”的现象形成既早，也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在当事人心目中，陈、胡的领导作用是共同的。陈独秀自己在1940年3月蔡元培逝世时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60]胡适稍早也说，“五四”学生运动，就是陈独秀和蔡元培这些“威尔逊主义麻醉之下的乐观者”带动“一般天真烂漫的青年学生”所酿成的。[61]
实际上，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当年扮演的更多是后援性的荫庇角色。但两人都提到蔡，凸显出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凝聚作用。如前所述，文学革命和伦理革命都因倡导者所具有的北大文科学长身份而增强了全国性的影响，然而陈独秀个人的道德问题也因此成为舆论的关注对象，并终成其离开北大的导因。陈、胡二人也从此逐渐分道扬镳，更演化出不同的历史记忆。
当时北京新旧之争相当激烈，旧的一方曾以陈独秀私德不检为攻击目标。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汤尔和等浙江籍教授的策划和支持下，于1919年春决定取消文、理科学长，而改设一教务长统辖文理教务。结果，启用他为文科学长的人为撤换他而废除了这一职位，陈独秀也因此改制而“自然”成为普通教授。“五四”学生运动后不久，陈氏因发传单而被捕，释放后南下上海避难，参与组织中国共产党，走上一条相当不同的道路。[62]
这样看来，陈独秀和胡适共为年轻读书人“模范”的时间，其实不长；所谓胡、陈时代，与康、梁时代同样短暂。但两者对时人和后人的影响，都不止于典范被共同接受的时段。在瞬息万变的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各类人物大都难逃章太炎所说“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现象。[63]但多数“小成”者在时过境迁之后，便真成过眼烟云，不复为人所记忆；而这两个“时代”，却都印证了历史的转折，成为一个思想时段的象征，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胡适后来认为，那次解除陈独秀文科学长的决定，导致了陈离开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故这一决定不但影响了“北大的命运，实开后来十余年的政治与思想的分野”。[64]不过，陈氏走向实际政治的行动，也有其半内在半外在的逻辑理路：从外在视角看，他在1919年5月已注意到当权的“少数阔人”在面临提倡新潮者的挑战时，“渐渐从言论到了实行时代”，似已有运用国家机器处置的思想准备，则新思潮一方，或也须有相应的行动；[65]从内在理路看，既然伦理的觉悟是最后的最后觉悟，则觉悟到了头，下一步也只能是行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