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所谓文学革命，主要是表述方式（文体）的革命。在中国传统里，文体与个性本密切相关。顾炎武在讨论历代文体转变时曾说，“诗文之所以代变”，是因为“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但“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皆道此语”；且后人总是摹仿前人之陈言，也不利于表述自我。结果，“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这一文体与自我之间的紧张，即是文体不能不变之“势”。[34]有这样的传统，在民初自我彰显之时，表述方式首先成为关注的焦点，也是自然的发展（方式转变确立后，表述者本身及表述的内容一类问题才应运而提上议事日程）。
先是胡适在1916年初致函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之八项主张。后在陈独秀鼓励下正式成文，则易言为“文学改良”，将其在《新青年》通信中已引起争议的八项主张正式提出，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及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更进而撰写《文学革命论》以响应，他一面指出胡适是首举文学革命义旗的急先锋，他自己不过是在“声援”；同时仍提出了有些不同的“三大主义”，即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35]
然而两人所提的具体方案，仅在《新青年》作者读者中有进一步的讨论；更多的人显然并未侧重“文学”本身的改与革，却逐渐拥戴着提倡者走上以白话写作之路。不论在时人的关注里还是后人的记忆中，“文学革命”都逐渐演化为一场“白话文运动”。后者是一次名副其实的革命，成为整个新文化运动最持久的遗产，并真正改变了历史——今日白话已彻底取代文言，成为几乎唯一的书面表述形式；即使在所谓“象牙塔”的菁英学术圈里，也很少有人能以文言写作了。
如果说文学革命侧重于思想的表述，陈独秀同时也关注着思想本身的革命。那时的《新青年》，仍在贯彻不“批评时政”的宗旨。但陈独秀所谓伦理的觉悟，本基于伦理思想决定政治运作的思路，故虽口不谈政治，而意仍在政治。同理，文学革命也绝非仅仅停留在表述层面，而自有一条从文学到思想、社会再到政治的内在理路。[36]
在陈独秀看来，欧洲革命是全面的，包括政治、宗教、伦理道德和文学艺术；而中国革命则仅限于政治，且都虎头蛇尾，不够充分。由于革命锋芒未曾触及“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故单独的政治革命对中国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有了这样全面“革故更新”的视野，他就从“孔教问题喧呶于国中”看出了“伦理道德革命之先声”，把当时讨论广泛的“孔教问题”与文学革命、思想革命都作为更大“气运”的一部分，结合起来进行考虑。[37]
陈氏的思路很明确，即“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孔教“根本的伦理道德适与欧化背道而驰，势难并行不悖。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38]换言之，孔教之不能不“非”，实产生于欧化之“是”。正因新旧中西之间的对立，这些反传统者又最能“看见”传统的整体力量。用陈独秀的话说：“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39]
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几年，中国读书人对西方的了解进一步深化，在反对国际强权的同时又要推行欧化，于是出现了“西方的分裂”；与此同时，趋新者确实感知到来自“传统”或“历史”的整体压力，于是出现了“中国传统的负面整体化”。[40]在这样的语境下，陈独秀稍后明确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41]
他们对西方不再全面崇拜，而是选择了民主与科学；却因感觉中国传统是个整体，而必须全面反对。在此进程中，如傅斯年所说，陈独秀“在思想上是胆子最大，分解力最透辟的人”。[42]他特别擅长把学理的表述改为大众化的口号，充分体现了他对群体心理的敏锐感觉和对读者的理解。大体上，陈氏以伦理觉悟的主张把国人的注意力从政治转出，走入文学和思想伦理的革命；又使这些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的努力，从文学、思想等走向全面反传统的文化革命。
这些革命之所以能迅速影响到全国，也因为陈独秀半偶然地成为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这样，《新青年》这一刊物及其作者群体（大部分为北大文科教授）的言说，就成了引起广泛注意的全国性大事。[43]先是陈独秀在1916年冬到北京募集股本以组织新的出版机构，适逢蔡元培将到北京大学任校长，遂聘陈独秀为文科学长，1917年到任。陈氏本有教育经验，也一向关注教育。在其担任学长期间，北大文科的影响，可见明显的扩充。当年北大的简称即是“大学”，从那种独一无二的称谓中，就不难理解该校文科学长的全国性影响了。
陈独秀如何办学，历来称述不多。他自己和胡适，也都曾在1920年慨叹北大学术氛围的淡薄。[44]但陈独秀同年也特别指出，此时北大已确立了一种宝贵的“精神”，即“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前者多对外，体现在“无论何种政治问题，北大皆不盲从”；后者偏于内，即“各种学说随己所愿研究”，而“毁誉不足计”。[45]这虽是陈氏赞扬校长蔡元培的话，应能代表他自己的努力目标。[46]多年后，经历了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学人，才进一步认识到这一精神的可贵，坚信其必“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