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刊行，陈独秀在《社告》中明言：“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他进而提出：“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24]这就确立了刊物的两个主要倾向，一是面向青年，一是面向世界。同时也明确了该刊的宗旨，就是要从“道”和“学”这样的基本层面着手。该刊第一期除了国内外“大事记”栏，基本不及政治。陈独秀并在“通信”中申明：“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25]

那时的中国并非风平浪静，正发生着辛亥鼎革以来的政治大变。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1916年春，袁世凯放弃帝制，不久去世。与帝制的短暂重现同时，还出现了所谓“再造共和”的武装局面。这些名副其实的“国家大事”，此后一两年间的《新青年》均未曾正式议论（仍仅在“国内大事”栏述及），确实体现了无意“批评时政”的办刊意向。对中国面临的问题，陈独秀正探索着某种更为深远的最后解决。

在该刊第一篇文章中，陈独秀即希望“新鲜活泼之青年”能“自觉而奋斗”。所谓自觉，是“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卑”；不应像很多人那样，年龄是青年，而身体和脑神经已进入老年。至于奋斗，则是“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26]一年后刊物更名《新青年》时，他更借机辨析说，“新青年”不仅要从生理上和心理上区别于“老者壮者”，也要有别于那些身心接近老者壮者的“旧青年”。[27]

基本上，新刊物仍在贯彻陈独秀此前关于“爱国心”与“自觉心”的论旨。陈独秀强调，只有“敏于自觉勇于奋斗”的少数青年以“自度度人”自任，然后中国“社会庶几有清宁之日”。在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时代，“澄清天下”本是他们的责任，如今陈独秀基本把这一责任转移到少数“新青年”身上了。为此他提出六个努力的方向，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28]同期杂志还刊发了高一涵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29]进一步把“国”与“民”的关系落实到新的“共和国”与“青年”之上，并强调后者的“自觉”。

陈独秀随即撰写《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提出教育的责任在民间不在政府，而教育方针，应侧重了解人生之真相、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未来责任之艰巨等。其中最重要的，仍是要明确国家的意义，以厘清国与民的关系。他认为，欧洲近世文明已达国家主义阶段，惟国家过盛，不免侵害人民权利，于是兴起“惟民主义”，强调主权在民，实行共和政治。中国的国情，国民犹如散沙，国家主义实为自救之良方。但应了解“近世国家主义，乃民主的国家，非民奴的国家”。人民应自觉自重，不必事事责难于政府，也无需争什么“共和国体”。只有“惟民主义之国家”，才是“吾人财产身家之所托”。[30]

此时陈独秀所说的“民主”，仍对应于君主；而“惟民主义”，或即后来流行的德莫克拉西，却意近共和。三年后他还在说，“现在世界上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向共和的科学的无神的光明道路；一条是向专制的迷信的神权的黑暗道路”，而新派人物“总算是倾向共和、科学方面”。[31]这里共和与科学的并列，大约就是稍后脍炙人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之滥觞。而对应于德莫克拉西的，正是共和。所以，陈独秀所鼓吹的“惟民主义之国家”，侧重于共和政治的政体层面，而非其国体层面（即对应于君主的民主）。

在1916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中，陈独秀除预测中外局势均会大变外，进一步强调“除旧布新”的彻底性，主张对1915年以前“皆以古代史目之”，一切都从1916年重新开始，“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只有“民族更新”之后，中国人才有“与晰族周旋之价值”和“食息此大地一隅之资格”。必怀此希望者，才可称为青年。而青年具体的努力，则在于自居征服地位而不能被征服，“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而不为“他人之附属品”，通过“各自勉为强有力之国民”，使中国的“党派运动进而为国民运动”。[32]

一个月后，陈独秀“盱衡内外之大势，吾国吾民，果居何等地位，应取何等动作”，写出了著名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他提出，首先要从政治上觉悟到“国家为人民公产”，中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由于最终影响政治的是伦理思想，中国“多数国民之思想人格”必须变更，要在政治上自觉其居于主人的主动地位。若“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故“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33]

厘清“国”与“民”的关系以建设一个现代的国家，是陈独秀一生言论的核心。这一系列文章表明，陈独秀关于“国”与“民”关系的思考已大致定型。此时他最为关注的，是改善中国和中国人在世界的地位，即以“民族更新”为基础，与白种的欧洲竞争，为中国争取“世界的生存”。所有这些，都取决于中国人的自觉，使“国民”而非“国家”居于政治的主动地位，以实现他所期望的“惟民主义之国家”。

在此从“国家”到“国民”的倾斜之中，对“自觉”的强调，意味着群体性“国民”的努力，必须落实在每个“国民一分子”身上。陈独秀实已指向“个人”的自觉，并更多寄希望于青年。在此后的几年中，有“我”日益成为趋新言说中的一种“必须”；从生活到学术的讨论，处处可见“我”的存在。

而不论“国民”是群体的还是个体的，思想、伦理等方面的改造都成为首要的努力目标。陈独秀提出从“政治”到“伦理”的觉悟层次，就是要将侧重点从“政治”上的努力转向“文化”，具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思想之表述相关的文学革命，一是与思想本身相关的伦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