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前两年热心的章怡老先生听到“老三论”和“新三论”又被“人文科学家”赏识的消息，曾“颇感烦躁”。[1]我当时只觉得十分惊讶，盖时下讲究市场规律，而清季以来的趋新大势迄今并未稍减，旧论还能有什么新市场吗？如今两年已过，新老“三论”均未见有多少人提起，章老先生完全可以安坐品茗了。实际上，整个20世纪的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各种新说新见几乎都只是未成即堕，热一下就不见踪影。即使有少数回光返照的例外，也都要间隔一代人以上，鲜有在十余年间就再领**者。

这个特点在近一二十年间的学术研究上体现得尤其充分。昔人好用“走马灯”来形容事物变换的频与速，其实走马灯不是马，圈子虽然转得快，到底还会晃回来。我们这一二十年的学术研究，就像是电影《地道战》中那句广为传颂的名言，真正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这种论那种说，你未唱罢我登场，换得快，且不重复。假如有些什么论说竟能死灰复燃，能不令人惊讶！

的确，20世纪80年代初系统论等“三论”真可谓风靡一时，那时言治学者几乎已到了言必称“三论”的境地（虽然是赞成和反对的都有）。不久就有人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很快写出专著来。许多历史学界的人发现其中颇多史实错误，怀疑作者原不那么懂得史学，但对其敢于创新的精神，还是比较佩服的。这中间当然也包括对系统论的尊敬，因为并不是人人都能够随口说出一套理论来。后来又有少数略知外国系统论的人看了那书，发现里面的系统论似乎也有问题；因为洋人的系统论条条框框其实极多，并非一两天便可入门，遑论应用。随着开放的进展，到外面的人渐多，才知别人的系统论与我们这边所讲的系统论颇不相同，远不如我们的简明扼要。可知近来我国学者的创造力已远胜只知尊西摹仿的前人了。

也许正因为发现了系统论的不便，或者因为趋新也要抢时机，某一论说的“版权”通常只能为一定数量的人所拥有，错过了风头就只有再找下一个；许多人又转向别的新论。我的一个朋友，便曾花了不少功夫去学习什么“耗散结构理论”，试图用来诠释先秦史。这位朋友还好是可以读洋文的，又不那么具有创造性，故对“耗散结构理论”知道得越多，便越不敢贸然用到先秦史上去，正王国维所说的“知识增时转益疑”，结果虽然得了不少启发，到底还是放弃了。也曾见有些更胆大的人用数学公式来计算辛亥革命，算出来的结果与教科书上的并无两样，但总显得更“科学”，不过似乎也没能继续算下去。那些年，这种虽然趋时，但尚能站稳学术戒律的脚跟，不得不承认白费了许多光阴的人大约是不少的。但另有许多人，却是因为那股“热”一过，便打一枪或尚未打枪，又换了新的地方了。

平心而论，能运用新出的这种论那种说来治学，当然是好事。早在梁启超提倡“新史学”之时，就已提出向其他学科借方法的取径。史学到今日的局面，也已不可能不走跨学科的路径。前些年洋人用系统论治史治政治学社会学，曾产生出大批的著作。那些著作中也有不通系统论的趋时作品，但亦不乏严肃认真之作。其最后是否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且不必论，但对学术研究确有推动作用。反观我们，热虽然热得厉害，拿出来的作品却极少。像那一两本用系统论治史的著作，虽未必令人信服，其努力的精神也还可贵。但后来终未见有人拿出更像样的东西来。

真所谓“大风一过气即竭”，不过两三年，以系统论及新老“三论”治学即已成历史，只能作为日后学术史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了。前两年英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在世界巡回演讲（也曾到中国各地讲了多次），很爱说我们生活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之中，这句话用来形容近年中国的学术发展，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三论热”一过，又出现了“文化热”。一时间什么都离不开文化，也什么都成了文化。这一回的效果是超过以前的。讲各种文化的书出了不少，至今还有些余波，其中也不乏严肃的作品。因为文化这个东西，西人虽然有各式各样的界定，我们的老祖宗也早就讨论过什么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类的观念。自己有传统，做起事来总要容易些。但这些年我们所谈的文化，大体还是洋观念；不过因为西人对文化也是各执己见，解释繁多，自不像系统论的条条框框那么细密，多少方便了吾人的运用。

实际上，文化热初起时，一些海外汉学家还颇高兴了一阵子。因为大陆的中国人已有很长时间不怎么讲“文化”这个题目了。无论如何，讲文化总比不讲要好许多。而且，中国文化这个题目也确实值得研究。再下面各区域文化及各种子文化如酒文化、茶文化等，也无不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好题目。唯这样的研究，总要积多少年的功力才能有所成效。然而前几年就有人在说文化热已经过去，现在大约是真的过去了。如今讲文化已有些“礼失求诸野”的趋势，除了通俗层面还有些小报不断以口吐真言的方式讲各种细致的“子文化”外，学界之人言文化则不免被人视为落伍，已渐渐不能“预流”（认真在做的学人当然也还有）。这一枪打出去，果然又换了一个地方。

现在比较时兴的，当然就是所谓“后学”（如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了。大陆读书人在追随西学方面，以往常常不及海外华裔学界，如今似渐有并驾齐驱之势。就像清末民初的留英美学生常与留日学生进行西词译名的竞争一样，现在海峡两岸对西方新流行的词汇，往往译得颇不相同。如“deconstruction”一词，海外多译作“解构”，大陆前两年是基本追随的，如今渐有自主意识，已多改译为“消解”。前者还多少留一点“构”的含义，后者则全在“解”字上着力。近来“消解”一词出现极为频繁，而且似乎已达到人人耳熟能详的地步，作者使用时全不必作任何界定，也并不像使用有些新词那样在后面用括号将西文原字标出，可知至少对相当一部分读者来说，是已经“普及”了。

根据洋人的语法，“消解”作动词用时似乎应算及物动词，总要有对象才是。唯细察我们的“后学”家虽不断地在“消解”，然实不知他们在“消解”什么。套改一句俗语，真可以说是“巧妇频为无米炊”。雷颐先生曾对“后学”到中国就变了味道大为感叹。他的意思，解构当然先要有“构”，然后可“解”；而这些口吐外国“后学”真言的“后学家”，在中国“消解”的却是本身尚未形成“结构”气候的西学。雷先生的意思，假如这些“后学家”能追随到“后学”之真髓，便应该学福柯把中国的传统来一下“知识考古”，“消解”那些已成结构的东西。[2]

其实雷先生对“后学家”们未免估计太高，他提出的要求也过于理想化。依我的陋见，西学到中国实不必成什么独自的“结构”，能散化在中国学问之中（即使如雷先生所说的不过尚在边缘）就已相当不错。对于这类已融入中国思想言说的西学（不论是否已经“有机结合”），“后学家”们基本尚未接触到，当然还谈不上“消解”。至于把中国的传统来一下“知识考古”，恐怕更非“后学家”们力所能及。

今日与五四新文化时代全不一样，那时的人虽然反传统，自己却颇知传统，也有相当程度的西学素养。近年学样反传统之人，则更像司孔图所说，颇有点“汉儿学作胡儿语，翻向城头骂汉人”的味道。他们不仅不怎么知传统，就是其使用的“胡儿语”，也是在城头之下临时抱佛脚得来，并不见得知其就里。福柯能对西方传统知识主流进行“知识考古”，前提正在其知传统。雷先生要中国“后学家”以其半通之“胡儿语”去考其所知甚少的中国“古知识”，不啻迫巧妇为“无米之炊”，实强人所难。在连讲“国学”者也说不准知道多少传统（详后）的今天，又何必难为“后学”新进。

说实话，自清季以来就存在特别经五四新文化人强化的“反求诸己”取向，早已把中国传统的结构“消解”到体无完肤的地步，这在两岸之西词译名竞争中也有所体现。比如英文的“paradox”，海外多译作“吊诡”，而大陆则基本译为“悖论”。依稀记得某文化评论刊物上不久前还有人出来反对前一译法，意谓已有比较通行的“中国”译法（即“悖论”），而有些人偏要故作“西化状”（即译作“吊诡”）。殊不知“吊诡”正如我们今日卫生部的“卫生”二字，乃是出自《庄子》的词汇，远比“悖论”更接近“中国传统”。这样以真西化反假“西化”的现象，说明在漫无目的大量“消解”之余，“西学”和“中国传统”各自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早已混淆不清。“后学热”在中国那种“巧妇频为无米炊”的性质，于此亦可见一斑。

周恩来在20世纪20年代指出：当时青年党之责备共产主义者，“多部分是从脑子里任意为共产主义者造舆论，自立自破”。[3]胡适也观察到：“今日所谓有主义的革命，大都是向壁虚造一些革命的对象，然后高喊打倒那个自造的对象。”两人所见略同，大约为当时一个较普遍的现象。这现象似乎也与20世纪中国共进退，今日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不仅主“破”的“后学热”如此，近年同样已引起一些人侧目的“国学热”，应该算是主“立”的，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主“立”者的用心自然是以建设性为主了，但有些人似乎“改造”和“创造”的倾向远超过“重建”的努力，以至于他们笔下的“国学”恐怕会使不少过去的“国学家”瞠目结舌。就以名称言，近来有人在谈到学术的本土化与世界化时，开篇第一句便言：“中国学术古已有之的大约只有国学”。[4]这话看起来似乎不错，其实不甚通。因为“国学”这一名称实在年轻得很。史家钱穆于1928年在其《国学概论》里已指出：“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可知绝非“古已有之”。这个名词，我想很可能是近代从日本转入。但即使在日本，最早也不过是在十七八世纪才有“国学”的出现，仍不算太“古”。日本国学针对的是外来之儒学，而近代中国人讲“国学”最初更多是针对所谓“君学”，到辛亥革命后才转为针对“西学”。

这并非专挑毛病，一个学说或一门学术如历史上无以名之，其是否存在的确是要打个问号的。“古已有之”的中国学问如经学、小学、理学、心学等，在内容和时段上都有其特定的指谓。把时段的限定取消，意义便有差别，有时可能是很大的差别。实际上，如果不讲时段，又怎样来确定其是否“古已有之”呢？论者或者会说，从名词史来论学或太专门，非一般人所能知，则不妨转就内容探讨。就内容言，前引的话仍不甚通。如果将国学定义为如经学一类的某种学，便不好言“只有”。倘若放到最宽，将国学定义为全部“本国之学术”，则“中国学术古已有之的大约只有本国之学术”这句话究竟作何指谓，也还是令人困惑。

实际上，何谓“国学”，从来缺乏一个人人都接受的精确界定。钱穆先生已明言，国学“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若退回到钱穆先生著书的时代，说到“国学”，一般学人大致当知其所指，其实倒基本真是指宽泛意义上的“中国古已有之的学问”。不过也有别的理解，国粹学派的黄节（恐怕很少有人会怀疑他是正宗国学家）早就明确指出，“国粹”并不限于中国本土已有的内容，外来之学说而适合中国之需要者，也是“国粹”的组成部分。从这个定义言，那些现在认为需要“本土化”的西方学说，无不可视为“国粹”，也都在“国学”范围之内。这虽是一家之言，今日有些人的“国学”研究，便有点向这种带“包容性”的路径倾斜的趋势。而其成果，则起黄晦闻先生于地下，或者也未必就敢“认同”的吧。

近见董洪利先生用伽达默的“视界融合”说来解释孟子的“以意逆志”，说颇清新可喜。董先生把“志”理解成“作品语言所欲表达的内容”而非“作者的原意”，故“以意逆志”就“完全可以理解为解释者的前理解与作品所欲表达内容的相互融合”。这里的关键是董先生视“作品”为胎儿似的“自主性客体”，即要大致割断作品与作者的联系。他自称这是在“完善整理”孟子学说以将其“提高”到伽达默的“精密”程度。[5]从伽达默或其他什么西人的学理来看，“精密”或真有之；但就孟子的论旨言，“提高”恐怕适得其反。因为孟子是主张通过“知人论世”来“以意逆志”的，强调的正是作品与作者及其所处时世的关联。不论把“志”怎样理解和界定，孟子的意思决无视其所论之诗为“自主性客体”之意。则董先生所谓这两个中西观念的“相通”，实已成为“不通”了。

董书正是最近推出的“国学丛书”之一，今之言“国学”者，尚不乏类此之作。他们绝非有意曲解，其欲“完善整理”和“提高”国学之心实甚诚恳。但竟然会得到“不通”的结果，其原因恐怕还是先入之见太重，而且重到不自知的程度。《庄子·齐物论》说：“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成玄英疏曰：“域情滞著，执一家之偏见者，谓之成心。”林云铭进而阐释“成心”说：“谓人心之所至，便有成见在胸中，牢不可破。”在视文本为“自主性客体”的前提下，复以个人之成心为标准，则人人皆自有其标准，各人对所读作品的师法取法，亦无不随心所欲、如入无人之境。

一般而言，对昔人成说的见仁见智，多是仁者见仁，不仁者见不仁。过去有人指责司马迁之百三十篇皆是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章学诚以为，司马迁其实未必存诽谤之心，而是“读者之心自不平耳”。盖读者之心先自不平，则见书中所言亦皆不平。正刘彦和所谓“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于是读者常各取所爱，“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终不免“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文心雕龙·知音》）。但从伽达默的“视界”望过来，《孟子》一书也无非是“自主性客体”，“西墙”而东移，不亦宜乎。诚哉刘彦和亦稍欠“精密”也！

从今日“国学”的“提高”与“后学”的兴旺看来，我们与世界“发达国家”的距离真是越来越短。系统论在西方一直红火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故我们在80年代与世界“先进水平”还差十余年。如今“后学”在西方虽已热过了顶峰，但大潮尚未落下来，余热还有些日子可慢慢放送；则我们完全可以说是达到了90年代的“国际水平”，在赶超世界“发达国家”方面文科竟胜过了理工科，应该是很值得骄傲了。

可是这里也有一层隐忧：现在许多人还正在讨论着社会的“现代化”，而另一些人的思想已达到了“后现代”阶段。思想演变与社会发展的不同步，本是近代中国的持续现象；而“先进”的知识分子以超前的思想来“带动”社会的“进步”，似乎也是近代中国史研究中常见的诠释。但是，正如有人在《读书》某期所说，“后现代”是典型的“破字当头”的思潮，实含有“反现代”的意味。既然还正在“化”的长程之中，“现代”的程度就已有限，在此进程中同时要反现代，似乎也太“辩证”；“后学”家们固可以说出一连串的套话来“消解”，浅陋如我辈终觉有些难以理喻。

同时，后现代主义与系统论一样，完全是西方的产物，不像“文化”那样是中国古已有之。与其他纯西方的思潮相同，后现代主义的条条框框也是相当细密的；用来作口号喊一喊自不算难，真要用于学术研究，就不那么容易了。近年有学者颇喜欢讨论思想史研究是否需要“接地气”，看来我们的“后学”家们似乎是以特异功能遥接西方的“地气”，反过来在其实际站立之地“消解”点什么（something）或“没什么”（nothing），与当年章太炎攻击的蔡元培“以欧美之眼光，看中国之问题”，殊无二致。但蔡先生怕只能算是“前现代”人，这样一种也许是无意识的隔“代”传承，实令人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就是从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角度看，也还有另一层隐忧。“物极必反”是中国的古训，从长远看，解构解得太厉害，解构者自己将处于一种“无构”的境地，此后恐怕就会发生所谓革命革到自己头上的情形；另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基本是西方学术思想界左倾的产物。由于左派的进攻态势来得太凶猛，眼前已可看到“右派”的反击。目下两派的斗争还只是方兴未艾，万一哪一天“右派”竟然取胜，又出现什么新的“主义”，则眼下后现代这一枪还刚刚打出，是否又得换新的地方呢？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抗战时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不得已而行之的游击战战术，有其特定的时代针对性。但这种战法能够产生，恐怕也有更深远的文化历史渊源。近代中国士人与外国的接触交往及随之而来的不断“改革”，就很有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味道。清人在最初承认西方有“长技”后，便逐渐开始“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于是有所谓“制造派”（这是比“洋务派”更接近历史原状的称谓），学习西法制造坚船利炮。可是在这方面尚未见大的成功，有人计算了一下，发现“造船不如买船”。这在技术上和经济上都是不错的，但常规的思维，或者会一面买，一面还是造，以期他日能自造。可是清人似乎就此重买而轻造，各制造局在略兴旺过一段时间后均逐渐式微。

同样，稍晚的中国士人在“发现”西方之长不仅在“技”，更在其“学问”，特别是“政制”优越之后，即基本弃长技不学，而去学法政。清季留学生以学法政者为最多，论者每以中国的官文化解释之。这当然也是一个因素。但早年习船政海军的，后来仍以做官为主，说明不学法政仍可为官。这一现象本身也体现了由重长技到重政制的转移。故读书人多习法政，实与整个社会关怀的重心转移有关。到了民国，中国人在试了一下西人的政制之后，马上觉得还是不对。许多读书人又转向文化，以为中国问题还在更深一层，于是开始反传统。

上述的发现和相随的转移本身或许都有一定的道理。我所注意的是，讲政制的时候就基本不再讲制造，讲文化时就不怎么讲政制，恰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清政府积数十年心血建立起北洋海军，但在甲午一败之后，竟弃海军于不顾，转而专练陆军，于是有小站练兵和袁世凯的兴起。问题在于，当时只要有钱，再造海军并非不可能。在已有的基础上，从买舰到训练人才，只要数年就可颇具规模。若上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舍得投资去买比日本还新式的战舰，海上复仇也不是全不可能（到义和团之后外人以条约限制中国发展军力，就无此可能了）。清廷转向改练陆军当然有许多彼时彼地的条件限制和具体考虑，但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倾向也不能说不明显。

这样的取向，不免使后人觉得难解。唯今人觉昔人行为难解之处，通常正是历史研究的突破口。近代中国人在内忧外患交相逼迫之下，受西学的感染，产生出强烈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急迫心态，总希望一举摆脱所有烦恼、解决全部问题。故此举不行，即换另一举；内外问题相逼越紧迫，想一举解决问题的心情就越急切，而解决不了问题时心情更加烦躁焦虑。读书人这种越来越炽热的焦躁心态，是19世纪后期以来的持续现象，也是近代中国留给今人的一份遗产。

再加上近代中国战乱频仍，战争年代的一个特点就是局势瞬息万变，生死亦在须臾之间，人们渐渐习惯于立竿见影，而不惯作稍微长远的思考。1928年6月，身与北伐的胡汉民给胡适写信说，他现在负责宣传，“还是治标之标，快要到治标之本了，却离治本两字相差甚远”。他进而自解道：“一个人太忙，就变了只有临时的冲动。比方当着整万人的演说场，除却不断不续的喊出许多口号之外，想讲几句有条理较为仔细的话，恐怕也没有人要听罢？”此话基本是“马上打天下”时代的写实，那种只能以“临时的冲动”来治“标之标”的无奈实透露出远更广泛的历史提示。到立说者和听众都逐渐习惯于“不断不续的喊口号”这一行为模式后，即使语境改变，人的行为也会持续相当的时日。

我们今日学术研究中的游击战倾向，多少或也带点战争时代的遗风（特别是抗战时因特定的时势产生出的有中国特色的游击战风格）。许多年前，朱熹就说那些不识作品之好坏者，“只是心里闹，不虚静之故。不虚不静，故不明；不明，故不识。”朱子所处的南宋时代，外在的语境是不太让人心里虚静的（故特别要强调虚静）。今日那些欲“消解”传统与“提高”国学者似乎也都还有着“心里闹”的余绪，故不论是“自立自破”还是“自立自捧”，仍不免以后起之见加诸前人之身，与原义的“割断”是明显的。其破与立的炊事虽频繁，“无米”的特征并无多大改变。

在胡汉民的时代，读书人不仅“心里闹”，其所处语境也可以“闹哄哄”概括之。今日已是和平建设的时代，读书人早已不在“登高一呼，从者云集”的语境之中，何不如心里先“虚静”下来，摆脱游击战的遗风，拿出点建设性的“大国国民风度”（胡适语）来，各据学术地盘，暂不游移，在打第一枪的地方多逗留一阵，各自将不论“后学”还是“国学”的书认真读上几本，然后看能否打出第二枪、第三枪以至于多枪。同时，更当如孔子所说，不仅“修辞立其诚”，还要“言有物”，多为“有米之炊”；在所炊有米的基础上，复注意所炊之米的品质。心里“虚静不闹”之后，或者就能建立起不愧于后人的学说来，亦未可知。

（原刊《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

[1] 章怡：《春日的遐想》，载《读书》，1994（6）。

[2] 雷颐：《背景与错位——也谈中国的“后殖民”与“后现代”》，载《读书》，1995（4）。

[3] 怀恩选编：《周总理青少年时代诗文书信集》，下卷，437～438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4] 许纪霖：《学术的本土化与世界化》，载《读书》，1995（3）。

[5] 董洪利：《古籍的阐释》，73～82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