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亚的一个研究取向，就是尽可能将历史现象或事件放到其当下所在的时空语境中进行考察。因此，他强调18世纪的大英帝国和清朝与一般意义上或一般认知中的“英国”和“中国”有相当的不同。他受美国社会学家斯嘎琪裒（Theda Skocpol）将国家带回社会史分析（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影响，将“帝国”带回历史诠释之中。故他不认为马嘎尔尼使团是两个文明或文化的遭遇，而是两个建立在“差不多水火不容”的政治准则之上的“帝国构建（imperial formations）”之间的碰撞；双方都是版图宽广且在扩张中的“帝国构建”，都统治着不同种族与文化的子民；双方都各有其政治中心，也都有等级不同的属国或殖民地，而双方也都自认为比对方优越（25～28页）。

对中国读者来说，何伟亚通过马嘎尔尼所属的伦敦“文学俱乐部”简单构建的18世纪英国“公共领域（the public sphere）”虽稍嫌简略，当有启发。该俱乐部成员包括我们熟悉的“保守”思想家柏克、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史学家吉本，这些“知识贵族”时常聚会，进行吉本所说的“男人式的交谈”（除了有近人注意的性别歧视外，其意谓约略近于孔子所说的“言谈及义”）。他们的讨论都围绕着探索掌握自然及人类社会的规律，即发现真理。而发现真理的唯一途径是理性，它又和道德密不可分。这些“知识贵族”似乎都是理想化的资产阶级式绅士，他们忠于英国王室，同时又超越于腐败；与此同时，18世纪英国的实际政治却相当腐败：国会议席可以买卖、官位要靠权势影响获取、得以晋升的关键途径是上面有政治庇护人。

马嘎尔尼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仕途中得志，而他又以上述的“公共领域文化价值观”来观察和记录中国情形，一面对中国人“说公共领域”（speaking the public sphere），一面有意无意将英国政治的腐败投射到中国之上。[27]在这样的思想武装下，马嘎尔尼发现中国人一直以“不变的法则”来作为“抵御理性和推理的盾牌”。正是从这一思路逐渐引申出后来广泛流行的观念：与中国人打交道必须“坚定而有理性”，这样仍不行则诉诸武力，迫使其放弃“非理性”的态度和做法（注意理性与道德的紧密关联）。这一观念后来成为19世纪的鸦片战争及各次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战争的重要思想武器。[28]

何伟亚指出：这一带有特定含义的“主权平等”外交话语恰是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历史产物，并随欧洲扩张的进程抵达中国。其实，关于主权平等国家互通外交的观念本身在欧洲也不过刚刚兴起于马嘎尔尼访华前，且尚未完全成形。据英国著名外交家和外交学家尼科尔森（Harold Nicolson）的研究，直到马嘎尔尼访华后的1796年，与马嘎尔尼同属“文学俱乐部”的思想家柏克才成为英国第一个用“外交”（diplomacy）这一词汇来指谓“管理或处理国际关系”事宜之人。[29]故严格地说，与“差序包容天下观”相对立的“主权平等外交观”在那时仍是一个“发展中”的变量，而非已完全确立的准则。与其说马嘎尔尼将“自然化了的（欧洲）霸权话语”带到中国，毋宁说他的访华本身是完成这一“霸权话语”所象征的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一个环节。

无论如何，是马嘎尔尼使华让后来称为“主权平等外交观”的欧洲扩张行为方式与同样带有扩张性的清朝帝国建立在“差序包容”天下观基础上的对外礼仪相遇。由于“礼仪的实施本身就会产生权力关系”而并非“古代或前近代社会的典型特征”，礼仪对中西双方都非常重要，同样有象征意义。在18世纪末的欧洲政治理论和外交实践中，相互尊重主权和国与国间的平等正是通过仪式来确认及达成的（76页）。所以，双方都不想做出太多让步而想使对方就范：马嘎尔尼想让中国官员按欧洲外交规矩行事，而中国人却想让马嘎尔尼叩头。

“对满清的统治者来说，高下之分乃是通过复杂的对话来实现的，通过这些对话的持续运作，使对方的权力被包容进皇帝的统治之中。而在英国那种被自然化了而且正在自然化的话语中，高下之分体现了行为者的内在本质，是其本性的外在表现”（212页）。这里所谓的“对话”包括从上奏通报、进贡、叩拜、赏赐等一整套仪式性程序，马嘎尔尼却一直提出进行欧洲外交常用的谈判（谈判不成则可能意味着动武）。对“谈判”这一新事物，清官员始终看不出其必要性何在，在马嘎尔尼看来这正体现出对理性的“抵御”。何伟亚认为，礼仪（包括书写下来的文本和具体实行过程）更多是一种充满权力运作的“政治话语”，而不一定是什么反映“文化”特征的表述。故英国派驻使臣的要求未能获准“并非跨文化间相互误解的问题，而是由于清廷官员未能适当地安排（礼仪）程序而导致的失败”（186页）。

在这次中英交往中，乾隆帝给乔治三世的敕谕在西方是广为人知的文献，但几乎一直被误读（程度内容有不同）。英国哲学家罗素早在1922年就说过，“只有到这一文献不再被认为是荒唐可笑时，［西人］才能理解中国”。研究马嘎尔尼使团最深入的中国学者朱雍在这一点上不幸与多数西人相同，他到20世纪80年代末仍明确说，“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乾隆帝的敕谕乃“是外交上的一桩笑话”。[30]这正是何伟亚希望纠正的：在“现代眼光”里可笑的敕谕，如果从乾隆时代的眼光来看，或者就不一定可笑了。

何伟亚成功地指出：广为引用的乾隆帝（后来并逐步扩大到此后相当时期里的清政府甚至大多数中国人）对“先进技术”的抵拒，是一种现代（应注意这是后现代主义者眼中的“现代”）式的误读；乾隆帝在说天朝“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一语时，针对的是“礼物”而不是“生产礼物的技术及知识”（何伟亚甚至认为这一长段语句更多是具体针对马嘎尔尼对礼物的夸大）。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卫周安（Joanna Waley-Cohen）于1993年已撰文指出：关于中国对西方18世纪的技术发展视而不见的观念，是工业革命完成之后才产生于西方，并被史家投射回对马嘎尔尼使团的解释之中。[31]何伟亚进一步阐明了这一长期（虽然更多是无意中）影响中外学者的问题。

应注意的是，马嘎尔尼访华时英国的工业革命不过刚刚起步，鸦片战争后中国人了解到的（对时人特别是后来的史家越来越具有象征意义的）先进西方工艺产品如轮船、火车、电报及快速连发枪等，对乾隆帝和马嘎尔尼同样都是未知事物。换言之，近代象征西方“先进”或“优越”的“船坚炮利”，那时基本不存在。故当时不仅中英双方国家实力大致相当，即使在技术层面，通常认知中“现代/西方”与“传统/中国”那样的对立性区别也还不明显（只要查一下一般的自然科学年表，即可知马嘎尔尼访华时“西方科学之先进”不过尚在形成之中）。

不过，何伟亚对乾隆帝随后对贸易的明显同样心态似乎太轻描淡写地滑过去了。后者证明，天朝“不贵奇巧”实不无四川话所谓“提虚劲”的意思，热河行宫中已藏有数量和精美程度都足以使马嘎尔尼自愧不如的奇巧物件（它们碰巧都非中国所生产）本身就充分说明其实天朝还是欣赏这些礼品的。正如朱雍已指出的，天朝物产丰饶，不需外夷货物一类“话语”在整个乾隆朝不断重复出现。[32]这样，何伟亚试图表明乾隆帝的敕谕更多是具体针对马嘎尔尼使团而不是阐述一般的外交原则（两者其实不矛盾），似不十分站得住脚。

但何伟亚有一点无疑是正确的，在乾隆帝（以及中国官员）的眼里，对外贸易不只是涉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经济行为，恐怕更多是一种政治、社会或文化行为（194～195页，按清代粤海关由内务府管辖，这主要是出于经济需要还是政治需要，仍需考察，很可能两者皆在清帝考虑之中）。乾隆帝给英王敕谕及给中国官员的许多上谕中屡述关于对外贸易可能造成的社会问题，过去都视为一种“落后”或“顽固”的思维，倘不从“现代”眼光而回到当时的眼光平心考察，即可见其顾虑之所在（正如乒乓也可行使外交功能一样，“外贸”的含义在今日也不限于经济价值）。

针对过去认为清廷对来访的马嘎尔尼使团态度冷淡的西方认知，何伟亚成功地指出中英两国对使团一事都非常认真（乾隆帝的深切介入即是明证，中国学者朱雍已论及此点），这无疑体现了研究的进展。但双方共同的认真中也有不同，毕竟清廷是被动一方，而且似不存在非要接待使团不可的愿望。故双方对礼节的处理虽同样认真，在整个事件上，显然英方的认真程度要超过中方。若从乾隆帝及其廷臣的观念看，也许这一使团不过好像天上下了一场偏东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原非什么引起持久注意的大事。

客观上也许真如何伟亚所说，这是两个带扩张性的“帝国构建”的碰撞；但至少中国官员主观上恐怕没有那样高远的意识与认知，否则不会出现中方关于马嘎尔尼究竟是否行三跪九叩礼的记录不详这一问题。中国官员对礼仪要求的一丝不苟，也许更多是考虑他们怎样向皇帝交差，而不一定是对礼仪本身的特别尊重。也就是说，他们的认真首先是被动的：英人既来之，便须按规矩办；其次，他们在认真处理此事时考虑清朝内部的实际因素或者还超过考虑对外关系的一般准则（两者当然是相互关联的）。

正如有评论者注意到的，何伟亚在谈到马嘎尔尼所在的“英国”时多见其共性而少见其差异（Robert A.Bickers的书评即注意到他常将不列颠与英格兰混为一谈）。其实，即使不论殖民地，就在大不列颠本土之中也正有许多种族与文化的差异。身为爱尔兰人的马嘎尔尼在英格兰的伦敦谈论“公共领域”，是否会有某种程度的认同危机呢？[33]如果何伟亚把他讨论清朝内部种族文化歧异的方法运用于英伦三岛居民（以及英国与欧洲大陆的思想联系与差异），而将其探讨18世纪英国“公共领域”之社会语境和学理语境的取向用于讨论清代考据学中“礼学”的兴起与如何实施《宾礼》等礼仪的关系，相信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从总体言，如主张“中国中心观”的柯文（Paul A.Cohen）所说，何伟亚“有说服力地提出了一种不仅考察马嘎尔尼使团，而且全面考察从18世纪至今中西互动这一整个课题的全新方式”。的确，何伟亚提出的考察方式不仅新颖，而且眼界远更开阔，尤其他对中英双方的对称性处理，即寻求一种既非“西方中心”也非“中国中心”的取向，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同时他在对马嘎尔尼使团的个案研究中也时常触及并探索一些更具通论性质的史学基本问题，这就使此书可以为更广泛的相关学者所阅读。何著长于分析，其理念的建构胜过史实的重建（这部分或因为有关马嘎尔尼使团的专著已较多，不必重复许多过去已基本清楚的史实）。所以这本书若能与任何一本同一专题但兼重叙事的著作共读（比如与前引朱雍的著作或佩雷菲特那本在中国颇得喝彩的《停滞的帝国》对看），或更能见其长，也更能见其新颖之处。

（原刊《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 本文参考了Robert A.Bickers,Kai-wing Chow,Pamela K.Crossley,Jerry Dennerline,John Lee,Nancy Park,Richard J.Smith等人在英文学刊上的书评，特此说明并致谢！在作为《怀柔远人》一书的译序时已改写，观念和文字基本依旧，但对段落次序作了较大调整，并分成几个小节，希望能有利于读者。

[2] 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7年1月25日，原书无页码，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

[3] 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

[4] 英文中大量后现代主义的基本概念虽然都是常见词汇，却均有其特定的指谓，很难依习见方式译成汉语，下面的拙译必有不准确之处，先请见谅。为免误导读者，凡概念性的词汇均附英文原词。

[5] 应该说明的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不久即在香港杂志上对评奖提出抗议并痛驳何著，这又引起加大系统（洛杉矶分校）的艾尔曼（Benjamin Elman）和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提出反批评，不久加大系统（河滨分校）的张隆溪和复旦大学的葛剑雄及我本人先后参加了进一步的讨论。参见周锡瑞:《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艾尔曼、胡志德:《马嘎尔尼使团、后现代主义与近代中国史：评周锡瑞对何伟亚著作的批评》；张隆溪:《什么是“怀柔远人”？正名、考证与后现代式史学》，载《二十一世纪》，1998年2月号；葛剑雄:《就事论事与不就事论事——我看〈怀柔远人〉之争》，载《二十一世纪》，1998年4月号；罗志田:《夷夏之辨与“怀柔远人”的字义》，载《二十一世纪》，1998年10月号。

[6] 不过，从何伟亚为本书中译本所写的短序中可以看出，他对其著作的后现代主义倾向并不强调甚至有所淡化，这大约提示出作者对读者的某种希望。的确，本书的长处和不足当然与其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相关，但却都不仅仅体现在无论何种理论和方法之上；在关于后现代主义取向的喧嚷过去之后，本书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最终取决于它是否推进了我们对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和整个18世纪中外关系的认识和理解。读者可以从任何角度阅读本书，但若能不忘这一点，作者和译校者的辛劳便物有所值了。

[7] 说详Edward W.Said,Orientalism,New York:Vintage Books,1979。

[8] 我的复述适当简化了一些我自己也不十分有把握的关于“discourse of agency”等术语，在这里似乎天道的执行者（agent）在执行过程中又有相当自主性，参阅第19、131～132、216页。

[9] 周锡瑞:《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按：周锡瑞实际上并不欣赏何诠释清朝礼仪的一些后现代“概念和词汇”。

[10] “a centering path”似乎意味着“中心”本身也是动态的，甚至可能是有意识的动作中轴。如果何伟亚确实这样看，则有些问题。在这里目标和手段的着力位置是不同的:“适中”虽然是追求的目标，但作用力则在宽和严或丰和俭的两端，这与上古举四方以定中央的典型中国传统思维是一致的（传统中国绘画中的“烘云托月”技法亦然，意在彼而迹在此）。一言以蔽之，力的作用点在两端而不在中心。

[11] 参阅戴逸：《乾隆初政和“宽严相济”的统治方针》,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86（1）。朱雍引用了此文并已将此观念运用于马嘎尔尼使团的考察。

[12] 在过去的史家利用了史料所含偏见一点上，我个人以为无意者居绝大多数，因为大部分史家或努力客观，或努力接近真实，或努力做到“科学”，总之他们在做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或理当如此的事。当然，无意为之与有意为之所造成的结果可能是同样的。

[13] 艾尔曼和胡志德:《马嘎尔尼使团、后现代主义与近代中国史：评周锡瑞对何伟亚著作的批评》,《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

[14] 周锡瑞:《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

[15] 关于何伟亚对“文化”在史学中的应用及可能的作用，可参阅Judith B.Farquar & James L.Hevia,“Culture and Postwar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of China”，Positions,I:2（fall 1993）,pp.486~525，其经过缩略的中译本载《文史哲》1996年第6期。

[16] 许多中国学者在此方面的确隐受西方影响，但以“文化误解”诠释中外关系这一模式虽然存在于中国，其实并未生根；从1950年起的30多年中，经济利益以及半经济半政治的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冲突，似乎是占主流地位的解释。

[17] 参见罗志田:《立足于中国传统的跨世纪开放型新史学》,载《四川大学学报》，1996（2）。

[18] 参见张隆溪:《走出文化的封闭圈》，168～172页，香港，商务印书馆，2000（我对张教授的答复见拙文《“现代误读”的继续》,载《二十一世纪》，2001年4月号）；葛兆光:《中国思想史》，2卷，50、5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德里克（Arif Dirlik）对后现代主义的理解显然要深入得多，他对拙书评的反应是:“关于何伟亚一书的书评尽管表示出非常赞同，但结论是后现代主义需要从对历史的解构进入到更多的对历史的建构，这样才能对历史研究做出持久的贡献。”（德里克:《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见刘东主编：《中国学术》，总第五辑，3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这里也有所误解，因为我赞同何伟亚实不到“非常”的程度，不过他那“尽管……但……”的句式说明他清楚地读出了我与后现代主义不一致之处。

[19] 周锡瑞:《后现代式研究：望文生义，方为妥善》,载《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

[20] 许多非藏人又称之为黄教，甚至笼统称之为喇嘛教，其实严格的称谓应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且这仅是所谓喇嘛教中的一派而非其全体，这一点承四川大学历史系冉光荣师指教。

[21] 本段及以下数段的讨论，参见罗志田:《先秦的五服制与古代的天下中国观》,见陈平原等主编：《学人》，第10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罗志田：《夷夏之辨的开放与封闭》,载《中国文化》，1996（2）。

[22] 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280页。

[23] 这个问题牵涉甚宽，可参看罗志田:《夷夏之辨与道治之分》,见陈平原等主编：《学人》，第11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

[24] 费正清意义上的“朝贡体制”又正是何伟亚所欲挑战者，何伟亚在这方面的贡献在于将“朝贡体制”从“结构—功能”解释取向中解放出来而置于更切近原状的时空语境和动态进程之中。

[25] 这本是西方“汉学”的传统强项，傅斯年已注意到:“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见《史料论略及其他》，4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不过如章太炎所指出的,“审边塞而遗内治”这一“外国人读中国史”的取向早已流入中国，成为民国新史学的一个特征，他说:“中国之史，自为中国作，非泛为大地作。域外诸国，与吾有和战之事，则详记之；偶通朝贡，则略记之；其他固不记也。今言汉史者喜说条支安息，言元史者喜详鄂罗斯印度。此皆往日所通，而今日所不能致。且观其政治风教，虽往日亦隔绝焉。以余暇考此固无害，若徒审其踪迹所至，而不察其内政军谋何以致此，此外国之人读中国史，非中国人之自读其史也。”参见章太炎:《救学弊论》,载《华国月刊》，一卷十二期，1924年8月。这方面进一步的讨论可参见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载《历史研究》，2000（4）；桑兵:《四裔偏向与本土回应》，见《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1～30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6] 打个比方，美国政府对印北安人或波多黎各的政策虽然也会反映美国政治精神的基本原则，甚至可能反映出一些美国《宪法》等基本文献中忽略的内容，但要探讨美国政治的基本原则，去考察《宪法》或比考察这些政策更能说明问题吧。

[27] 马嘎尔尼笔下对中国的观察直接（并通过后来的诠释者间接）参与了“进步”和“文化冲突”这类何伟亚所反对的“现代”观念的形成。但应该指出，马嘎尔尼访华时正值和珅当权，官场腐败的确明显易见，故他不一定就是将英国政治的腐败投射到中国之上；不过，其在同样腐败的英国官场的经历应能有助于他对中国类似现象的把握。

[28] 对不遵从“理性”（即不道德）者即可以诉诸武力这一“自然主义”思路与一些西方传教士认为中国人不遵从上帝爱邻如己（即不开放）的准则即可用武这一宗教性思路异曲同工，仍是一种对“非我（the other）”即可不依我之价值观处理的自我心安方式，无意中都为帝国主义侵略提供了思想武器。关于传教士的思路，参见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载《历史研究》，1996（6）。

[29] Harold Nicolson,Diplomacy,3rd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4,pp.11-12.

[30] 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306页。

[31] Joanna Waley-Cohen,“China and Western Technology in the Late Eighteenth Century”，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98:5（1993）,pp.1525~1544.

[32] 朱雍:《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80页。

[33] 从宗教到生活习俗，爱尔兰人与英格兰人之间都还有其他许多程度不同的歧异。崇尚理性的马嘎尔尼能否完全超脱双方的多层面歧异，至少需要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