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读鲁迅的书，印象很深的是他认为写作的本领不能从什么“文章作法”一类的书籍中得来。做知青的时候也曾学作旧诗，指点我的老先生并不喜欢鲁迅，但常举例告诉我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所长即在于“述而不作”（我自己当了大学老师后知道这也不容易），略带北方人所谓“会说不会练”的意思。到我上大学的时候，也曾去旁听过几次中文系的写作课，后来发现授课的老师在地方晚报上发表一篇小文而引以为荣，便有些失敬，更觉得鲁迅先生所言不差。鲁迅的原话虽然记不清了，那意思却常向询问“史学研究方法”的学生述及。这当然部分是想“藏拙”，我确实不知道有什么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方法”，学会了即可治史。

中国的传统似乎不甚注重抽象出来的“方法”，谦逊一点的说“文无定法”，自信更足者便说“文成法立”。其实要说方法也有，从补锅做家具到练武学写字，大致都是从临摹入手，作文作诗亦然。不过一般的手艺人以谋生为念，很少有武侠小说中人欲“光大门派”之想；而作文作诗作画的，就总思在临摹的基础上有所突破，以形成自己的“特色”。桐城文派所谓“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便是这一学习方法的最好总结。多数人虽然很难越过前一阶段，但后一境界总是有志者的努力方向。

我也不时将这一“方法”告诉学生，劝其在今日史家中选一性之所近（而不是一般认为最好）的高手，先熟读其论著，自己研究时试着先思其所思、言其所言，觉得像了，便已有一定火候，以后再想突破、特色一类高远的问题不迟。不过，以今日本科生课程安排的饱满程度，学生看“课外”读物的时间已不多，恐怕到毕业时还不一定找到性之所近的临摹对象；而研究生又苦于学习期限不长（通常第一年主要致力于外语），要广读当世论著而择定摹仿目标，似亦非短期可成。所以他们仍想立即学到可以“点石成金”的方法，不时询问老师用的是什么“方法”，但我的回答总不能令其满意（因我确赞成史无定法）。

被问的次数多了之后，我自己有时也不能不想想，是否真有什么接近“史学研究法”一类可以让初学者受益的书呢？记得清季学制改革时，已经半被“西化”的发凡起例者都特别注重“方法”，那时的课程设置似乎每一学科都有“研究法”一门课，史学当然也不例外。后来胡适一生以言“方法”而著称于世，未尝不受从清季开始的“方法热”这一语境的影响。梁启超晚年还专门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近已再版。不过他老先生所言的方法虽然多从西来，但写于七八十年前，在尊西趋新的中国，新学少年恐仍觉其不够新也不够西。

当我从报上看到何兆武先生主编了一本《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近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时，立即看到解救燃眉之急的希望，赶紧托朋友找来一本。看了序言之后不免稍感失望，何先生明确告诉我们他所编的是“当今西方通常所谓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史论’”。中国传统史学中治史与论史向来两分，论史者基本不治史，而史家多不论史。正因为如此，历代“史论”虽也印过专门的丛书，连写史学史的史家都不甚看重，是今后大可发掘的宝藏。西方长于“历史哲学”者有的也治史有成，但终不多。这样的选本，恐非今日渴望“点金术”的学生所急需。

所以我希望商务印书馆能考虑今日大学生（以及像我这样不懂“史学方法”的教师）的实际需要，敦请何先生拨冗再编一本真正的《现代西方史学著作选》，即不取“史论”而侧重具体研究历史的“史学著作”。这样的史著同样可以清晰地体现西方史学观念的演变，它们更可以提供临摹、借鉴或批判的范本。我之所以建议弃“近代”而专重“现代”，实因今日要写论文的学生很难从吉本那一两代人（约同于我们的乾嘉年代）的史著中学到多少适应今日学术刊物和出版社要求的史学表述方式（曾与卡尔激辩历史客观性的艾尔顿根本认为吉本太重文采，尚不能算严格的史家，颇类刘师培认为孙星衍是“文士”不能治考据）。有这样的选本作为“配套产品”，我相信《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一书的效用更能得到凸显，恐怕也更好销售。

（原刊《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1999年9月21日）

作者附志：

这篇小文原题是《史法与史论》，刊发时承《中国图书商报》编辑的厚爱，将题目改为《弃“近代”而重“现代”》，顿觉醒目。不过该文实在只到最后才涉及给大学生阅读的学术参考书籍最好“弃近代而重现代”，言犹未尽，还应续作申说。那篇小文虽然是以我比较熟悉的史学为例，而所述现象恐怕稍带普遍性，且不止涉及“近代”，许多时候也包括“古代”。

与整个20世纪中国的尊西趋新大潮适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的许多趋新学者其实暗存从韩愈到乾嘉清儒那种“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观”的心态，只不过他们的“三代两汉”在尊西大潮冲击下通常多已转换为西方的“经典”著作而已。过去一向被认为偏“旧”的陈寅恪先生曾多次说自己治学“不敢”涉及“三代两汉”（其实他看这方面书甚多），正是针对这一心态及其造成的倾向在进行“坚决斗争”。

今日号称“信息爆炸”，而大学里又政出多门，学生应付各方面要求“必须掌握”的信息量已经大大超出正常负荷，许多人不得不多看“概论”一类最乏实用的书籍以为应付。能够出版中西经典著作选本的出版社和开设所谓要籍选读课程的学系已算是非常有远虑的了。但好古之心在我们意识深处潜在的影响力实在是大，比如英文的“classic”本义其实就是“一流”或“上品”（of the first or highest class or rank），又引申为指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学艺术风格，作名词即是“经典”，要加冠词又加复数（the classics）才指希腊罗马时期的经典。正因好古心重，我们常译此为“古典”，结果引申义转成本义，而我们的中西选本和选读书目也便往往太“古旧”。

抗战后期由魏建功、朱自清等新文化运动后成长起来的新派专家共同编出一个大学一年级通用的《国文选目》，其中周秦两汉的占一半，唐代以后仅占四分之一稍强。朱光潜就认为所选太古而不切实用，因为这是针对全体大一学生而非中国文学专业的学生，后者倒应多读经史诸子，不能学近代西方只读“文学”书。朱氏主张学荀子的“法后王”取向，最好选清季民初章士钊、梁启超、胡适等人的文字，若一定选文言文也以多选唐宋以后的为好；因为秦汉文章“大半绝对不可模仿，比较易模仿的还是唐宋以后的文章”，更能起到实际的示范作用而“便于初学”。

朱先生最后所说的“示范”作用其实是这类选本或选读书目最应考虑的功能，可惜这一重要观念长期没有受到足够的注意。我所在的历史系设有“中外史学名著导读”一课，其所开列的中国书籍是从《左传》到《资治通鉴》（似乎此后中国便无“史学名著”？），而西方史籍虽下限的实际年代更晚但倾向类似，并要求读吉本《罗马衰亡史》的英文原本。《资治通鉴》及更早的中国史著中的精义如果真能领会，对治史当然极有裨益；吉本及更早的西方史著亦然。但这样的名著经过怎样的“导读”才能对今日的学生研究历史有实际的帮助？有多大的实际帮助？甚至目前各大学是否有足够的教师能将往昔史义转化到当下即能感染学生的程度，我还真有点怀疑。且吉本的文采虽好，让学生读相当于我们乾嘉时代的英文是否有利于今日的学术“走向世界”，也还可议。

这一课程的选目（特别是中国史籍）当然决非敝系独创，而是在各大学通行了至少几十年了。其所选书除了带有“好古”倾向外，还反映出一种只图顺手而不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的心态。这两者又是结合在一起的：朱自清自己就说，“重古的选本有长久的传统，自然顺手顺眼”。其实，如果放弃经典即古典的观念，20世纪的中西史学都不乏“名著”，而且它们显然更具备“示范”的功能。不过因为没有多少现成的“传统”，选起来的确会不那么顺手。但我们这些大学老师还是可以多为学生着想，多选用白话或当代外语写作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为范本，以对学生起到实际的启发和示范作用，因为他们即将面对的（学术刊物和出版社所要求的）正是今日而非往昔的学术研究和表述方式。这就是我建议弃“近代”而重“现代”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