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亚以为，既存的中西史家所从事的不过是试图将虚设成分剔除于史事之外，即一种消极的辨伪（falsification），以此来净化历史事件及史学编撰。他要构思的则是“另一种形式的史学”，即“不那么关注辨伪，而是更关注经过多重陈述的事件”。他将此称为“介入往昔（to engage the past）”，大致意谓史学研究本身也是一个史家参与或卷入其中的历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介入往昔乃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混杂进程之一部分”。

这种新型史学关注的是“各种参差多相的力量之间的关系网络，而不是据简单的因果概念组织起来的互无联系的离散单位”。这样，“重构过去不仅仅是简单地发掘新证据、运用新方法或揭露以前的偏见。它也意味着主动介入所有学术研究都要卷入的知识的产生与传布（distribution）的政治之中。故问题不在于怎样使叙述更少偏见或更少带有意识形态色彩，而是如何在多重诠释立场与我们日常应对的权力结构的关联之中确定我们自己的史学研究的位置”。

首先需要的就是“解构史学重构（deconstructing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s）”，即对相关题目的既存史学成果进行批判地评估。既然史学研究涉及权力结构，则对史料的解释中也就隐含着权力运作。史料本身可能是含有偏见的，史家在史学研究中有意无意利用了这些偏见而强化与某些主流政治主张（正统）相接近或吻合的解释，而排除那些与正统歧异的解释。[12]何伟亚因而提出要“动摇史料（事实）与解释之间的那种通常以为众皆认可的（the taken-for-granted）关系”。

他要动摇或挑战的正是既存的产生史学知识的常规方式或常规进程：“他们按照界限清晰的时空实体来安排其叙述；将文明与民族自然化为恒定的历史分析单位；据线性的因—果关系组织事件；明确以宗教、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类别来界定社会成分（the social）；并将历史发展分割成黑白分明的各个阶段。在不论是国家、民族或是真理的某种抽象概念的影响下，学者们倾向于将所有这些类型作为实用性学术探索的必须因素。这些词汇、短语以及类型为研究程序提供了基础。”

而这些词汇、短语以及类型又都是完全现代的。“现代主义试图把世界划分为互无联系的离散本体与完全可知的部分。但混杂物不仅从未消失，而且还在扩散；当混杂物生成时，跨越界限的泄漏已同时发生”。实际上，历史现象或者更多是“混杂的”而非“纯净的”，而且是处在一个不断混杂的过程之中（恐怕也未必都是可知的）。关键在于，“如果我们确实都是这样那样的混杂物，则过去与现在、‘我们’与‘他们’之间那种假定的断裂可能不过是一种现代主义虚设（modernist fiction）的特定类型而已。它并非这里所讨论的［真正］时空断裂，不过是一个我们必须跨越的想象出的间隔”。

这种超越既存界限的取向意味着更为开放的思维，“跨越界限的回报在于我们可能会把握到，无论多么短暂，还有其他行事的方式、其他存在于世界的方式。我们也可认识到还有其他类型的强制因素、其他的限制、其他形式的权势在形成与我们自己的迥然不同的主体性。倘能不将过去转化为与现在一致，或相反；若并不事先确立我们自己比前人更优越的信念，这样的允许歧异的介入意味着其他形式的批评，即比迄今为止依据启蒙理性而构想出的批评具有更广阔的人文精神之批评存在的可能”。这最终“有可能使我们再次体会到规律，而如今不过仅仅看到进步的出现与隐去”。

何伟亚要“动摇史料与解释之间的那种通常以为众皆认可的关系”这一提法使一些常规史家感到惊异。艾尔曼和胡志德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的史学“都是一个长期任不可一世的现代话语机制纵情践踏历史原貌的学术园地”，历史学家的事业应该是“揭开面具，并追问：论者为何要排斥其他研究视角，而被排斥的是否应该得到公正的审视”。何伟亚等人要做的，不是要“建立”任何模式，而是“在这样一个园地中重建一点多元性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寻求一个更切近历史而不受现代民族国家的种种政治性计划约束的学术和思考空间”。[13]

实际上，现代主义史家同样希望能“更切近历史”，他们与后现代主义者的分歧在于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比如，后之治史者是否“比前人更优越”，就是双方的一个大分歧。周锡瑞认为：“历史的事后认识加上来自近代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累积性知识，使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们拥有优于18世纪清廷的知识。”[14]但这恰是后现代主义者所欲“解构”的：“近代历史和社会科学的累积性知识”正是历史被“现代化”的理论渊源，而“事后认识”的优越是否能抵消今人与前人的时代隔膜这一弱点，也的确值得怀疑。

在某种意义上，“今人”与“前人”其实也和“我们”与“他们”相类，其间的“断裂”虽可能不过是一种现代主义的虚设，但“间隔”仍是存在的。何伟亚根本认为：“生在某一国并说那一国的语言并不意味着对当地之过去有着特许的［先天］接近能力。”生于斯长于斯的人要理解当地之过去“仍需转译和诠释，而两者都要求心通意会（empathy）与想象力”。换言之，“切近历史”不仅主要不靠事后认识和现代知识，反而需要有意抑制这些影响，以更能与昔人心通意会。

这样一种“更切近历史”的方式比较明显地体现在何伟亚的文化观上，对他而言，文化不应限于基本的信念和观念领域，也不是什么“系统”，而应该比过去所认知的更呈物质性、更多样化及更复杂多元、更侧重具体人与事的个性及歧异性，同时又更易于识别（legibility）并具有可整合性（constructedness），还应超越既存学术类别（如经济学、政治学等）。[15]如柯娇燕（Pamela K.Crossley）在其书评中所言：欧美的中国史学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一项显著成就即在于“重新确认文化的中心地位”。具体到史学研究上，就是将人类个体或群体的言行置于其发生当时的直接语境之中。

正是在其对“文化”这样界定的基础上，何伟亚反对那种把近代中外关系视为“文化误解”的既定解释。他针对的主要是西方的既存观念、思维和表述模式。西人讲到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文化误解”时通常隐含了西方文化优越的预设（不过，清代读书人视外国人为“夷狄”，其实也是类似“东方主义”的“西方主义”眼光）[16]，这是何伟亚反对“文化误解”说的出发点。问题在于，如果去除歧视性的偏见，文化误解是否真存在呢？

自葛兰西之后，文化早已充满权势意味，文化竞争即是权势之争。从这个意义（以及一般意义的文化）言，近代中西文化竞争的存在及其严重性是无法忽视的。何伟亚不说“文化误解”，却处处在表现文化，他实际上是以未明言的“文化冲突”观来取代“文化误解”模式。例如，他特别注意到马嘎尔尼带去的被认为不受欣赏的大炮即被英国人视为象征，英军在火烧圆明园时将其找出并运回英国献给女王。这或者可以看作一种“礼仪”竞争的武装发展（从这一事件看马嘎尔尼使团与19世纪的英国及其他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确有思想上的逻辑联系），同时也是隐含在武力表述中的典型文化竞争。

中国一些受福柯（Michel Foucault）影响要写“另一种历史”的学人，在读了何伟亚对“另一种形式的史学”的定义后也许会发现他们意想中的“另一种历史”与此有多么大的距离，甚至恐怕是本质的不同，因为他们提倡的“另一种历史”基本仍是“现代”的。中国那些自诩为“后学家”的学术评论人（他们较少从事实际的研究）读了何伟亚的论述后更当知他们口中的“后学”其实充满了“现代话语”，他们根本尚未跳脱出“现代”思维模式。

在西方，“后学家”与受“后学”影响的学人之间一个显著的差距，即“现代”对前者而言已成一个明确的贬义词，对后者则不一定。然而，也许因为自清季以来中国久处“落后”和“发展中”的地位，在多数中国“后学家”及受“后学”影响的中国学人心目中，“现代”仍是一个充满褒义（至少以褒义为主）的词汇（在这里现代与西方仍是近义词，反对文化霸权的解构者仍处在西方文化霸权的无意识影响之下，真是意味深长）！

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强调对历史“人物”本身的侧重（将人与事“自然化”的现代主义似更侧重通过理性推论产生出的“规律”）并将其言行置于史事发生当时的直接语境之中考察这两点上，何伟亚表述出的后现代史学路径与我个人的研究取向相当接近。其实，类似的观念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可以找到[17]，在现代西方未完全被理性控制的时空（借用一下后现代术语）中产生的史学著作中也能看到，或者这些方法本身并不完全与所谓现代性对立。

上面这段话发表后曾引起了不少误解，香港城市大学张隆溪教授据此证明我是“后现代史学的同道”，清华大学葛兆光教授也认为我“相当赞许何伟亚‘动摇史料与解释之间的那种通常以为众皆认可的关系’”。[18]其实我原则上并不“相当赞许”这一主张，何伟亚的论述当然不能仅从这句话的文字表面理解，这里所包括的对（主要是西方的）“现代”史学的一些批评确实非常有力，但他及一些观点相近的学者似乎太过强调“现代民族国家”对史学的“制约”，至少中国的情形与曾为殖民地的印度相当不同；这不是简单可以说得清楚的，无论如何，就一般人关注的字面意义言，我认为史学诠释必须以史料为基础。

今日“后现代”已有脱离其实际含义而成象征的趋势，反对的赞成的都渐趋极端。对不少人来说，被视为“后现代”是荣耀；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指为“后现代”或其“同道”便自然成为“鸣鼓而攻之”的对象。我愿意借此说明我对“后现代史学”的基本态度：许多“后现代”理论我尚读不甚懂，但后现代主义对既存史学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值得认真面对；实则“后现代史学”本身不仅不是没有差异的铁板一块，而是充满歧异，其中相当一些治史取向并非近年才创造出来，不过得到倾向于“后现代”的史家之强调而已。无论如何，学术领域不必是一统天下，作为治史的一种取向，“后现代史学”完全可以也应该和包括“现代史学”在内的其他各种取向并存而竞争。

现代观念无疑对推动史学研究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但我同意，现代性对史学（也许包括其他一些人文和社会学科）的负面影响同样不小，应该引起史家的充分注意。我不认为凡是被现代性“污染”（何伟亚语，243页）过的“话语”都必须从史学言说中剔除，当然，对某些现代术语和概念进行适当的“排污”处理是必要的（在这一点上“解构”方法最有用武之地）。比如，去除歧视之后的“文化误解”在我看来就仍是解释中外关系中存在的许多问题的有效工具，马嘎尔尼使团事件中不少问题正来源于“文化误解”。且误解也不仅仅在出问题的一面，具体时空内的具体中外各方对另一方均有一些非常正面的迷思（如伏尔泰对中国的想象性表述，19世纪末以来中国人特别多见或抽象或具体的“西方”之长处，其中许多都有非常明显的想象成分）。

从我外行的眼光看，后现代主义具有与现代主义同样强烈的“破字当头”倾向：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多持程度不同但却明显的贬斥态度，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的态度实甚相类。他们在意识层面努力不像现代主义者那样认为“我们比前人更优越”，但其不得不在大致仍处现代的社会里打天下这一实际处境使得他们对各种现代观念不能不取攻击的态度（而具体仍多采贬斥的手段），无意识中还是依稀透露出“我们比前人更优越”的味道。

正如周锡瑞已注意到的，“何伟亚要破的很清楚，而他要立的则没那么清楚”。[19]依我的陋见，一种研究方式或研究取向总以建设为主方能持久。后现代主义者特别强调的解构意识也许使他们较难跨越从破到立这一阶段，但何伟亚提倡的“允许歧异的介入”和“更为开放的思维”又提示着这一转化的可能；到后现代主义者真能从破字当头转向建设为主时，也许他们对史学研究会做出更大的建设性贡献。我衷心希望能看到这一天。

具体回到马嘎尔尼使华事件之上，正因为何伟亚的视角与前大不相同，他所提倡的新观察角度所及之处多为过去所忽略者，故这些新领域其实仍需要大量的史实重建工作。何伟亚的贡献也许更多在于提出了数量不少的应该注意的面相和问题，而不一定已完成了对这些面相的考察和解决了这些问题，对这些过去相对忽视的面相进行更深入的史实重建，必将进一步丰富马嘎尔尼使团的时代形象和历史意义。下面分专题稍微深入地讨论本书的两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