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柔远人》全书分10章，第1章阐述作者那偏重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取向及其思想资源，并对既存（主要是美国的）关于清代对外关系的研究提出了批评。最后一章通过讨论马嘎尔尼使团在不同时期（主要是西方）的史学及非史学的表述中的演变进程，指出从马嘎尔尼时代开始的“现代主义”观念当时就影响了对马嘎尔尼使团的认知和诠释（因而带有偏见），并且至今仍在影响整个中国研究甚而整个史学领域。针对这一点，作者最后提出了明显带有后现代主义痕迹的历史观，以矫正此类现代主义史学的影响。[6]

具体探讨史事的是第2～9章。第2章将18世纪的满清王朝建构为一个文化、政治和种族都呈多元化的广阔帝国，并探讨其对国内不同族群及对外国的政策。作者认为这一政策的基础是清代的“宾礼”，并在第5章中进行了详细的剖析。第3章转向英国，从学术思想等层面构建18世纪英国的文化和政治语境，并从当时马嘎尔尼所属的英国“知识贵族”对世界、中国及国际关系的认知转入马嘎尔尼使团的筹备。第4章接着从英方记录考察直到马嘎尔尼觐见乾隆帝为止的使团过程，而第6～7章则从中方记录考察这一过程。第8章结合中英双方记录考察马嘎尔尼使团在觐见后的余波。以“《宾礼》与外交”为题的第9章其实是全书的结论，将双方对同一事件颇不相同的因应与记载上升到两个几乎截然不同的观念体系，即英国的“主权平等”（sovereign equality）外交观与清朝的“差序包容”（hierarchical inclusion）天下观的碰撞。

何伟亚认为：今日存在的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关系是16世纪以来欧洲全球扩张的产物，并已成为一种“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a naturalized hegemonic discourse）”。这里“自然化”指国家间应相互来往这一准则已成为大家接受的常识（其实一个国家或应有选择不与某些或所有其他国家交往的自由），而“霸权”则意味着没有此类交往传统的国家不得不按照他国制定的规则同意参与这样的国际交往（英文版27页，下同）。同样，像过去那样在研究方法上“把西方客观主义的理论特别是社会科学的模式运用于非西方材料的研究”，恐怕也有些“自然化了的霸权话语”的意味。

他特别针对结构—功能体系理论、“对礼仪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及华夏中心主义观三项与中国研究相关的西方流行理论进行批判性反思。集三者之大成的是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用“朝贡体制”来解释“中国之世界秩序”的系统观念，由于这一观念隐含的“西方先进/优越”而“中国落后/低劣”的先入之见，最后的逻辑结论自然是“满清政府既要为它自己的崩溃负责，也要为西方的炮舰外交负责”（应该指出，这样简单概括费正清等人的观念是不全面的）。何伟亚提出两个新的认识途径：一是他所谓的“以满清皇室为最高君主的多主制（multitude of lords）”，这才是清对其帝国的想象（imagining of empire），而不是什么“朝贡体制”；二是其著作的核心观念，即应更多注重清代的《宾礼》。

由于西人对异域的观察一向有萨义德（Edward W.Said）所谓的“东方主义”存在[7]，就解读马嘎尔尼使团而言，“清代史料对这一主题的叙述是无足轻重的，所有的史料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被译解成观察者的话语规则，从而产生非常明显地声称优于历史上的中国当事人的知识，因为这些人物处于表象与幻象的影响之下”（19～20页）。这就是说，前此的学者常常把他们的“话语（discourse）”强加于清代材料，而何伟亚则拟“依据其自身的语汇来重建”清帝国的“领土间关系”（注意他使用interdomainal relations以区别于通常使用的international relations）的“特殊性”，并据此提出一种与前不同的“理解［清］帝国礼仪”的新方式（28页）。

在过去西方“对礼仪作用的功能—工具性解释”中，礼仪是“古代或前近代社会的典型特征”而“缺乏充分自觉的理性”，这就使礼仪在惯常的传统与现代之分中居于“传统”一边，实际带有“落后”的贬义（在这里“礼仪/传统”与“理性/现代”是两分而对立的）。据何伟亚的理解，“宾礼”中的等级差序产生于并包含在天人关系的准则之中（即人是整合并扩展天道的执行者），礼仪控制着居上位者与居下位者的互动关系，是按天意行动的人去形成及完善天下秩序这一程序的一个部分。仪式上的表现（行为）囊括了广及宏观的宇宙（或天道）和具体到微观的个人观念态度，在此程序中某人/某国的地位高下及其对他人/他国的意向是通过礼仪中的方位和动作来体现的，因而一方观察另一方的态度和意向，即是否具有“诚意”，也通过其在礼仪中的表现。[8]

即使对何伟亚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周锡瑞教授也承认何伟亚在礼仪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加深我们对清廷礼仪的理解介绍了非常有益的概念和词汇”。[9]何伟亚以为，“礼仪的实施本身就会产生权力关系”（21页）。正因为礼仪体现了权力关系的互动性调适（negotiation），清朝的宾礼虽然有固定的方位和动作安排，却不是完全依据定制的一成不变的生硬演示程序，而是在不同场合“可变而不拘泥的”（open-ended）。

他依据乾隆帝上谕中多次出现的“丰简适中”一语，得出“随中线而行”（channeling along a centering path）的概念，并以之作为第6章的标题。[10]这一对译当然是不准确的，周锡瑞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指责，以为这充分体现了何伟亚的“后现代想象力”。不过，尽管何伟亚所本的中文词语的语义要有限得多，但他对“适中”的感觉（sense）大致是不错的，这证明了他确有其所提倡的“心通意会”（empathy）的能力。何伟亚将“适中”理解为一个包括导向性规范行为的过程，“这一导向行为包含在适中的进程之中，使行动避免走向极端”（123页）。“宽严相济”的确是乾隆朝各项基本政策所追求的一个重要原则，颇足以说明“适中”的结果正是朝廷在马嘎尔尼使团事件上追求的目标。[11]

具体到礼仪之上，“随中线而行”意味着对礼仪参与者的行为安排非常注重“枢纽性的中心和多数参与者的能动作用”。何伟亚因而提出，清廷的《宾礼》“未必涉及**裸的夷夏之辨”，而是一个“通过确定中心、将一切纳入满清帝国的统治之内”的过程。这一“适中过程允许差异，也将他人之权力以一种理想化的等级上/下（superior/inferior）关系纳入皇帝的统治之中”（123～124、128页）。这样，“宾礼”不仅是清廷处理对外关系的原则和方式，而且体现了远更广阔的整合“天下”秩序的构想（这里反复出现的“统治”二字还需要加以界定，详后）。

何伟亚多次强调了清代“宾礼”在不同场合的“可变”性，而这一灵活性正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当然基本不欲违反体制（何伟亚曾猜测清代文献中“体制”一词的含义有时可能还包括皇帝本人的意志，说明他对皇帝的作用甚为了解），但当他愿意灵活处理时，对绝大多数官员而言，上谕的分量恐怕超过礼仪文献。实际上，何著中重建的史实表明乾隆帝自始至终全面深入地卷入并具体指导了使团接待的几乎每一步骤（乾隆帝实际上可以随时修改礼仪的具体步骤这一点提示了《宾礼》规范政治行为的程度相当有限）。在一个以“人治”而非“法治”为特征的国度里，典籍中的“礼”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起作用？具体到马嘎尔尼使团之上，是皇帝还是《宾礼》更起作用呢？

在“法家”思想长期居于边缘且“法律”主要指谓刑法律例的古代中国，礼仪与实际政治的关联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研究中一直注意不够而今后大有可为的研究领域。但清代“礼学”的兴起（其影响一直延续到清季民初，如廖平经学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即礼）在多大程度上可从权势关系与权力运作的角度去考察《宾礼》或相关钦定文献在后来19世纪清廷对外关系中的影响与作用等，还值得我们去仔细思考和深入探索。若深入考察清代“五礼”修典者当时的言论心态，或能反映修典是否真以“用”为目的。盖修典这一行动本身乃盛朝应有之“盛事”，初不必问是否真的要指导“政治”；到后来则或真能起到这样的作用，但其本身是否具此功能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起到此作用，都还可考。

以前西方学界（在批判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时）多认为西方的扩张客观上推促了世界各地向“现代”的转化（即类似“现代化”的播种机），近年则越来越以一种多面相的发展视角来观察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何伟亚的研究在突破旧模式方面与上述趋势有相通或传承之处，但他对“现代”和“现代化”都颇有保留——他的后现代主义立场非常明确。这一立场以及他在研究中运用的后现代主义方法，引起了褒贬不一的辩论和争议。今日中国大陆谈论“后学”的已较多，但后现代主义研究方法尚未真正进入史学领域，以下即简单介绍《怀柔远人》的史学取向和方法（主要见225～226、244～248页，并请注意下面的“现代”二字皆是从后现代立场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