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研究——《怀柔远人》的史学启示[1]

中国有句古话：“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巨。”胡适曾据此提出一种历史观：许多足以开新局面的事物，“当其初起时，谁也不注意。以后越走越远，回视作始之时，几同隔世！”[2]1793年访华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或许就是这样一类的事件。这一在当事人（至少是清朝当事人）看来并非特别重要的偶然事件，后来却引起西方史家的密切关注，产生出各式各样的诠释。各家比较一致的是都将此事件与半个世纪后的中英鸦片战争及再以后众多的中外冲突和不平等条约联系起来考察，从后来的结局反观作始之时，的确有“几同隔世”的感觉。

具体到对马嘎尔尼使团的诠释，占主流也比较不那么牵强的看法是一个为贸易所驱动的英国之（帝国主义）扩张与一个傲慢且自视为世界中心的中华帝国相遇并（因文化误解而）发生冲突；由于（顽固的）清廷与英使在是否按常规朝贡方式行三跪九叩礼这一问题上的争执，使团最后以失败告终。此事的失败体现了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漠视和无知，最终导致了对中国极为不利的后果。

与西方学界对此事的关注相比（除通俗读物外至少已有好几本专书进行研究），中国学者对此似乎更多取存而少论的态度，文章不多（且以泛论即“评价”为主），第一部（似乎也是唯一一部）研究性专著是朱雍的《不愿打开的中国大门》。[3]朱雍的著作是在大量中英文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写成的，他的结论是：马嘎尔尼使团虽以失败告终，却是“一次颇有收获的失败”。朱雍修正了过去认为清朝对外政策是“闭关自守”的观念，而提出“限关自守”的新见解（因为毕竟广州关一直是开放的），并指出这一政策的效用在早期尚不无可尝试之处。

但他指出，到1793年马嘎尔尼访华时，乾隆帝仍“以限关自守的政策，狂妄自大地拒绝一切外交要求，尤其是合理的要求，就显得相当幼稚，相当顽固，相当可笑”。由于乾隆帝“拒绝同英国特使进行认真的谈判，结果问题还是问题，最后竟然由鸦片战争来解决。这不能不说是乾隆的限关自守政策的可悲结局”（朱著304~306页）。这里的言外之意，似乎乾隆帝的限关自守政策应为后来的鸦片战争负主要责任。这正是许多西方学者的看法，也是以前苏联学者的基本观念（苏联的中国史和国际关系史著作以及我们受其影响的相关著作中，有关马嘎尔尼使团的内容大都出现在19世纪的“鸦片战争”一节之中，而不是其本应所在的18世纪末期）。

朱雍对此是提高到理论高度认识的，他认为乾隆帝的政策“在思想原则上背离民族利益和时代潮流。乾隆时期中英两国的冲突不是单纯的国务纠纷，而是两种时代（资本主义时代与封建主义时代）、两类文明（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冲突，其中尽管带有民族冲突的因素，但不是主要的。因为当时英国的战略意图主要不是军事侵略，而是用和平手段扩大经济利益”。乾隆帝在此时不能及时“对外开放”，而仍“抱残守缺”，结果“不仅违背了中华民族要求生存、发展和强大的根本愿望，而且脱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势，给中国社会种下了日后沦为半殖民地的祸因”（朱著304～305页）。这样的规律性认识当然依靠的是史家特有的后见之明，朱雍在书中多次明确提出，他正是以“现代眼光”来审视这一历史事件。

《怀柔远人》一书对上述各种关于马嘎尔尼使团的诠释提出了挑战，体现了这一研究领域的新进展。作者是美国学者何伟亚（James L.Hevia），芝加哥大学博士，后任教于北卡罗来纳大学（位于查佩尔山）历史系，现在是芝加哥大学的国际研究计划主任。何伟亚教授在中国与欧洲列强关系以及19世纪的事件怎样影响当代中国人观察世界的方式等领域发表过不少论文，后来完成的《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English Lessons: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th-Century China）一书则探讨大不列颠怎样试图将清帝国转化为其心甘情愿的伙伴以保护英国在亚洲的利益。

《怀柔远人》于1995年出版，此后在欧美学界引起褒贬不一的反应（以赞扬者为多）。对何著评价的歧异主要在书中所运用的后现代主义方法上（详后），但在文字上也出现了截然相反的认知：有人说何著文笔优美，有人又说其文字晦涩难读。这大概仍与其研究取向有关：对熟悉后现代语汇和表述方式的人来说，何著的文笔或已近于优美；但对不甚熟悉之人，则其文字也真的接近晦涩难读的程度了。[4]

有一点是清楚的，何著在西方世界（北美和西欧）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关注。一本关于清代中国的著作短期内便有十余篇不同学科的书评，实不多见。即使对何著持有不同看法的评论人，也基本承认何著颇有创新之处，是相关领域里一本必读的参考书。《怀柔远人》终在1997年获美国亚洲学会的李文森奖（最佳著作奖），表明学界对该书更多持肯定的态度。[5]下面就对这本书的内容和方法进行简单的介绍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