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时下以多大到多大岁数为青年，反正已经四十岁的我是不可能再算青年了。如若算的话，我们的国家怕是太老化了吧。不管算与不算，一想到青年两个字，心就忽然年轻了许多。岁月对谁也不开后门，不会像某些掌权单位或部门，可以对亲人熟人情人恋人开个后门把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即使你为了进哪级领导班子想在某些舍不得的岗位多赖几年而通过后门关系把年龄改年轻了，岁月也不承认你。岁月可是真正够得上无私无情的。我不曾有过想进什么班子而与岁月作对把年龄改小的想法，却在少年时为了当飞行员和为了入青年团将年龄改大一岁。那改是为成为青年啊。想这四十岁的一生，最向往和最留恋的都是青年二字。为什么向往和留恋这二字，秘密都在每个人的心里装着，不言而喻。所以成为中年的今天，我还时时关注《青年作家》、《青年文学》、《文学青年》、《青年文学家》等等青年刊物。一想到它们心理就年轻，而为了心理年轻也就常常去想它们。这大概是想与岁月抗争而采取的精神上的走后门吧！记得1987年5月，《青年文学》编辑部来电报邀我去河南参加黄河笔会，当时又激动又无可奈何。激动的是我还被认为是青年作家，无可奈何的是我们的黑龙江自行车笔会就在接到电报那天出发。自行车已通过铁路发往齐齐哈尔了，而且大兴安岭已经起火，军人的集体行动一旦开始，个人便无可改变了。只好心想着青年文学的笔会而脚却踏上了大兴安岭的旅程。那旅程倒也更能检验一个人是否年轻。我精神饱满走完了那段月余的艰辛旅程，青年文学的邀请不能不算一份动力。

而真正关系密切并有笔会联系的青年刊物只有《青年作家》。1984年在中国作家协会文讲所读书时收过《青年作家》一封“答记者问”信函，当时我自觉还算青年，便认真作答了，于是便有了联系。暑假时编辑部汪寒洁君不远千里到沈阳我家中邀请参加笔会。汪君对他们《青年作家》和对全国各地并不相识的青年作家们的极端热情与真诚着实令人感动。他拿出拟好的日程征求意见。一见那安排立刻就会叫你年轻几岁，不但有游乐山、游九寨沟，还有与羌族、藏族同胞交谊的篝火晚会等等，一应安排都具青年气息。我当即表示到时无论有何意外情况也必去无疑。那时正值中国人民解放军把最军民一致最官兵一致的解放军装改为大盖帽式，我便穿了极新的校官服飞往成都。主编邓仪中君和汪寒洁君驱车几十里到机场接我。一见编辑部诸位和应邀参加笔会的邓刚、朱苏进、简嘉、魏继新、甘铁生、梅绍静、贺晓彤、董月玲等都着装活泼，颇青年的样子，我惟恐减了笔会的青年气息，毅然将穿了显得老气的军装藏于提包，再没好意思穿。那一次笔会好活泼好青年哟。又是联欢会又是舞会，不论舞会还是联欢会都无拘无束无时无刻不叫你年轻。那青年气息深深烙印心头至今不能磨灭。好像我就是从那次笔会受了大家敦促、刺激后才开始注意改变老气衣着（这有简嘉写我的一篇印象记可以作证），为的是时时提醒自己：你已越来越不年轻了，但精神可千万别老化呀。是的，虽然现在我已不能够算青年了，但精神状态还总在青年堆里，这功劳不能没有《青年作家》的份儿。适逢《青年作家》创刊十周年，收到编辑部朋友来信，自然又是一番激动，心里又年轻了些。为自己还没与“青年作家”离得太远而高兴。也告诫自己，即使将来老了，心情也还是努力年轻些好。也以此祝愿我喜爱的《青年作家》，不管长到几多岁时也永远年轻。

（原载《青年作家》1991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