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红岩》编辑问

问：当前，中国的严肃文学处于不景气中，您认为繁荣中国的严肃文学需要做些什么？

答：严肃文学相对流俗文学而言的。所谓严肃文学的不景气应该是相对流俗文学的火热吧？所以我看严肃文学要想景气起来，首先要向流俗文学学习，不是学习它的“俗”，而是学习它的“流”。流是动，是变化，往往现实大众生活中一有新的流变，流俗文学都能很快给以观照和反映，所以大众们都关注它，但这种观照和反映基本是表面的，缺乏深刻的文化性的深度。而严肃文学作家们的自身生活又过于严肃，甚至呆板陈旧，与非常非常丰富、复杂的大众现实生活脱节，或者了解得很有限，所以在有限的了解前提下，反映得再有文化浓度也不会是大深刻，不丰富就不可能取得大深刻。近十多年来中国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许多已经发生的事实让一些闭塞的严肃作家听起来都不相信，他怎么去深刻地反映？实事求是是最大的严肃。《红楼梦》《水浒传》《洛利塔》《查太莱夫人的情人》刚一出版时都被视为不严肃的，现在还说它们不严肃吗？要对严肃二字进行新的理解。封建性质的守旧与坚持，再认真再执著，也不能算严肃。当然我不赞美非人道主义的俗不可耐的流俗。其实，近年中国的文学环境比以往宽松健康得多，出的好作品并不比以前少，只不过失去了轰动效应而已，这反而说明中国文学逐渐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问：当代中国文学最缺少的是什么？

答：最缺乏的是真诚和理想。多数作家都是这样一种状况：没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也没有真正渊博的外来文化学识，对中国和外国的现实都没有深透理解。所以生活和写作信仰都不十分明晰和坚定，许多人在凭着小聪明在进行趋利的写作。这种信仰的不明晰和不坚定，导致了生活和写作的缺乏理想。理想的缺乏，使游戏人生、及时行乐或者嘲笑人生的作品增多。中国人和中国作家都应力戒浮躁，力避直接趋利和急功近利的写作。这需要理想和大真诚。

问：中国文学需不需要先锋写作，您如何看待所谓的先锋作家？

答：什么事都需要先锋，但又不可能干什么事的人都成为先锋。中国文学为什么就不需要先锋呢？没有先锋的事业岂不成了原地踏步的事业？但先锋写作绝不光是手法和技巧问题，是人生观念问题，与哲学态度紧密相连。中国人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你的文学再先锋，却不能和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发生作用，那不就是身后无兵陷入孤境的先锋吗？中国文学不可能有太多先锋作家，但中国需要有先锋作家，目前中国比较难找出真正意义的、成大气候的先锋作家。现在，许多中国作家，包括我自己，连先锋作家的概念还没懂。

问：金庸、王朔算是两类通俗文学作家，您如何评价他们？

答：他们二位都很随心所欲，都很名利双收，都很自在，都有众多的读者，都很风光，但我确实没读过几篇他们的作品，没产生强烈读的欲望。不在于他们写得高低好坏，是我自己没那份心情。我从小就不爱读武侠小说，我认为那些东西离人生较远，所以金庸的武侠小说写得再怎么创新，我还是没产生读的欲望，电视里拍出的那些已够我烦的了。王朔不管怎么说还写人的生活，现实人的生活。金庸写的那些侠客似乎不是人。尽管王朔写的人缺乏理想，但毕竟是人，我关注人的事，当然更关注能给我以人生关怀的人的事儿。

问：在一个形象和叙事泛滥的时代，有时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甚至比文学创作还要重要，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答：近些年的中国文坛，许多时候文学理论，尤其是文学批评是缺席的，比如对人人皆知的金庸现象就是一例，不管金庸是何等作家，他的作品雄占书摊并且与港台影视一度同占大陆银屏，是好是坏，竟没有一个声音，最后竟让一个写作非常忙的王塑看不下眼来扮演一次批评家的角色。从这点看，王朔是有功劳的。金庸及远不及金庸的通俗创作大泛滥不就有文学批评缺席的责任吗？文学批评不管错的对的，对创作都是个刺激。中国作家的坚强需要批评来培养。德国的思特·格拉斯受的批评少吗？但他是坚强的，他在批评的声浪中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问：据我们所知，日本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已经推荐了莫言、李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对前者是书面推荐，对后是口头推荐，这当然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件幸事，您对这件事有何看法？您认为当代中国谁最有资格和实力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答：中国能有作家被获得诺贝尔奖的作家推荐，说明推荐者感到中国有可和他比肩的作家了，起码是这样。其他我说不好。

问：诺贝尔把自己设立的文学奖授予那些在作品中表现了理想主义的作家，您如何评价文学中的理想主义？

答：理想是针对现实而言的，任何理想都因现实的刺激产生。现实永远不是最美好的，最美好的永远在理想中。如果连文学也不表达理想，人类还有希望吗？人类不可能没有理想，文学不应该失去理想。诺贝尔把自己设立的文学奖授予那些在作品中表现了理想主义的作家，这是他的伟大之处。

原载2000年《红岩》文学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