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水与时进

此时，我眼前浮现的是延河水在朝霞下匆匆流动的情景，就像电影放映的那样，波光粼粼地向东流去。至于延河是不是真的向东流去的，我不知道，我至今没去过延安。但此时，我不仅看见延河向东流着，耳畔还响起了“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久违了的歌声。中国的确是出了个百年不遇的毛泽东的，这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三十多岁以上的人们都知道。今天，在全中国人民认认真真，紧紧张张，坚坚决决又疑疑惑惑地在刚刚搞起来还不健全的社会主义大市场里，遵循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教导与时俱进的时候，一年一度的5月23日又要到了。六十年前的这一天，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伴着抗日战争的枪声炮声，写完了一篇后来命名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大文章，从此，我国革命文艺工作者几乎年年都要纪念它。今年，《当代作家评论》把写纪念文章的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眼前才又出现东方红，太阳升，延水匆匆东流情景的。

纪念首先要读一读原文，这是最起码的。读后我仍然感到，作为一个政治家和革命领袖，全世界至今还没谁写出一篇比《讲话》更具理论和哲学深度，同时又颇具文采的文艺专论来。发表这篇讲话时，毛泽东还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根据地的执政者，而不是后来全世界瞩目的红色社会主义中国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舵手。可那时他就高瞻远瞩地把革命文艺的地位、功能、作用、对象，以及革命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原则，甚至方法都十分透彻地论述到了，以致到建国后的许多年里，中国文艺的航船一直都在《讲话》的灯塔照耀下行驶着。我本人也没能脱离这座灯塔的照耀。所以，现在读来我还能被毛主席亲切的文风生动的文采所感染，尤其他联系自己思想感情变化，谈深入工农兵，向广大劳动者学习的体会，读来更觉平易近人。一个伟大领袖，用平等交流的态度来启发和引导他的领导对象提高认识，转变思想，而且那么富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真的很少见。还有，他对文艺创作的不少重要问题，比如源与流、普及与提高、服务对象、歌颂与暴露、文艺批评的标准等等，进行具体论述时，非常熟练地运用他自己在《矛盾论》《实践论》中精辟论述过的实践第一、主要矛盾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等哲学观点去说理，都体现了他当时良好的学风、文风和工作作风。一篇指导文艺工作的讲话文章，能达到如此的理论与哲学深度，如此的生动活泼富有文采，实在少有。尤其他的生活是文艺创作源泉的论断，应该说至今具有不朽的意义。另外，他指出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问题，至今也仍具有指导意义。我觉得，现在我们纪念《讲话》，主要应该在“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和“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上进行深入思考。

思考这两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弄清一个前提，即，这篇讲话是在革命战争年代，面对革命战争时期的任务，作为党的文艺工作方针政策，对党的和广大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提出的既是方向性的又很具体的要求。这在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革命战争时期，甚至建国初期，都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它非常符合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具体情况。是实践证明的，毛泽东的最重要贡献，在于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并进行了成功的实践。而《讲话》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和新民主主义文艺理论的代表作，它已作为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载入史册。但是，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中国就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中国人民面临的主要矛盾已不是战争和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了。尤其目前，中国已经清醒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抓革命促生产而使生产力无法得以发展，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状况，对毛泽东思想重新进行了科学总结和评价，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已经突破了毛泽东许多论断的时代局限性，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到了邓小平理论的新阶段，中国正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面对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政治多极化的二十一世纪初全新的世界形势，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新的环境，正在大力发展生产力，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积极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宏伟目标的实现。毛泽东思想这个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战争以及阶级斗争的伟大思想，已经完成了伟大的历史使命，它的精髓已通过与之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理论的诞生而得以延展。这样，我们纪念《讲话》就不能再拘泥于原有观念，而应根据新的现实，发展新的文艺理论。

恩格斯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指出，“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绝对的人类状态观念；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马克思甚至更彻底地说过，“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是不断发展论者”。毛泽东也是一个发展论者，他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了毛泽东思想的事实就是最好说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者邓小平的发展观则更为朴素，他说，“发展才是硬道理”。时代前进了，发展了，现实环境条件都变化了，各项事业的指导思想也都应该随之变化，不发展不变化是没有道理的。曾经多少个年头，我们许多人都愚昧地反复高喊，“海可枯，石可烂，忠于毛主席的红心永不变”。这话不仅十分矛盾，也是不可能的。海没枯，石也没烂，才一二十年工夫，人们对毛主席的愚忠态度就都变了，不再把他迷信成神，不再把他说错了的话总结错了的结论当教条去固守，这才是符合道理的。世界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我们不能再用封建的思想道德观念去对待任何人，任何事物。“与时俱进”是对待所有人所有事的惟一科学态度。这个看似极其朴素极其简单的与时俱进思想，在目前中国和世界极其复杂的历史关头，具有非常特殊的历史意义。不与时俱进中国怎么发展啊？不发展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啊？为了寻求发展我们才与时俱进，与时俱进我们才有了发展。事实证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大发展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期性理论，大大促进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少地方是吸收和借鉴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成果。相反，发达资本主义为了寻求自己的发展，也吸收了不少社会主义因素，比如对市场经济加强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的力度，调节两极分化和贫富差别过大引起的巨大矛盾，加强社会福利制度等等。那么，我国文学艺术事业要想发展应采取什么态度，就该是明确的了。我们纪念《讲话》的态度也应该是明确的了。

毛主席《讲话》说的是革命战争时期，文艺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服务的有力武器，但是，建国后的很长时间，他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着眼点放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上面，仍以《讲话》指导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这就与其他工作的指导思想一样，发生了严重的偏颇。虽然他对《讲话》的观点进行了发展，在提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和为人民服务的“二为方向”同时，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但这个“双百方针”并没有真正得以实施。邓小平成为第二代领导核心以后，把“二为方向”发展成“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比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科学，要进步。因为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已把毛泽东对人民的概念范畴大大进行了发展，服务对象变得更加广泛了，而且也使“双百方针”得到很大程度的真正落实。到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时代，在新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基础上，则又向前发展一步，提出了“弘扬主旋律，发展多样化”的方针。“弘扬”二字和“发展”二字的使用，充分体现了现实社会主义中国的文艺思想和方针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更加科学和民主。主旋律是主流文化，或者说是文化主流，这个主流不是靠强制手段而成为主流的，而是通过弘扬来加以实现的，而且实现的目的不仅不是排斥和取消支流，恰恰是与支流共同发展。实际上，只有许多支流的发展才能形成真正的主流，或者说是，没有许多支流鲜活的发展，也不可能促进主流的强盛和得以弘扬的趋势。这与当年的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利武器论，和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论比，显然是个发展。随着中国与时俱进的匆匆脚步，江泽民同志在第七次全国文代会和第六次全国作代会上，再次重申了他在上届文代会和作代会上提出的“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这一重要论断。这个论断是同“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联系在一起提出的。他在重申了“民族精神的火炬”论以后，又说，“总体上处于弱势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在经济发展上面临严峻挑战，在文化发展上也面临严峻挑战。保持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民族精神，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是关系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我认为，“民族精神的火炬”论，是我国文艺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民族精神的火炬，就不光是无产阶级自己的精神火炬，也不光是广大劳动人民自己的精神火炬，而是中华各民族所有人民群众的精神火炬。因而，这个火炬就应该为所有人的精神健康服务。

的确，现实中国，人的生存状况变了，已不是非你死即我活的相互专政条件了，人们有了更多的自由竞争和自由选择的余地，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精神状态也与时俱进了，因而人民的概念和含义也跟着变了。以前很长一个阶段，对人的分析就是绝对的阶级分析，而现在对人的分析已变成了注重阶层分析。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就明确指出，中国现在已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人们的利益和矛盾更多的是通过阶层关系体现的。比如有学者调查研究认为，中国目前可以分为十个社会阶层群体，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等。如何分析如何对待这些新的社会阶层和所有社会阶层，就不仅是政治家的事，也需要作家去熟悉，并用文学之笔加以生动的描绘和深刻的揭示。作家们或作家们的领导们再说深入生活时，就不该像以前或大以前那样，只以钻到偏远的山沟里熟悉艰苦的落后的农业生活，或住到火热的机声隆隆的工厂车间为最光荣。熟悉和描写复杂的新的社会阶层人的心态与灵魂，则更为艰难，更为伤费脑筋，因而也更为有意义。而深入这些新的社会阶层，熟悉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都需要作家自身具备新观念和新眼光。否则，就难有创新意义上的新作品。《高玉宝》一书中描写的旧社会穷人的孩子以放牛为苦以读书为福的情形，与现在的大多数孩子在为沉重的读书之苦和繁重的考试负担所累的情景，是多大的反差啊。现在的孩子谁能到青山坡上放几天牛放几天羊，已属奢侈的玩乐了，睡眠不足神经衰弱眼睛近视的苦恼却很普遍。家长和学校再想通过偷看日记本或扣押截拆信件来掌握孩子们的思想已不可能了，学生们在网上聊天在网上发电子邮件，许多电脑盲和网盲就如被蒙在鼓里，还谈什么教育人家做人家的思想工作？生活和人都变化得太快太大了，而作家们尤其是年纪都已偏大了的专业作家们，还沿用毛主席在延安《讲话》的老话指导自己的写作，是难以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写出富有创新意义的新作的。所以，要想真正实现文化的与时俱进，真正发挥文艺的民族精神火炬的作用，除了保持发扬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还必须“积极吸取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用以丰富和发展自己，而绝不应该采取自我封闭的排新排外文化思想。对身边已经出现的新文化新文学成果，和其他民族先进的优秀的文化成果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态度，是聪明的智慧的科学的选择，也是自信心和大家风范的表现。

中华民族的文艺之河源远流长，她一直奔流不息，所以至今充满着活力。延河之水所象征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引的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之河，是中华民族文艺长河崭新的一段，她也因为自己的不停流动，所以才鲜活不腐。毛主席他老人家《讲话》结尾是这样说的：“我相信，同志们……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我认为，这段话中的“创造”“推进”“光辉的新阶段”，都是发展的意思。我也相信，新中国的文艺之水，一定会与时俱进，一定会更加欢畅更加波光粼粼地向未来流去的。

2002年4月1日星期日草于沈阳·听雪书屋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