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妙的《嘶天》

辽西作家谢友鄞是以富有诗意的短篇小说佳绩在全国文坛获得声誉的。八十年代末期，他的一批短篇小说结集为《大山藏不住》（作家出版社出版），其中代表作为《窑谷》《马嘶·秋诉》。九十年代末期，他在又一批短、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成果的基础上，推出了长篇小说处女作《嘶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〇年九月出版）。该小说坚持了谢友鄞自己短篇小说创作的初衷与优长，如，立足辽西边地、着眼文化风俗、关注底层人的生存命运、追求民族风格诗意描写等初衷和优长不改，取得了可喜的新收获，因而使他多年营造的辽西边地独特的艺术世界更趋丰富与充实。

《嘶天》是一部有文化底蕴和生活厚积的扎实之作。小说的时间跨度近半个世纪，描绘到的人生场景有草原旷野、山乡僻壤、矿井煤场、边地城市、大户豪宅、贫民陋窟……可谓色调斑驳，但这些都在作者独特的叙述中具有了诗性和超越的意味。可以说，这既是历史和现实的辽西，更是艺术升华了的辽西。总体上，《嘶天》的艺术特色属于象征型的，而这样的作品在辽宁的长篇创作中不多见。作者既继承了东北文学现实主义的传统，又吸收了现代抒情小说的某些神韵，使诗意的风情画与人的命运、人性的裂变融会交织，在追求超越性的同时也具有现实主义的魅力，显示出作者扎实的抒情与写实的功力。作者用写意的手法塑造人物，所写群像都有鲜明的地域文化与时代的印记，都是作者植根辽西一方土地，“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抓住了那些家伙们的根须……是有来龙去脉的”（作者后记语），都有各自的神采，都可见其不同的身世与沧桑。而主人公张抱丁的形象尤为独特与成功。作者选择边地最大户人家的仆人张抱丁作为主人公，用他的特殊眼光作为视角，用他的坎坷命运来记录辽西边地时代变迁中的文化演变。某种地域文化特征是应通过某个家族及其代表人物来体现的，谢友鄞选择的吴府有代表性，但他所描写的主人公张抱丁却不是这个家族的主要人物，而是个“边缘人”。这个人物的特殊身份使他更具勾挂上下四方的优势。他始终是个主不主仆不仆的角色，他自己没儿没女，将命运系于吴府，以至于吴府不复存在了，他还能和吴家的后人保持命运上的联系，这都是文化的作用。文化对人的作用是无法挣脱的。吴府的文化是地域文化的综合积淀，集上层文化和底层文化于一炉，而张抱丁则在上层文化与底层文化边缘生存。他的生命力之所以顽强，在于他集上层富人和底层穷人的优秀品质于一身。他忠于主人，热爱亲人，热爱家乡，见过世面，又乐于为公众奉献精力和热情，既同情贫苦正直的底层人，又尊敬有文化的上层富人。他是无家的，似乎又拥有众多亲人，他像故土上长出的一株不可移植的老树，见证了边地的历史，也见证了边地文化在他身边的演变。他一生与马为伴，自己既像一匹生命力顽强的忠善之马，身上又深深浸透着中国式的乡土骑士精神，可以说，他身上体现着辽西边地文化传统，他就是多情多义的边地民风的化身。他的坎坷一生让人扼腕叹息，又给人以生的顽强之感，不能不让人想到《活着》那部小说主人公的人生哲学：活，就要顽强、达观地活着，就不能光为自己活着。这是一个血肉饱满的人物，为辽宁文学画廊又添了一笔新彩。作者在人物塑造上还善白描，善从容地刻画，尊崇性格即命运之说，人物的命运都同性格的发展紧密相连。给人烙印很深的一群人物，如麻家驹、四姐、葛麻子等等都性格各异命运坎坷，这些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又都是置于浓重的风俗氛围中塑造完成的。整部作品优长和成功之处在于，用现代的理念关照地域的历史及文化，是叙述语言细腻有味儿的人生和文化小说。作者叙述语言的独特与细腻，在辽宁作家中是鲜见的。

这部长篇小说的美中不足是，后三分之一部分有些忽视深层的文化挖掘而转为表面的政治关照，一旦如此便显得人物扁平而脸谱化，比如吴世达和他夫人。这个缺点似乎从主人公张抱丁由骑马者变为骑自行车者之后显得突出了，文化氛围的浓烈与语言的细腻也随之减弱。在结构方面，有多个中、短篇连缀之感，有的人物没能前后有机地贯穿，结尾处没能产生高于前半部的艺术打击力和令人回味的余地，这也是很令人遗憾的不足。

谢友鄞的长篇处女作能取得如此独到的艺术效果，已属可喜可贺，相信他获奖之后能扬长避短，在未来执著的追求中取得更大佳绩。这几年，辽宁长篇小说在“辽宁曹雪芹长篇小说奖”的鼓励下，创作日益活跃，数量和质量都在提高，但同时也诱使一些并不具备长篇创作能力的人，也浮躁地自我感觉良好地投入其中。借对长篇小说《嘶天》颁奖的机会，有必要对后者泼点桑拿浴式的冷水，而为那些致力于先进文化的丰富与发展潜心埋头磨砺精品的人们多吹几股暖风。

2001年11月28日宣读于辽阳颁奖会

原载《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