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各种不同场合对许多古今文学艺术作品发表了丰富而精辟的评论。总起来看，他们都遵循着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相结合的原则。恩格斯并从理论上正式提出了这一原则。早在1847年，恩格斯在《诗歌与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批评格律恩《从人的观点论歌德》一书时就明确指出：

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我们并不是用道德的、政治的、或"人"的尺度来衡量他。[6]

这就明确提出了以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作为"衡量"歌德及其作品的"尺度"，即批评标准。十二年以后，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讨论《济金根》时，更明确地提出："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里，恩格斯又一次提出用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衡量文艺作品，并认为这是评价作品的"最高的标准"。这就说明：①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并非一般的批评原则，而是文艺批评的最高原则；②恩格斯前后两次强调这一观点，表明这不是他一时之见，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贯穿其全部美学理论和批评活动的一个基本思想。

应该怎样理解这一文艺批评的最高标准呢？

首先，这一批评标准体现了对艺术的审美规律的尊重。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都把艺术看成一种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意识形态形式，即审美意识形态形式，审美是艺术之为艺术的特殊本质和规律。因此，对文学艺术作品进行评论，首先应当尊重并紧扣艺术的这一特殊规律，应当把美学的（即审美的）观点放在首位，作为切入点深入文艺作品的内部进行分析。恩格斯两次提及这一标准时，均把美学的观点放在前面、放在第一位，并不是偶然的，充分表明他认为文艺批评首先是美学（审美）的批评。因为如果离开了美学观点的先行地位，根本不可能进行真正的文艺批评，而有可能退化为单纯政治的、道德的、历史的批评。

其次，所谓美学的观点，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批评实践看，主要是指对文艺作品表现形式、手段、方法以及如何与历史内容有机结合等方面作审美分析。譬如，在评论拉萨尔的《济金根》时，马克思、恩格斯不约而同地首先从剧本的艺术和审美分析入手。他们一方面从美学上肯定了剧本情节的巧妙安排和从头到尾的戏剧性，另一方面则批评了剧本在人物塑造方面的观念化倾向。马克思认为剧本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又说，"在性格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方面"，济金根"被描写得太抽象了"[7]。恩格斯虽肯定剧本中"主要人物是一定阶级和倾向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但是同时也批评了人物的观念化弊病，指出"还应该改进的就是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关于人物性格的描写，恩格斯肯定了《济金根》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但也婉言剧中人物性格的类型化倾向，他从正面提醒拉萨尔："我觉得刻画一个人物不仅应表现他做什么，而且应表现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已经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8]

实际上，这也从侧面批评了拉萨尔抬高席勒、轻视莎士比亚的不良美学倾向。当时德国有一种从抽象观念出发，而不是从现实或历史的实际生活出发进行艺术创作的不良倾向，其表现之一就是片面抬高席勒创作的观念化、哲学化倾向，而贬低莎士比亚剧作贴近生活的审美特点。有人甚至因为莎士比亚没有像席勒那样将哲学体系放进艺术之中，而认为不能称他为"真正的诗人"。拉萨尔也把追求席勒式当成美学上的信念。他说："我长久以来十分醉心的一种美学上的信念，也从另一方面督促我。我认为德国戏剧通过席勒和歌德取得了超越莎士比亚的进步。"[9]这恰恰是对创作中抽象的、唯心主义的美学倾向的美化和吹捧，也表现出他自觉地追求这种不良美学倾向。

再次，所谓历史的观点，主要是指用唯物史观来观察、把握、分析文艺作品对历史事件、人物和生活的描写，分析艺术家对社会、历史、生活的态度和思想倾向等。如上一节谈到的恩格斯对歌德及其作品的两重性的分析，又如前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对《济金根》错误地歌颂骑士暴动而无视农民和城市平民力量的唯心史观的批评，均属用历史的观点分析、评价文艺作品的典型范例。

最后，这一批评标准强调了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有机结合。在恩格斯看来，这一标准乃是建立在对文艺的审美社会意识形态本质的全面把握之上。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文艺是对历史-社会存在（世界）的一种审美的掌握方式。一句话，它是通过艺术的、审美的方式来反映、加工、表现历史-社会存在的。在真正的文艺作品中，历史的与审美的应是水乳交融、不可分割的。因而对文艺作品的评论也就不应单纯用美学观点或单纯用历史观点，而应坚持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辩证统一。在此，离开美学观点的所谓纯粹社会历史批评，或者离开历史观点的所谓纯美学形式批评，都是片面的，都不能对文艺作品作出全面、准确的把握，都算不上衡量文艺作品的最高标准，至多是其中的某些标准而已。两个观点的有机结合，实际上就是要求批评家把艺术家和艺术作品放置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对之进行审美的考察和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范例。在对《济金根》的批评中，恩格斯提出的"悲剧性冲突"的实质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一深刻命题，以及马克思提出的"莎士比亚化"主张和恩格斯提出的未来德国戏剧应是"具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10]的理想，都集中体现了美学观点与历史观点的有机结合。

恩格斯提出这一批评标准，既是他对艺术本质的全面、辩证把握的必然推论，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艺术规律的高度尊重，不仅在文艺批评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当前文艺批评和理论的建设，也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