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于1846年年底1847年年初的《诗歌与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是恩格斯确立唯物主义史观后对当时弥漫于德国文坛的市民小资产阶级思潮所作的深刻批判。当时的德国仍然是君主专制的封建国家，经济贫困，政治分裂，工业落后，资产阶级人数少，市民小资产阶级占了绝大多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在德国，16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1]。"真正社会主义"思潮，正是当德国资产阶级开始起来争取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斗争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思潮搬进了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文献，却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加以改造，使之具有一种抽象的道德性质。它自称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而是代表人性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德国小资产阶级之所以提出"真正社会主义"，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害怕资产阶级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对无产阶级力量感到恐惧。这种"真正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既成为德国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顺手抓来吓唬刚刚起来斗争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又是他们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同时添加的麻醉剂。

"真正社会主义"在文学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卡尔·格律恩、卡尔·倍克等人。恩格斯在《诗歌与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中集中批判了"真正社会主义"的文学创作及其美学观点。

该文第一部分《卡尔·倍克"穷人之歌"，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诗歌》，通过对卡尔·倍克的《穷人之歌》等的分析，指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所歌颂的"穷人"，实际上是充满鄙俗气的小市民。作者用小市民的无知和幻想竭力美化资产者，丑化无产阶级。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

倍克歌颂胆怯的小市民的鄙俗风气。歌颂"穷人"，歌颂pauvre honteux（耻于乞讨的穷人）——怀着卑微的、虔诚的和互相矛盾的愿望的人，歌颂各种各样的"小人物"，然而并不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2]

恩格斯还说，该诗第一首歌献给银行家罗希尔德家族，作者希望银行家成为"人间的上帝"，他虽然在诗中对罗希尔德大加威吓和责难，实际上却完全不了解罗希尔德家族与现存各种社会势力之间的关系。于是，"他对路特希尔德的一切责难都变成了最无耻的阿谀奉承，他对路特希尔德的势力的歌颂，甚至连最善于吹拍的人都要甘拜下风"[3]。这就揭露出"真正社会主义"所代表的德国小市民典型的市侩庸俗作风。

恩格斯还对倍克描写在人民的呼唤下一团队伍在战鼓声中出发的《战鼓之歌》一诗进行批评，指出所谓人民的呼唤不过是一个参加典礼的青年偷偷地作下的一首幻想即兴诗。恩格斯还把此诗与海涅的作品加以比较，认为类似题材"在海涅的笔下会变成对德国人的极其辛辣的讽刺。……在海涅那里，市民的幻想被故意捧到高空，是为了再故意把它们抛到现实的地面。而在倍克那里，诗人自己同这种幻想一起翱翔，自然，当他跌落到现实世界上的时候，同样是要受伤的。前者以自己的大胆激起了市民的愤怒，后者则因自己和市民意气相投而使市民感到慰借"[4]

恩格斯不仅对"真正社会主义"美学思潮从政治思想上进行批判，而且注意作美学和艺术的分析。恩格斯指出，由于"真正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模糊不定，在艺术上就表现出叙述和描写的完全无能力，特别是不能把叙述事实与一般的环境联系起来，因而不能把事实中所包含的深刻意义揭示出来。因此，他们竭力避免叙述故事，"在他们无法规避的时候，他们不是满足于按哲学结构组织一番，就是枯燥无味地记录个别的不幸事件和社会现象。而他们所有的人，无论是散文家或是诗人，都缺乏一种讲故事的人所必需的才能"。这样，恩格斯在批判"真正社会主义"时，就把历史内容的解剖与美学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该文第二部分对格律恩借评论歌德所宣扬的"真正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批判。歌德思想上充满矛盾，具有两重性。但格律恩却用抽象的人性论来赞美歌德，宣称歌德是"人"的诗人，其作品体现了最完美的人性。对此，恩格斯指出，这就把歌德的一切弱点加以美化，把歌德的庸人习气颂扬为"人"的东西，把作为法兰克福人和官吏的歌德变成了真正的"人"，却避而不谈歌德一切真正伟大之处。可见，格律恩所说的"人"实际上就是德国的小市民，他对歌德作了小市民的曲解。为了揭穿格律恩的歪曲，恩格斯对歌德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和评价：

关于歌德本人我们当然无法在这里详谈。我们要注意的只有一点。歌德在自己的作品中，对当时的德国社会的态度是带有两重性的。有时他对它是敌视的，如在"伊菲姬尼亚"里和在意大利旅行的整个时间，他讨厌它，企图逃避它；他象葛兹，普罗米修斯和浮士德一样反对它，向它投以靡非斯特非勒司的辛辣的嘲笑。有时又相反，如在"温和的讽刺诗"诗集里的大部分诗篇中和在许多散文作品中，他亲近它，"迁就"它，在"化装游行"里他称赞它，特别是在所有谈到法国革命的著作里，他甚至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问题不仅仅在于，歌德承认德国生活中的某些方面而反对他所敌视的另一些方面。这常常不过是他的各种情绪的表现而已；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连歌德也无力战胜德国的鄙俗气；相反，倒是鄙俗气战胜了他；鄙俗气对最伟大的德国人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充分地证明了"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歌德过于博学，天性过于活跃，过于富有血肉，因此不能象席勒那样逃向康德的理想来摆脱鄙俗气；他过于敏锐，因此不能不看到这种逃跑归根到底不过是以夸张的庸俗气来代替平凡的鄙俗气。他的气质、他的精力、他的全部精神意向都把他推向实际生活，而他所接触的实际生活却是很可怜的。他的生活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是他又始终被困在这个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歌德总是面临着这种进退维谷的境地，而且愈到晚年，这个伟大的诗人就愈是de guerre lasse［疲于斗争］，愈是向平庸的魏玛大臣让步。我们并不象白尔尼和门采尔那样责备歌德不是自由主义者，我们是嫌他有时居然是个庸人；我们并不是责备他没有热心争取德国的自由，而是嫌他由于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的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我们并不是责备他做过宫臣，而是嫌他在拿破仑清扫德国这个庞大的奥吉亚斯的牛圈的时候，竟能郑重其事地替德意志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宫廷做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和寻找menus plaisirs。[5]

这段论述，内容十分丰富，其要点为：

第一，剖析了歌德创作的内在矛盾和两重性，指出歌德对当时的德国社会有时是敌对的，讨厌它，逃避它，反对它，投以辛辣的嘲笑；而有时又亲近它，迁就它，称赞它，保护它，"帮助它抵抗那向它冲来的历史浪潮"，"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他生活的环境是他应该鄙视的，但他又始终被困在他所能活动的唯一的生活环境里。恩格斯特别指出，歌德"对当代一切伟大的历史浪潮所产生的庸人恐惧心理，而牺牲了自己有时从心底出现的较正确的美感"。小市民的鄙俗气连歌德这样一个最伟大的德国人也无法战胜，说明格律恩所鼓吹的"从内部"战胜鄙俗气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揭示歌德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德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的产物，正如恩格斯所说，"歌德在德国文学中的出现是由这个历史结构安排好了的"。因为"……自宗教改革以来，德国的发展就具有了完全的小资产阶级的性质"，小资产阶级构成了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他们既不满封建统治，又不敢起来反抗；既有同情、支持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又有反对、害怕资产阶级的一面。这种阶级地位决定了它不但自身充满市侩庸俗习气，而且还使这种习气"沾染了德国的一切阶级，成为德国人的遗传病，成了奴颜婢膝、俯首帖耳和德国人的一切传统恶习的亲姐妹"。这当然也会给德国文学和歌德、席勒这样的大作家打上自己的烙印，造成德国文学、哲学的内在矛盾性。恩格斯说："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精神。歌德写了"葛兹·冯·伯利欣根"，他在这本书里通过戏剧的形式向一个叛逆者表示哀悼和敬意。席勒写了"强盗"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歌颂一个向社会公开宣战的豪侠的青年。但是，这些都是他们青年时代的作品。他们年纪一大，便丢失了一切希望。歌德只写些极其辛辣的讽刺作品，而席勒假如没有在科学中，特别是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伟大历史上找到慰借，那他一定会陷入悲观失望的深渊。用这两个人作例子便可以推断其他一切人。甚至连德国最优秀最坚强的思想家都对自己祖国的前途不抱任何希望。"这就深刻地揭示了歌德创作思想两重性的社会历史根源。

第三，揭露了格律恩等"真正社会主义者"赞扬歌德的反动实质。恩格斯认为，格律恩对歌德的赞扬恰恰是歌德创作中庸俗、缺陷的一面，他竭力称颂的恰恰是歌德思想中小市民的庸俗气息和消极内容；所谓歌德是"完美的人性"，歌德作品是"人类真正的法典"等，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小市民的"人性"、"法典"而已。恩格斯指出，格律恩的目的是借歌德的声望，利用歌德的弱点，大肆鼓吹"真正社会主义"的个资产阶级思想和道德标准，用以护卫摇摇欲坠的德国小市民的社会基础。

恩格斯对"真正社会主义"文艺思潮的批判是鞭辟入里的。他对歌德创作两重性的分析是充满历史辩证法的，至今仍然是我们评价历史上具有矛盾思想的伟大作家的光辉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