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美学思想中，现实主义无疑是最重要的方面。他的现实主义美学思想，集中体现在致敏娜·考茨基和玛·哈克奈斯的两封信中。下面我们概述一下这两封信所阐释的现实主义观点。

第一，强调现实主义应对现实关系作真实的描写。

这一观点是恩格斯致敏娜·考茨基信中提出的。1885年夏，敏娜·考茨基将自己新写的小说《旧和新》送给恩格斯，请他提意见。恩格斯读了小说后给她复信，全面分析了小说的得失，用现实主义的美学要求，循循善诱地指出小说的不足，并分析造成不足的原因，指明改进的方法。[11]

恩格斯指出，小说的重要缺点之一是把现实中未能解决的社会矛盾用主观设想的理想化的方法，在作品中彻底加以解决，给作品人为地添加上了光明的尾巴。恩格斯认为，敏娜·考茨基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信念和理想是脱离实际的、抽象的。她同笔下的主要人物阿尔诺德一样，认为"不用战斗与宝剑"，专凭思想宣传，就能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实现理想，在大地上建立起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在小说中把这种解决社会冲突的、理想化的历史未来硬塞给读者。对此，恩格斯批评道："作家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他进一步具体指出，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小说，在当时德国主要不是面向无产阶级，而是面对资产阶级圈子的读者，因此，只要"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来打破关于这些关系的流行的传统幻想，动摇资产阶级世界的乐观主义，不可避免地引起对于现存事物的永恒性的怀疑，那么，即使作者没有直接提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有时并没有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立场，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也完全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里，恩格斯明确提出了现实主义文艺的真实性要求，即必须"真实描写""现实关系"，批判现存社会，打破对现存社会关系的种种幻想，而不能粉饰生活，美化现实。因此，真实性或真实描写现实关系是现实主义的第一要义。同时，恩格斯也强调现实主义不应简单地用理想化的光明结局来直接表明作者的立场和倾向。这实际上提出了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美学问题。

第二，指出现实主义文艺的倾向性应通过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直接说出来。

恩格斯认为，现实主义文艺应正确处理好真实性与倾向性的关系，应把真实性放在首位，而倾向性则应隐蔽在真实性的背后，自然地表现出来。当然，恩格斯并不反对文艺作品有鲜明的政治倾向，他明确肯定道："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现代的那些写出优秀小说的俄国人和挪威人全是有倾向的作家。"但他更强调文艺作品表现倾向的审美特点，那就是"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无需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他在另一处还说，作者的倾向、"作者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很明显，恩格斯是从审美角度强调艺术的倾向性应隐蔽在真实性的背后，而反对**裸地直说倾向的观念化、抽象化弊病。

第三，提出应塑造有鲜明个性的典型人物。

恩格斯在评论《旧和新》时，认为其中描写盐矿工人和维也纳社交界的生活是出色的，特别是对这两种环境中的人物，作者都用其"平素的鲜明的个性描写手法刻画出来了"。恩格斯在肯定作品中某些人物创造取得成功的同时，着重指出作者在塑造人物方面的缺点：主要人物阿尔诺德和爱莎过分理想化，特别是阿尔诺德。"这个人确实太完美无缺了，如果他最终在一次山崩中死掉了，那么，除非人们推说他不见容于这个世界，才能把这种情形同文学上的崇尚正义结合起来。可是，如果作者过分欣赏自己的主人公，那总是不好的，而据我看来，您在这方面也多少犯了这种毛病。爱莎即使已经被理想化了，但还保有一定的个性描写，而在阿尔诺德身上，个性就更多地消融到原则里去了。"这里，恩格斯从正、反两个方面强调了现实主义文艺在塑造人物方面的个性化要求，成功的人物塑造总有鲜明的个性描写，而表现个性消融到原则中去，用理想化取代个性化，则必然导致人物形象刻画的失败。因此，鲜明的个性是塑造典型人物的基本要求之一。恩格斯由对《旧和新》的评论引出其对人物典型的看法，他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这里主要强调典型人物必须具有鲜明的个性，具有其他人物不可重复的特点。当然，作为"这个"的典型人物不仅应有鲜明的个性，还应该"是典型"，应当包含着"典型"所具有的概括化、普遍化的社会意蕴，否则也有可能沦为恩格斯批评过的"拙劣的个性化"。

第四，围绕真实性与典型性的关系，进一步提出"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现实主义经典性命题。这一命题是恩格斯在致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来的。1888年，哈克奈斯把她的第一部小说《城市姑娘》寄给恩格斯征求意见。恩格斯在读了小说后满腔热忱地给她回信，在信中，结合对小说的评论，阐述了一系列现实主义的重要思想。[12]

哈克奈斯以朴素的语言，描述城市女工耐丽受了资产阶级的绅士阿瑟·格兰特欺骗、引诱，最后又被遗弃的命运。她被赶出家门，又因耽误了裁缝铺交货日期，失去了工作，不久生下一个孩子又病死，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救世军收留了她。恩格斯赞扬玛·哈克奈斯把这样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作为全书的中心时所使用的简单朴素、不加修饰的手法。正是这种简单朴素的如实的叙述，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性，使这个老而又老的故事变成新的故事，表现了真正艺术家的勇气。恩格斯还认为，绅士阿瑟·格兰特也是一个很成功的形象。他欺骗、引诱了耐丽，又抛弃了她，他的伪善的性格，得到恰当的描写。由此，恩格斯肯定小说具有了现实主义的真实性。

但是，当恩格斯用更高的要求即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衡量小说时，又发现并指出了小说的主要不足在于还未达到"充分的现实主义"，换言之，小说还是不充分的现实主义。恩格斯认为，区分现实主义充分不充分的关键在于典型性。只有艺术真实性而还缺乏典型性，就只是不充分的现实主义：而达到艺术真实性与典型性的统一，才是充分的现实主义。充分的真正的现实主义小说，在恩格斯看来，就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个命题区分了细节的真实与典型（环境与人物）的真实，前者是左拉等的自然主义小说也达到了，而后者则只有现实主义才能达到。而典型的真实又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典型人物；二是典型环境。在小说中，典型性首先体现为人物描写的典型性，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创造出既富有个性又有一定典型意义的"一个'这个'"，这可以说是艺术典型性的第一个层次；典型性的第二个层次是指围绕人物活动的环境的典型性。在文学创作的实践中，典型性既可以是这两者的统一，又可以仅仅达到其中一个，特别是前一个，而出现后面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典型化不充分或典型性不够高。

《城市姑娘》就属于后一种情况。恩格斯指出，"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他的意思是，小说中描写的"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他们无力自助，甚至没有试图作出自助的努力。想使这样的工人阶级摆脱其贫困而麻木的处境的一切企图都来自外面，来自上面"。这样一种描写，相对于当时伦敦东头这个具体环境中消极、落后的工人状况来说，是真实而典型的，相对于大半个世纪前工人阶级还未觉悟的状况而言，也是典型的。但在整个无产阶级已登上政治舞台并取得伟大胜利的19世纪80年代，把作为小说人物活动环境的工人阶级形象写得这么消极落后，就不够典型了。所以，恩格斯说，"如果这是对1800年前后或1810年前后，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恰如其分的描写，那么，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50年之久的人看来，就不可能是恰如其分的了。"为此，恩格斯提出："工人阶级对他们四周的压迫环境所进行的叛逆的反抗；他们为恢复自己做人的地位所作的极度的努力——半自觉的或自觉的，都属于历史，因而也应当有权在现实主义领域内要求占有一席之地。"这里，恩格斯一方面指出《城市姑娘》所描写的环境不够典型；另一方面也十分关心工人阶级在文学艺术中的地位。他在世界文学艺术历史上第一次发出工人阶级要在现实主义文学艺术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号召，这一号召，对于全世界工人阶级革命文艺的成长、壮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恩格斯虽然区分了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这两种典型性，并认为在一部具体作品中这两者的典型化程度有可能不一致，但这并不等于恩格斯想把典型人物与典型环境割裂开来，只是未及就两者的统一性展开论述而已，因为从他关于"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经典性命题中，就可以看出，他根本上是主张环境与人物两个典型性的辩证统一的。

第五，关于现实主义与政治倾向的关系问题。

为了启发诱导哈克奈斯克服创作中的缺点，既摆脱自然主义的弊病，又消除"倾向小说"的影响，恩格斯以法国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为例，作了以下极为精辟、精彩的评述：

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他描写了这个在他看来是模范社会的最后残余怎样在庸俗的、满身铜臭的暴发户的逼攻之下逐渐屈服，或者被这种暴发户所肢解；他描写了贵妇人……怎样让位给为了金钱或衣着而给自己丈夫戴绿帽子的资产阶级妇女。围绕着这幅中心图画，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无可阻挡的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对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寄予了全部的同情。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恰恰是这个时候，他的嘲笑空前尖刻，他的讽刺空前辛辣。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年）的确是人民群众的代表。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而行动；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到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大的特点之一。[13]

这段话包含着丰富的思想。首先，恩格斯充分肯定了巴尔扎克小说《人间喜剧》的现实主义历史真实性，这些小说"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从而"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

其次，恩格斯在与自然主义大师左拉的比较中，高度评价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伟大成就。如前所述，恩格斯认为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仅停留在细节描写的真实上，而现实主义则达到了细节描写与典型真实的统一，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巴尔扎克正是这样一位现实主义文学的突出代表。所以，恩格斯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

再次，特别重要的是，恩格斯赞扬了巴尔扎克忠于现实主义的艺术创造原则，而不惜违背其所代表的反动没落贵族的阶级立场和保皇党的政治偏见。关于这一点，国内外文艺理论界、美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认为这是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的矛盾，艺术家只要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或战胜世界观的反动方面，取得艺术上的重大成就。我们对这种看法不完全赞同。我们认为：①现实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创作"方法"，而是艺术家在处理艺术与现实关系、掌握世界时的基本美学原则，它属于艺术家的艺术观和美学观，也是其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处于操作层次上的"方法"（虽比"手法"高一些）。②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所战胜的也不是一般的世界观，而是其世界观中的政治观即阶级立场、阶级偏见等。③巴尔扎克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是指他世界观中的现实主义艺术观、美学观战胜了其政治观。换言之，这种矛盾性质是一个人世界观中不同方面的冲突，是世界观的内在矛盾。④对于艺术家而言，在艺术创作过程中，发生艺术观与政治观的矛盾时，与感性联系较为密切的艺术观、美学观，比较容易克服、战胜与理性认识联系较密切的政治观。巴尔扎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取得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美学思想不但在当时对欧洲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和进步的现实主义文艺起了重要的指导和促进作用，而且对20世纪前半期世界现实主义文艺的深化，对苏联、东欧和中国的现实主义文艺的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推进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的美学思想十分丰富，限于篇幅，主要介绍以上三个方面。这里还要附带提及的是，恩格斯晚年对文艺学、美学领域中的庸俗社会学思想（如保尔·恩斯特）的批判，对于全面准确地掌握和应用唯物史观来研究美学问题、评论文艺作品具有重要意义，甚至对于我们今天识别和抵制"左"的文艺思想的干扰，坚持文艺学、美学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向，仍然不失其现实意义。

总起来看，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文艺学思想是极为丰富的，其中最根本的观点是社会实践的观点。首先，他们的美学思想从根本上说就是把社会实践的观点应用于人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创造规律的阐释，导致人类思想史、美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其次，他们总是把文艺作为庞大而统一的社会历史过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加以研究，而从不孤立地考察文艺问题；同时，又反对一切庸俗社会学和浅薄、粗俗的"倾向"文艺，十分重视文艺区别于其他社会意识现象的审美特点，从而使他们能超越一般政治家的短视和实用态度，超越职业文艺家的褊狭眼光和职业局限，达到思想性、政治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从而也就使他们的美学和文艺观点能够高出同时代的一切理论派别和学说。最后，马克思、恩格斯的美学思想，与无产阶级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世界的斗争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而具有强烈的现实性、革命性和实践性。

马克思、恩格斯已经离开我们一个多世纪了，但是他们的美学思想在21世纪的今天仍然没有过时。他们思考、解决美学问题的观点、思路、方法等，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意义。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0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23～2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3] 同上书，231页。

[4] 同上书，236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56～257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257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5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58页。

[9] 参见拉萨尔：《弗兰茨·冯·济金根原序》，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9。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57～558页。

[11] 同上书，672～674页，本节第一至第三点引文均出自此信，不再一一注明。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682～685页。本节第四中的引文均出自该信。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462～4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