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年）是英国作家、艺术家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生于富裕的资产者家庭，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对文学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深受罗斯金和拉斐尔前派画家的影响，主张通过艺术改造社会，美化生活，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合理现象。从70年代起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曾于1884年和马克思之女艾莲诺拉·马克思一起创立"社会主义同盟"，并在1887年参加了伦敦工人游行示威。他的文学创作早期属于新浪漫主义，后来则歌颂工人运动，宣传乌托邦思想，如《社会主义歌集》、《梦见约翰·保尔》、《乌有乡消息》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理论方面的作品主要有：《人民的艺术》、《生活的美》、《艺术与社会主义》等。

一 资本主义制度和艺术

在莫里斯的许多艺术理论著作中，贯穿着一个鲜明的主题，即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制度把商业推崇为神圣的宗教，恣意**着艺术，"它只注意一件事——唯利是图；利这个字用得太惯常了，所以我必须向你解释，它的真义就是强者掠夺弱者！现在我认为这一制度的本质在于破坏艺术，也就是说，破坏生活的快乐"[10]。莫里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利于艺术的原因首先在于它的商业性，这种竞争性的商业分明是一种造成荒芜和破坏的"战争制度"，这种商业甚至可以称之为赌博，因为一个人的快乐是以别人的痛苦为代价，一个人的所得同时也就是别人的所失。在资本主义商业性社会中，物质财富的分配极不公平，从而严重压抑了人民的艺术，因为艺术被少数有钱人所把持，而绝大部分的人民则被拒之于艺术的大门之外。因此，资本主义商业对艺术的损害从根本上说就是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公造成了艺术对人民大众的排斥，而这种人民大众的"艺术饥荒"反过来又会压抑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资本主义制度造成工作与快乐相分离、艺术与技艺相脱离，从而损害了艺术的发展。莫里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广泛采用机器生产，机器的使用只是为了替资产者增加利润，非但没有减轻工人的劳动，反而强化了劳动，机器把工人驱向紧张、忙乱之中，使他们困乏不堪，使劳动成为令人难以忍受的负担，从而压抑了工人阶级的艺术才能的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剥夺了人们对于自己所创造的艺术的拥有权，从而也就使劳动人民失去了劳动的"天然安慰"。在莫里斯看来，劳动者对于自己的劳动成果具有拥有权，将使得劳动变得有吸引力，使劳动成为劳动者的"天然安慰"；反之，劳动者将失去劳动的积极性，劳动因此也就会变得令人生厌。因此，莫里斯一再呼吁要使劳动成为人的天性或第二天性，使劳动成为给人带来快乐的艺术。

此外，资本主义制度滋长着奢侈，而奢侈则是艺术的篡夺者。莫里斯认为，奢侈是竞争性的商业发明的东西，实际上是一大堆虚伪的财富。为生产这些虚伪的财富，资本主义竞争性的商业雇佣了大量的工人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其结果生产出的却是毫无实际用处的奢侈品。而当人们实际上把这些奢侈品当作艺术时，也就毁了艺术。因为艺术品是永远具有活生生的生命力的，而奢侈品，如时髦的玩意儿仅仅具有表面的光彩，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因此莫里斯大声疾呼，号召人们抛弃奢侈，使艺术获得新生。

莫里斯还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制度对艺术的损害还表现在对小康阶层艺术趣味的败坏。这个所谓的小康阶层其实就是中小资产阶级，他们也会受到资本主义竞争性商业的损害，使他们对美和秩序的审美感受和艺术趣味受到伤害。

总之，莫里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奴役、竞争性商业、奢侈和分配不公都不利于艺术的发展，对艺术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尽管资本主义制度标榜着自由，但莫里斯尖锐地指出，资本主义的自由只是少数人的自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有接受任何能够到手的奴隶般工作的自由，或者就是被饿死的自由。因此，资本主义的自由同样不利于艺术。莫里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是十分深刻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极其可贵。这既是其前辈罗斯金等人对他的思想影响所致，同时也是他接触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必然结果。不过莫里斯的思想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还有一定的距离：他在批判资本主义机器生产的罪恶的同时，主张用手工业劳动代替机器生产，这显然是违背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的；他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提出消灭私有制，主张暴力革命，但又不能真正认识到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和暴力革命的复杂性，这使得他的思想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二 艺术和社会

注重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中研究艺术问题，这是莫里斯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具体分析不同时代的艺术现象时，他十分自觉地分析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对艺术特征所产生的种种影响。在他看来，在欧洲历史上，中世纪艺术较好地把艺术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中世纪艺术中最重要的是建筑艺术，莫里斯把它称为"霸主艺术"，因为中世纪的建筑艺术对其他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完善了其他一切艺术，使其他艺术为它服务，或者作为它的组成部分。以建筑艺术为核心的中世纪艺术充分体现了当时手艺人的自由，中世纪社会的质朴和友善的人际关系。同时莫里斯也指出，中世纪艺术具有的问题也是与社会的阴暗面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我完全承认中世纪的压迫和强暴对这一时期的艺术所产生的影响；中世纪艺术的短处正是这种压迫和残暴造成的；……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可以断言，一旦摆脱掉现存的这种压迫，我们便可以期望，真正自由时代的艺术一定会超越那个残暴时代的艺术。"[11]在研究中世纪艺术时，把当时社会的具体状况与艺术的得失成败紧紧地结合起来，充分显示了莫里斯从社会学的角度审视艺术和美学问题的努力。在具体分析艺术作品时，莫里斯更是娴熟地运用社会学方法，例如他分析罗马的圣彼得教堂时这样写道："这种教堂至今仍屹立在那座世界上最壮观的城市中，使那座城市蒙受莫大的屈辱——在我看来，这座教堂属于骄傲和暴政的类型，足以扼杀普通人对艺术的爱好，并使艺术成为供富人和有文化的人消遣的没有多大价值的玩物。"[12]在谈到哥特式建筑产生的根源时，莫里斯认为，这与罗马的暴政统治病入膏肓有关，当它开始失去控制力量时，在一个旧文明（即古罗马文明）逐渐解体，新的文明即将产生之际，一种新的艺术创新就出现了，其形式则是建筑。哥特式建筑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诞生的。

莫里斯在谈到艺术与社会的联系时，还注意考察艺术与实际社会用途之间的关系。他发现，许多艺术作品的产生与其实际用途密不可分，比如，古希腊的庙宇建筑最初是由礼拜和祈祷的实际用途促使其诞生的；而罗马人则在使这一建筑结构变得美观的同时，也使它可以用于住宅、城堡等建筑物中，具有实际的使用功能。这样，以建筑艺术为例，莫里斯提出了艺术的实际使用功能问题，从这一角度揭示了艺术与社会的联系。

他还认为，艺术具有教育功能。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它对于每一个新的时代都有教益。因为艺术作品的内部具有灵魂，具有深刻的思想，因而它能够给人以启示，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同时，艺术也具有使人快乐的作用，艺术是人类劳动的"神圣安慰"，艺术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快乐。人们之所以爱好艺术，并不是把它当作玩具，而是当作人生的必需品，因为艺术是自由和快乐的标志。莫里斯甚至提出把艺术与劳动融为一体的主张，使艺术回到人们日常劳动中去，这样，劳动就不会再成为人们难以忍受的苦工，而是人们高兴做的工作。这样的艺术也就成为人民的艺术，是生活快乐的基础。

莫里斯指出，人们的生活艺术化除了劳动艺术化之外，也应当使人们的生活环境艺术化。他特别提出了保护环境的问题，他说，在城市里必须有充分的花园地带，不可消除田野和乡村的自然景致，甚至认为在城里应保留旷野和荒地；田野的耕作也不能过分，不准任何人为了谋利而砍伐树木，以免破坏风景，也不准烟雾弥漫，不准用乌七八糟的垃圾弄脏河流和地面。他认为，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保护环境，艺术将会消逝。在今天，莫里斯所说也许已成为人们的常识，然而对于一个生活在19世纪的人来说，在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超前意识是难能可贵的。

三 艺术本质问题

与王尔德等人相比，莫里斯对于艺术的理解要宽泛得多。在唯美主义美学家那里，艺术被禁锢在狭小的形式美的天地中，而在莫里斯那里，艺术的疆界却无限地扩大，涉及生活的一切领域。他对艺术的看法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他说："大自然的某一美的片断（如果我们要设计一些好的壁纸图案的话）必然十分有力地迫使我们加以注意，以致我们心中完全充满了它，因而只要服从艺术规则（表现力的形式原则），我们就能向别人表达我们的快感。"[13]显然，他是从艺术与大自然的联系中认识艺术美的本源的。艺术家把充满自己心中的大自然的美的片断通过艺术表现手段表现出来，这就创造了艺术作品，创造了艺术美。不仅如此，艺术作品实际上是大自然（包括实际的社会生活）与艺术家的主观感受相结合的产物。莫里斯的这种看法表明他既看到了艺术所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又看到了艺术所包含的主体条件，无疑是十分精辟的。

对于艺术本质的理解，莫里斯还有一个非常独到的观点："我所理解的真正的艺术就是人在劳动中的愉快的表现。"[14]他以南肯兴敦博物馆美术陈列厅中的展品为例加以说明：在现代人看来，这些展品具有高度的美，是人类杰出艺术才能的创造物。然而莫里斯指出，这些奇妙的艺术恰恰就是古代的普通的日常用品，在当时根本不是珍品。而制作它们的艺术家们也根本不是吃着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养尊处优的人，它们只是普通的人在平凡的日常劳动过程中制作出来的。当年的艺术家们在创作这些奇兽、异鸟和花朵的时候，他们的工作过程是伴着很大的快乐的，艺术正是劳动中的愉快的表现。莫里斯这里把艺术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破除了笼罩在艺术之上的神秘主义迷雾，有助于克服艺术中的那种神秘化、贵族化倾向，促进艺术走向大众、走向生活。另一方面，他指出了艺术的审美愉悦特性，艺术表现了人们在劳动中的愉快，这样，对于欣赏艺术的人来说，他也会因感受到这种愉快而产生审美愉悦。

莫里斯还认为，艺术应当借助想象力的自由游戏，根据物体的性质和作用进行创造活动。艺术的真正范围涉及人们生活的一切外在形式，从日常用品的形状和色彩，一直到田地、牧场的安排，无不包容在内。衣服、地毯、盘子、马车等实用艺术品都可以成为伟大的艺术。当然其基本前提是充分发挥艺术家的想象力，结合材料的具体性能，使所创造的物品既能供人娱乐，使人得到安慰，又能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于是真正的艺术品才会产生。显而易见，莫里斯要求把想象力的自由游戏与物质材料的具体特性相结合，把艺术的娱乐性与教育作用相结合，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艺术的理解。

总的来说，莫里斯的艺术美学理论自觉地从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中研究具体的艺术问题，对于不利于艺术发展，甚至破坏艺术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憧憬着艺术与劳动、与快乐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理想社会，这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十分可贵的。同时他对造型艺术所作的具体研究也不乏新意。正因为如此，英国美学史家鲍桑葵曾把他和罗斯金并称为19世纪中后期英国最优秀的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