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更(Paul Gauguin,1848-1903年)的声望大致可以同塞尚和凡·高比肩,公认是后印象主义画派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但是与塞尚和凡·高有所不同,高更的美学思想明显已经越出后期印象主义的范域,而同在文学领域势头更为锋锐的象征主义遥相呼应起来。比较同时代的罗丹,可以说两人虽然都处在传统与现代艺术的交汇点上,但是无疑高更的美学是更为强烈地预示了20世纪的艺术精神。
高更家庭背景的文学色彩似较艺术色彩更要浓郁一些。他的父亲是新闻记者,外祖母算得上是位女权主义作家。高更17岁就随商船去过南美洲,当过水手,23岁受雇于巴黎证券交易所,后来成为卓有信誉的经纪人。27岁之前他没有碰过画笔,对理论的兴趣远较创作实践为重。他同阿尔伯特·奥里埃(Albert Aurier)的先锋派刊物《现代主义者》的圈子关系密切,就是后来到南太平洋塔希提岛上做"野蛮人"的时候,还写过若干长文,就艺术、社会和宗教问题抒发己见。他熟读古典作家,所以不奇怪即便在他"逃离"欧洲文明的时候,还定期收到权威文学刊物《法国信使》。他甚至自己编辑出版过文艺批评的小报,在殖民地的上层圈子里散发。因此高更虽然后来否认受过当代作家任何影响,但是这影响其实是存在的,不但见于他的理论文字,同样也见于他的绘画题材,如1898年创作的名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什么?我们到哪里去?》
高更的美学思想名之为"综合理论"。他反对印象主义画派临摹自然的主张,认为艺术家应当自己选择对于他有意义的那部分自然,同时倾注入艺术家鲜明的个性,简言之即是把对选择观察所得到的形和色加以综合。这一由表及里,通过现实来写神秘的思想与当时流行的象征主义诗学固然是互为呼应,但其间也有所不同。1885年1月14日他在给友人艾弥尔·舒弗奈克(Emile Schuffenecker)的信中,就感觉和情感问题表达的看法,便可见一斑。艾弥尔是高更在银行里的同事,先于高更辞职投身绘画,后来多在经济上资助高更。1884年至1885年正在高更极其困难的时光,当时他赖以为生的妻子一方的亲戚频频向他施加压力,逼迫他扔下画笔,重觅商机,高更作过几次尝试,但是都失败了。
给艾弥尔的信中高更特别强调了感觉的重要性,认为拉斐尔等人都是感觉先行于思想,大自然的万事万物,更是无不牵挂着人类情感。如看到一只巨大的蜘蛛,或森林中的一个树桩,两者都莫名其妙就给了你一种恐惧感。你为什么看到老鼠一类东西就恶心,不愿去碰它们,这些情感没有理性可以解释。因为人的五官都是直接通达大脑,对大千世界的直接印象不是教育可以轻易改变的。不仅如此:
我的结论是有些线条是高贵的,有些线条是虚假的,如此等等。直线寓示无限,曲线限定创造,更别说数字的天机了。三和七这两个数字得到足够研究了吗?色彩较线条稍为明朗一点,虽然变化较少,这得归因于它们作用于眼睛的力量。有高贵的音质,平凡的音质,有宁静的和声,慰藉的和声,以及其他气势磅礴的乐音。简言之,从笔迹上你可以见出其人是诚是伪,为什么业余画家的线条和色彩,没有多多少少也给予我们艺术家的那种壮丽气象呢……[4]
与传统心理学视感觉为思想的先导不同,高更认为感觉是思想的传译,唯其最敏锐的感受,才能最精彩地传译出头脑中的思想,在这方面,理性有时候似乎是无能为力的。他问艾弥尔:在你的学院里大家对古典大师们的技法了如指掌,为什么就创作不出大师水平的杰作来呢?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创造出一个性情、一个思想、一个心灵;是因为年轻的拉斐尔凭本能作画,在他的作品中有一些线条的关系是难以言传的。因此,哪怕是拉斐尔的一幅风景画,人们也可从中发现如在脑中的鲜活情感,而杜朗的一幅风景画,就像肖像那样枯燥无味。
同一封信中高更强调艺术贵在创新,打破常规。所谓常规,他列举了等边三角形是最为坚固也是最为完美的三角形式。长三角形更为优雅。于纯粹真理中边并不存在;根据我们的情感,右向线条是前进,左向线条是后退。右手打击,左手防御。脖子颀长为美,可是脑袋缩在肩膀当中更显出沉思。以及鸭子眼睛朝上翻是倾听等。高更称他可以举出许许多多这一类白痴故事。下垂的柳枝何以被称作"哭泣",是下垂的线条悲哀吗?梧桐树悲哀是因为它被置于水泥世界当中吗?不,是色彩导致悲哀。高更因此主张跳出模仿自然的传统。如1888年8月14日他给艾弥尔的信中谈到的一点建议:不要太拘泥于模仿自然,而要注重从自然中来抽象创造。因而创造比自然更为重要,创造是获取成功的唯一路径。高更的这些思想,与罗丹奉自然即生活为圭臬的美学主张虽然所见各有不同,但却同样可以沟通罗丹的艺术家善于见常人之不见的美学思想的。
后印象派画家中高更的擅长理论是众所周知的。高更到阿尔造访凡·高时,在晚上后者总是洗耳恭听高更的滔滔见解,并且尝试过依高更所言,脱离对象来凭记忆作画。1888年高更在布列塔尼的蓬阿旺撰就的一份手稿中,还就绘画、音乐与文学作过比较。我们记得美学史上有过不少类似的比较:达·芬奇判定绘画是最高贵的艺术,米开朗琪罗认为雕塑胜于绘画。总的来说这些比较似乎还大都带着行业的褊狭之见,高更亦不例外。他对文学批评的敌意尤其出格,这或许同他本人曾是这个圈子中的一员不无关系。
高更坚持绘画是一切艺术中最美的。在绘画中,一切感觉都被浓缩进来了,观照绘画,谁都可以依凭想象,创造出一个故事来,只需瞧上一眼,他的灵魂就被最深沉的回忆所占据,无须任何记忆,一切都在顷刻间发生。有如音乐,绘画通过感觉的媒介作用于灵魂,色彩的和谐正相当于乐音的和谐。但是绘画所能达到的统一为音乐所不及,音乐的和弦是前后相承的,所以若要首尾相贯,人集中精力聆听下来,判断力就显得相当疲乏。且听觉也是较视觉略逊一筹的感官。听觉一时只能把握一个声音,而视觉可以将一切尽收眼底,同时又能根据需要来化简形象。有如文学,高更指出绘画也能随心所欲讲述故事,更可以马上就让读者知晓序曲、场景和结尾,而文学和音乐则需要运用记忆来欣赏艺术作品的整体。
高更就绘画与文学的比较引人注目。他认为欣赏一幅画可以像欣赏音乐那样自由自在地梦想开去,而读书的时候,读者就成了作者的奴隶。另外,作者总是先用理智,后用情感,而情感被理性框定起来,谁知道会是什么样子。作家又唯独他们是批评家,唯独他们在公众面前为自己的作品辩护。他们的前言,就是紧跟其后的作品的辩说辞,好像真正的好作品不能为自己辩护似的。高更尤其攻击批评家:
人必须来听他们审判一切人文作品。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这对人当然是个恭维。"这作品叫我喜欢,它完全就是假如我来构思所会出现的模样。"所有的艺术批评家都是这样:迎合大众,按照他自己的形象来寻找作品。是呀,作家先生们,你们没有能力来批评一件艺术作品,哪怕是一本书。因为你们先已是堕落的法官,事先有了一个先入之见,作家的先入之见,并且把自己的思想看得太高,由此居高临下来看别人的思想。你们不喜欢蓝色,所以你们一股脑儿谴责一切蓝色的绘画。假若你是一个多愁善感的忧郁诗人,你就要求所有的曲子就照低调来写。某人喜欢雅致,必定要求事事照办,另一个人嗜好欢乐,他就不懂奏鸣曲。[5]
高更认为评判书作与评判绘画和音乐有所不同,评价一本书需要的是理智和知识,评价绘画和音乐则除了理智和艺术科学之外,还需要特别的天赋。简言之,艺术家是天生而成,不是后天的努力可以强求。这差不多就像爱一样,爱可不是自然而然而发又几乎是盲目的!假如把思想称作精神,把本能、神经和心理等称之为物质,那真是莫大的讽刺。高更甚至举莎士比亚《奥赛罗》的例子,称奥赛罗不论怎样被描写得活灵活现,良心被嫉妒一口吞下而杀死了苔丝德梦娜,他的灵魂永远不会像亲眼见到奥赛罗走进房间,额头预示着滚滚乌云那样震颤不已。这也是为什么需要舞台来补足文字的不足。
高更看来不甚相信文字的力量,但文字的力量有时候远较造型艺术更能给人深刻印象。柏拉图《斐德若篇》中有一段插曲,当时苏格拉底正在同斐德若讨论修辞学,突然话锋一转,讲起他听说过埃及有个古神,名叫图提。这图提发明了包括数字、算术、几何、天文等在内的许多东西,但是最重要的是发明了文字。于是有一天图提来见埃及国王,一一献上他的发明,轮到文字还特别作了关照,告诉国王这是医治教育和记忆的一剂良药。没想到国王权衡利弊,将图提的发明照单全收之下,偏偏拒绝了文字。国王的理由是文字是以支离破碎的符号来代替生机勃勃的活的经验,所以断言他的臣民们没有文字反是更好一些。国王口头上说得漂亮,骨子里多半是恐惧文字的颠覆潜势,想继续推行他的愚民政策。但是埃及国王的托词正可呼应高更的逻辑,一个似乎难脱逻各斯中心主义嫌疑的逻辑。
同印象派和后印象派画家相似,高更对色彩极为重视。同是1888年高更这篇未能完成的手稿中,他称画家的感觉正像自然的和谐。有如歌唱家,画家有时也会"跑调",但是通过研究琢磨,终而可以重述辉煌的和谐。他进而把画家分为两类,其中一类是先画好素描,然后作画,即在事先打好的轮廓里边充填色彩。高更认为这与给雕像上色没有什么差别,色彩不过是一种附庸,因而它是一种极端愚蠢的方法。就像完全按照伦勃朗的比例画出一个头像,然后着上鲁本斯的色彩,结果就不伦不类,色彩也失去了和谐。另一类画家高更指的也是他自己的方法,即以素描源出于色彩,而不是色彩源出于素描为前提,所以素描必是根据色彩的需要来作设计。这其实也是后印象画派的典型方法。
1896年至1897年间在塔希提撰就的手稿《杂说》中,高更认为印象主义画家们太注重色彩的装饰性效果,结果是被束缚住了手脚。他们寻求和谐,却没有目的,只求视觉的快感,却忽视了神秘的思想内核,所以完全就沦落到科学推理一路上去。高更认为印象派的艺术观是肤浅的,充满矫情和纯粹物质主义的,然而没有思想。但其实光有思想而未必就合高更心意。就过去和今日的艺术作比较,他称往昔的艺术追求深度,名作迭出,今日的艺术则是身在摇摇摆摆的一条船上,船的构造粗劣,又不完备。这也许正可见出先锋艺术在自信和惶恐之间的复杂心态。高更的美学思想,毕竟是更能迎合20世纪的趣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