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达尔夫人（Madame de Staёl，1766-1817年）原名安尼·路易·日耳曼尼·纳克尔（Anne Louise Germaine Necker），出身名门，祖上是爱尔兰血统，父亲雅克·纳克尔男爵是金融巨头，丈夫史达尔男爵为瑞典驻巴黎公使。史达尔夫人十五岁开始写作，崇拜卢梭，1788年出版《论卢梭著作及书信集》，尤其推崇卢梭的感情至上主义。1792年雅各宾专政后，曾经拥护大革命的史达尔夫人不得不出逃瑞士和英国。1795年她返归巴黎，重开沙龙，成为政界温和派人物的一个中心。史达尔夫人曾经是拿破仑的崇拜者，最终却失望而生怨恨，呼吁自由，反对独裁，分别在1803年和1810年，被拿破仑驱逐出巴黎和法国。1817年逝于巴黎。

史达尔夫人著有《苔尔芬》、《柯丽娜》等多种小说，但是在文学史上她的小说并不足称道。浪漫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思潮也好，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也好，史达尔夫人在法国作为这个运动的先驱，主要是因为她的两部文艺理论巨著：1800年出版的《论文学》和1810年出版的《论德意志》。而这两部论著中提出的是社会环境而非作家天才决定文学审美特征的美学思想，则开启了法国嗣后声势浩大的实证主义美学的先声，影响远远超过了浪漫主义运动。

《论文学》的全名是《论文学与社会机制的关系》。作者开篇就说："我的本旨在于考察宗教、风尚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对宗教、风尚和法律的影响。"[1]法国比较文学史家梵·第根在给《论文学》所撰的导言中，讲到史达尔夫人在法国文学方面通晓蒙田和路易十四时代以后的作家，中间一段，则少有所知。她不喜欢但丁，对《疯狂的罗兰》和《解放了的耶路撒冷》所知较多，推崇马基雅弗利，对莎士比亚则是非常熟悉，对其后的英国文学，尤其精通。通过翻译，史达尔夫人也了解了德国文学，包括歌德和席勒。古代文学方面，史达尔夫人不懂希腊文却懂拉丁文，可以直接阅读维吉尔、奥维德和西塞罗，以及塞内加，当然借助翻译她也熟读了荷马和悲剧诗人。总之，史达尔夫人的文学知识未必是完全的，均衡的，但至少也相当可观。当她在文学世界中间漫游的时候，她的论断大都是从作品的直接印象中引出，而决不照搬文学史的定见，人云亦云。正是这一特点，使她的这部《论文学》及后来的《论德意志》，尽管不乏偏悖，不乏漏洞，却处处散发出清新动人的魅力。可以说，这两部论著的行文风格，就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的。

《论文学》第十一章《北方文学》中，史达尔夫人集中提出社会环境决定文学的思想，即她著名的南方文学和北方文学之分。她以荷马为南方文学鼻祖，莪相为北方文学鼻祖，认为两种文学判然不同。莪相（Ossian）是公元3世纪苏格兰行吟诗人，扬名始于18世纪苏格兰作家麦克菲森将自己所撰诗文假托莪相名义出版。莪相的原作直到19世纪初叶始得问世。史达尔夫人虽然看好北方文学，到底也不敢把莪相的天才同荷马比较，因为归在莪相名下的东西，实际上是麦克菲森的才气，还不是完整的作品，而只是流传在苏格兰山区的民歌集子，当然比不上在荷马之前已经有了悠久传统的希腊艺术。史达尔夫人说这些话，自然是唯恐人以为她将莪相与荷马相提并论。

但是以莪相为渊源的北方文学在她看来，明显要优于源出荷马的南方文学。史达尔夫人将希腊、罗马、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文学归入南方一类，把英国、德国、丹麦和瑞典文学归入北方一类。进而提出北方文学具有忧郁的特点，而忧郁同哲学最是协调。另外北方文学的想象也迹近狂野：喜爱海滨、喜爱风啸、喜爱灌木荒原。这是英国诗人的想象，厌倦现实世界，仰望彼岸世界，仿佛穿透地平线，画出从生命到永恒之间那阴霾重重的历程。

北方文学的形象不同于南方文学，史达尔夫人认为这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同北方的阴冷和凄风苦雨相反，南方有清新的空气、茂密的树林和清澈的溪流。如此生动活泼的自然界，在诗人身上激起的情绪，每每就盖过了他们的想象。两相比较，南方诗人因而**不似北方诗人强烈；兴趣更为广泛，思想的专注程度，却又较北方诗人稍逊一筹。换言之，南方温暖明朗的气候使诗人沉湎于快乐之中，然而南方文学的欢快格调，到底不及痛苦带给北方文学的意志、思想、现象和自由精神：

跟南方诗歌相比，北方诗歌与一个自由民族的精神更为相宜。南方文学公认的创始者雅典人，是世界上最热爱其独立的民族。然而，使希腊人习惯于奴役却比使北方人习惯于奴役容易得多。对艺术的爱、气候的美、所有那些充分赐给雅典人的享受，这些可能构成他们忍受奴役的一种补偿。对北方民族来说，独立却是他们首要的和唯一的幸福。由于土壤硗薄和天气阴沉而产生的心灵的某种自豪感以及生活乐趣的缺乏，使他们不能忍受奴役。[2]

上文中希腊人较北方民族较易安于奴役的结论，肯定是大多数批评家不敢苟同的。但是这似乎也不应只怪史达尔夫人好走极端：因为当时的希腊正在土耳其的奴役之下，别忘了一代人以后拜伦《唐璜》中锥心泣血的《哀希腊》。即便如此，《论文学》中史达尔夫人议及作为南方文学源渊的希腊文学，依然还是叫人瞠目。她认为希腊人缺乏道德哲学，所以文学无以表达更为深切的感受，如埃斯库罗斯的悲剧，就避开了道德结论。甚至希腊史学家，也是只注重记述事件，却疏忽了交代事件的前因后果。可以说，这一切都显示了史达尔夫人鲜明的个性和大胆的浪漫主义作风。

《论文学》第十二章，史达尔夫人围绕审美趣味，就北方文学和南方文学进一步作了比较。她指出，在法国人看来，北方文学缺乏鉴赏趣味，但是在北方作家看来，这趣味纯然是种武断的规定性，常常使思想和情感丧失最富有特色的美。正确的看法应当在两者之间，即一方面审美趣味的法则确实存在，它并不是信口开河的那一类东西，另一方面审美趣味又不是一成不变，可以屡试不爽套用于一切文学现象。这里很显然可以见出史达尔夫人与本国的古典主义传统还远谈不上分道扬镳。美和法则，这都是古典主义的典型遗产，如她接下来所说，法国文学中一些作品具有头等的美，又不搀有劣等趣味，唯有这样的作品，才是文学的典范。关于审美趣味，史达尔夫人给它所下的定义，是识别和预见足以产生美好印象的事物的一种艺术。反之，令人生厌的对象会激起人在现实生活中避之犹恐不及的不快印象。同理，可怖的场面会使精神的恐怖化为感官的惊骇，而使模仿的魅力丧失殆尽。这些见解，与嗣后竭力标举新异怪诞、恐怖奇崛的浪漫主义作家和艺术家又有不同，可以见出摆在史达尔夫人面前的尚还是如何从古典主义当中脱胎而出，而不是着手埋葬这个传统。

《论德意志》1810年排出清样后即遭到法国警方查禁，理由是它没有提到拿破仑，所以它"不是法兰西的"。1813年此书在伦敦出版，英译本同年12月问世。评论界公认《论德意志》在材料翔实、立论公允方面，都要超过作者年轻气盛时的《论文学》，但该书中被人引用最多的古典诗和浪漫诗的观点，与《论文学》中南方文学与北方文学之分，是一脉相承的。简言之，史达尔夫人是将古典诗当作南方文学的同义语，浪漫诗当作北方文学的同义语。她的偏爱，自然还是在北方文学即浪漫诗方面。

《论德意志》卷二第十一章中，史达尔夫人就古典诗与浪漫诗的区别作了系统阐释。值得注意的是，史达尔夫人这里所说的"浪漫的"（romantique），指的还主要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浪漫主义艺术，与紧接着勃兴起来的浪漫主义运动，用的虽然同是一词，内涵和外延上却稍有区别。史达尔夫人指出，"浪漫的"这个词系新近传入德国，用以指源于中世纪行吟诗人，由骑士精神和基督教义产生的诗歌。很显然这里史达尔夫人的话，有涉黑格尔象征型、古典型、浪漫型的艺术三分法，以及施莱格尔兄弟古典诗正逊位于浪漫诗的观点。古典诗和浪漫诗，因而在史达尔夫人看来，是分别代表了古代趣味和近代趣味，这当中包含着异教与基督教、北方与南方、古代与中世纪、骑士精神与希腊罗马习俗的对立，不理解这些社会的因素，就绝不可能从哲学的观点来解释文学，即阐说清楚关于文学的美学思想。

史达尔夫人不以"古典"作完美解，明确界定古典就是指古代的诗，浪漫则指多少是由骑士传统产生的诗。所以古典诗表现的是异教世界，浪漫诗表现的是基督教世界。古典诗的特征是单纯，浪漫诗的特征是冲突。史达尔夫人指出，这两种趣味的分歧，不仅仅是出于种种偶然因素，而是有着其现象和思想的原始根源。换言之，艺术的特点，还是由社会环境使然。

古典诗之所以单纯，史达尔夫人的解释是，古代人与自然合而为一，认为自己之受命运支配，正如自然之受规律支配那样，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人乐天知命，总是把内心活动形诸外表，用形象来象征内在的意识，如复仇女神的火炬在罪人头上摇晃，以表悔恨等。总之，情节本身就是一切。反之到现代，性格因素突现出来，近代人的思考之困扰自身，就像普罗米修斯的兀鹰时时啄食他的肝脏，这在古代的家庭和社会关系中，是无法想象的。故而古人是肉体灵魂和谐统一，一切行为都是强烈的、直接的、有始有终的。近代人受基督教熏陶，于忏悔中养成不断反省的习惯，其存在则完全变成内在的，不再形诸于外了。

如此就见出了两种艺术的区别。史达尔夫人强调说，为了表现近代人完全内在的存在，就必须有大量各不相同的情节，以各种形式来显示内心千差万别的活动。假如今日的艺术再像古代一样单纯，既不会获得古人特有的那种原始力量，也失去了令人心灵特有的那种深入而丰富的**。在古代人那里充满了生命力的单纯，到近代人手里则流于冷漠和抽象。古代诗是顺应命运，浪漫诗是抗衡命运，专门描写人在乖戾命运中对至高上帝的坚定信仰，因此，两种艺术世界，境界怎么可能同日而语呢。

很显然，浪漫诗因此也是本国的民族文学传统，无论它是德国的也好，法国的也好，英国的也好。史达尔夫人至此清楚表明了应当同古典主义告别的浪漫主义立场：

作为艺术，古代人的诗更单纯一些，近代人的诗却叫人更多地挥泪不已。但是对我们来说，问题并不是要古典诗还是要浪漫诗，而是在模拟和灵感之间作出选择。对近代人而言，古代文学是一种移植的文学，而浪漫文学或者说骑士文学在我们这里则是土生土长的文学，是我们的宗教和一切社会状况使之生长起来的……它植根于我们自己的土壤，是唯一能够成长和再度勃兴的文学；它表现我们自己的宗教，引起我们对自己历史的追忆，它的根源是老而不古的。[3]

这里明显已可见出法国浪漫主义运动的先声，可见出从黑格尔对浪漫型艺术的阐述，到欧洲浪漫主义美学思潮的发展轨迹。耐人寻味的是，史达尔夫人的南北方文学理论系从德国浪漫主义美学中汲取灵感，可是它反过来又影响了德国浪漫派，弗·施莱格尔就秉承史达尔夫人的南北文学之分，在史达尔夫人上述两部论著之后，出版了《论北方文学》一书。

史达尔夫人根据气候和地理环境来划分南方和北方文学，对后代的影响远超出了浪漫主义运动本身，它毋宁说标志着孟德斯鸠气候影响说被正式移用到文学理论和美学领域，从而预演了19世纪法国最可以引为自豪的实证主义美学流派。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认为气候的影响首先见于气温对人体的效应：寒冷的空气令人体纤维缩短，炎热的空气令人体纤维伸长。当人体纤维缩短，弹力增加，血液更易流入心脏，人体就更有力量。所以寒冷气候条件下的北方人，较温暖气候条件下的南方人要强壮。气候进而影响到快感的经验：

在寒冷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很低；在温暖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就多些；在炎热的国家，人们对快乐的感受性是极端敏锐的。[4]

孟德斯鸠气候论的提出所用的基本上是归纳法，这一点与史达尔夫人稍有不同。他讲述了自己在意大利和英国看戏的亲身经历：同样的剧作，同样的演员，产生的效果却截然不同，英国人不动声色，意大利观众则激动异常，真令人难以置信。孟德斯鸠进而得出的结论是，南方国家人们专注于爱情的欢乐，北方国家人们精力充沛，喜好狩猎、旅行、战争。甚至在道德方面，孟德斯鸠也因此判定，北方国家人们少邪恶，诚恳坦率；南方国家，享乐主义盛行之下，自然就叫人不好恭维了。

孟德斯鸠没有把他的气候影响说具体用于文学和艺术领域，首开这个风气的是他的传人史达尔夫人。随着孔德实证主义哲学的兴起，史达尔夫人的南北方文学说，将成为一个声势浩大的社会学美学流派的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