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末修撰，一十六年”

李大师撰写南北朝史的著述之志，因未曾实现而引为“没齿之恨”。这在李延寿的思想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为此，他总感到很不平静。从一定的意义上说，他后来的史学事业，就是从这里萌发的。因为像他这样一个有才华、有抱负的史学家，是不能不考虑到继承父亲遗志，完成先人未竟的事业的。如他所说：“既家有旧本，思欲追终先志”[14]。这话，虽然说得简单，但分量却非常重。这就是说，他决心接过父亲没有做完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只是刚刚开始做的事情，继续做下去，直到取得成功。否则，就谈不到什么“追终先志”了。可见，这两句话，真是一字千钧啊！

李延寿撰《南史》和《北史》，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过程。据我看，这个过程大致有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到贞观五年（631年）。这期间，李延寿参加了修撰《隋书》的工作；与此同时，梁、陈、齐、周诸史的修撰工作都在进行，皇家史馆集中了有关这些方面的许多历史资料。李延寿利用这个极好的机会，在修撰《隋书》的同时，特别留心于那些他未曾见到过的“齐、梁、陈、周、隋五代旧事”的资料，并“昼夜抄录之”。李延寿如饥似渴地收集这方面的历史资料，有一个直接的原因：他父亲当年准备撰写南北朝史的时候，所能见到的，只有宋、齐、梁、魏四朝的历史资料，“自余竟无所得”，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撰述工作的进行。现在，李延寿得以参加修撰“五代史”，能够见到许多新的资料，对于这样一个极其有利的条件，他怎么会轻易放过呢？于是就废寝忘食地阅读和抄录。然而，正在这时，李延寿的母亲去世了，他不得不离开史馆，中辍了阅读和抄录史料的工作。

第二个阶段，大约从贞观八年（634年）至贞观十五年（641年）。李廷寿守孝三年期满之后，在蜀中做官。这期间，他在公事之余，“以所得者编次之”，对前几年他所收集到的一些史料按一定的次序进行编排。这时，虽然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已在贞观十年（636年）修撰完成，但李延寿远在四川，不可能读到皇家图书馆的这些刚刚撰成的藏书。李延寿撰写《南史》和《北史》所需要的历史资料还缺得很多，他还需要继续做收集资料的工作。

第三个阶段，从贞观十五年（641年）到贞观十七年（643年）。李延寿调回京城长安任太子属官。由于令狐德棻的推荐，李延寿再次进入史馆。这一次，他把撰写南北朝史工作的重点放在勘究宋、齐和北魏三朝历史中他所不甚了解的一些史料上。

以上三个阶段共十四五年时间，李延寿一面参加史馆修撰工作，一面收集、勘究资料，为撰写南北朝史做准备。

第四个阶段，从唐太宗贞观十七年（643年）到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这是最后一个阶段，前后用去十六年时间。在这个阶段，李延寿一方面继续积累资料，一方面正式开始撰写南北朝史的工作。这时，由于褚遂良奉诏修撰《五代史志》，李延寿也参加了这项工作。这样，修撰《五代史志》和撰写南北朝史这两件事，就统一起来了。李延寿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广泛地阅读了史馆有关的藏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遍得披寻”。他的视野更加开阔了。史馆撰述之余，他就亲自抄写南朝的宋、齐、梁、陈和北朝的魏、齐、周、隋八代史。这样做，当然需要有顽强的毅力，也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但这在当时，却是他唯一能够采取的做法。因为当时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修成不久，外间尚未流传，无法请人抄写；再者，李延寿“家素贫罄”，并不富裕，也无力雇人帮他抄写已经流传的有关史料。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私为抄录，一十六年，凡所猎略，千有余卷”[15]。他的勤奋、刻苦是可以想见的。

在具体撰述工作上，李延寿撰《南史》和《北史》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抄录”南、北八史。这一点，比起他父亲李大师时，已经有了很方便的条件了。在李大师那时，一是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尚未修撰，客观上还不可能给他提供比较系统的历史资料。二是唐代史馆始建于贞观三年（629年），李大师没有可能像李延寿那样长期在史馆工作，从而能够接触到比私家藏书丰富得多的历史文献以及史馆修史的最新成果。在这两个方面，他们父子二人所处的客观条件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第二个步骤，是“连缀”。李延寿把宋、齐、梁、陈和魏、齐、周、隋八朝历史，分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此，他对于《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和《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所叙史事，要根据整体的要求分别把它们“连缀”即贯串起来。然而，这种贯串不是简单地排比就可以做到的，它需要对许多史事进行改写，重新编次。在“连缀”过程中，李延寿对南、北八史旧文的做法是：“其烦冗者，即削去之”，“若文之所安，则因而不改”，即删去其中烦文冗词，而对于那些写得比较妥当的地方就直接采用不再改动了。这也就是他说的“除其冗长，捃其菁华”的原则。

第三步骤，是补充史实，扩大记载范围。李延寿撰写南北朝史，在历史文献上，他主要依据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代“正史”。但是，他并不受此限制，在八代“正史”之外，他还参考各种“杂史”一千多卷，凡“正史"上所没有记载的史料，也尽量予以吸收，这就是他说的“鸠聚遗逸，以广异闻”。这是在内容上或材料上对南、北八史的补充。他这样做，在当时也是具备了客观条件的。唐皇朝初建立时，由于隋末动乱，历史文献散失很多。武德五年（622年），唐高祖采纳令狐德棻的建议，以重价征购天下遗书，又增置许多专门从事抄写工作的人手。于是，几年之内，各种文献都搜集得颇具规模。这对李延寿“鸠集遗逸”无疑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从这里可以看出，统一的和安定的政治环境，对于史学家的撰述工作是多么重要。

在编撰过程中，这三个步骤当然不是截然分开的，也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但是，对这三个步骤作一些介绍和分析，却可以使我们对李延寿撰述南北朝史的具体做法以及他所撰史书的内容有个大致的和明确的认识。

经过以上四个阶段、三个步骤，李延寿终于撰成了两部历史巨著《南史》和《北史》。对这两部书的撰成，他自己说是“始末修撰，凡十六载”，又说“私为抄录，一十六年”。这里说的十六年，从他成书时间上推来计算，他是把贞观十七年（643年）参加修撰《五代史志》这一年，作为正式开始撰写《南史》和《北史》的时间的。这就是我在上面所说的李延寿撰述过程的第四个阶段。如果把这以前的准备工作所花费的时间也算上去，那就是整整三十年的工夫了。

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以十分激动的心情，把《南史》八十卷、《北史》一百卷誊清、校勘完毕，并陆续献给了唐高宗。至此，李延寿实现了他父亲李大师的遗志，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建立起一座新的丰碑。

简要而贯通的南北朝史

在我国史学上，专记南北朝时期历史的史书，流传到今天的共有十部。这就是上面已经说的南、北八代“正史”，再就是李延寿撰的《南史》和《北史》。南、北八史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是专记南北朝时期某一个皇朝的历史的史书。如《宋书》主要记南朝宋五十九年（420—479年）间的史事，《南齐书》主要记南朝齐二十三年（479—502年）间的史事，《梁书》主要记南朝梁五十六年（502—557年）间的史事，《陈书》主要记南朝陈三十三年（557—589年）间的史事；同样，《魏书》主要记北魏及东魏一百六十三年（386—549年）间的史事[16]，《北齐书》主要记北齐二十七年（550—577年）间的史事，《周书》主要记西魏和北周四十六年（535—581年）间的史事[17]，《隋书》记隋朝三十八年（581—618年）间的史事。这里，只有《隋书》是一个例外。因为《隋书》所记隋朝三十八年史事，只有九年时间属于北朝，其余近三十年时间则是统一的隋皇朝的历史，亦即当时全国的历史。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不应把《隋书》看作是北朝史之一。我在这里仍然把它列为北朝四史之一，一是照顾到自唐至清人们的传统说法；二是考虑到李延寿所撰《北史》包括了隋朝历史，如果把《隋书》剔除出去，于论述上会有许多不便之处。不过，《隋书》不应视为北朝史，这是应当明确的。

书影一 元大德刻本《南史》、《北史》序文及《南史》目录

从以上诸书所记各朝史事来看，南朝四史的断限，依次衔接，历史发展的脉络大致还看得清楚。至于北朝四史，主要是《魏书》《北齐书》和《周书》所记北魏、东魏、北齐、西魏和北周五个皇朝的历史，由于北魏的分裂和东、西魏的对峙以及北齐、北周的并存，北朝的历史发展脉络比南朝复杂得多；又由于封建正统观念的支配和影响，有的史家以东魏为正统，有的史家则以西魏为正统，以致造成史书的内容和史书的断限同历史发展的实际状况有很大的出入。鉴于这种情况，怎样把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历史贯串起来，固然需要史学家的思考和能力，而怎样把北朝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贯串起来，那就更需要史学家的见识和气度了。

在李大师提出“编年以备南北”的设想以前，有没有史学家提出把南朝历史和北朝历史分别贯串起来写成史书呢？没有。李大师是中国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而李延寿则是首先实现这个历史撰述思想的史学家，当然，《南史》和《北史》也就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第一部分别把南朝各代历史与北朝各代历史贯串起来的史学著作。

那么，李延寿在《南史》和《北史》的撰述上是怎样做这个贯串工作的呢？概言之，就是：把南朝四史的本纪部分和北朝四史的本纪部分，分别按时间顺序“连缀”起来，对于同时并存的皇朝的历史也采用相同的做法，并把它编入适当的位置；人物列传，也大致按照皇朝顺序进行编次。具体地说，就是李延寿在《北史·序传》中所讲的：

起魏登国元年（386年，引者注，下同），尽隋义宁二年（618年），凡三代（北魏-西魏、北周、隋三代）二百四十四年行事，[18]兼自东魏天平元年（534年）尽（北）齐隆化二年（577年），又四十四年行事，总编为本纪十二卷、列传八十八卷，谓之《北史》；又起宋永初元年（420年），尽陈祯明三年（589年），四代（宋、齐、梁、陈四代）一百七十年，为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谓之《南史》。凡八代[19]，合为二书，一百八十卷，以拟司马迁《史记》。[20]

这样，《南史》就贯串了南朝宋、齐、梁、陈四代的历史，《北史》就贯串了北魏及西魏、东魏及北齐、北周、隋四代的历史。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似乎是极平常的。但在当时的历史编撰上要做到这一点，是需要史学家具有对历史的深刻见识和对史书编著的宏大气度的。

李延寿实现了他父亲的撰写南北朝史的遗志，在总的方面也都反映了李大师的著述计划。但在对待李大师打算模仿《吴越春秋》，以编年体来撰写南北朝史这一点上，李延寿是作了修正的。他根据自己的见解和纪传体史书在当时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这种实际情况，毅然改用纪传体撰写《南史》和《北史》。用他的话说，这是“以拟司马迁《史记》”。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他的这句话，不仅包含了《南史》和《北史》在体裁上以《史记》的纪传体为楷模，也包含了李延寿对司马迁的仰慕之心。

《南史》和《北史》不仅在贯串南朝史和北朝史方面，同南、北八史有显著的区别，而且在篇幅上也比南、北八史大为减少。可以认为，《南史》和《北史》不仅是贯串南北朝史的历史著作，而且是叙事简要的历史著作。

南、北史共五百六十六卷，而且大多存在烦文冗词，这在读者的阅读上和它们的流传上都很不便。上面讲到，针对这种情况，李延寿“连缀”八史旧文时，遵循他自己提出的“除其冗长，捃其菁华”的原则，对八史进行许多删削，尤以诏书和表文被删去最多，而于史事部分则尽量保留。因此，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在卷帙上只占南、北八史总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文字上也只占南、北八史的三分之一左右。再者，《南史》和《北史》不含书志部分。这样，《南史》和《北史》在叙事方面就比南、北八史简要得多。这一长处，一再受到后人的好评。

总结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说，《南史》和《北史》是一部简要而贯通的南北朝史。《南史》和《北史》是两部书，它们分别记述南朝史和北朝史，这是很显然的事情。那么，这里为什么又说它们是“一部”书呢？这是从《南史》和《北史》的内在联系来说的。关于这一点，我在下面讲《南史》和《北史》在编撰上的特点时，还要作详细的说明。

令狐德棻和《南史》、《北史》

任何一个史学家的史学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就，都不能离开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而产生、存在。李延寿能够撰成《南史》和《北史》这样的巨著，除了他主观上的种种原因和勤奋努力之外，还有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为他提供的许多有利的客观条件。在这些客观条件中，比较重要的是：（一）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史学工作的影响；（二）南北朝至唐初时期一系列史学成果可以作为直接的借鉴；（三）李大师的著述之志和草创之功对他的影响与启示；（四）同时代的史学家的帮助和支持。我在上面的有关叙述中，大致已经涉及前三个方面的客观条件对李延寿撰述《南史》和《北史》所起的作用。这里，我想再讲一讲同时代的史学家对李延寿撰述《南史》、《北史》的帮助和支持。

李延寿在参加修撰《隋书》、《五代史志》、《晋书》和唐初国史的过程中，和当时一些很有影响的政治家、史学家、经学家、文章家、科学家共事，受到他们的启迪、熏陶和帮助一定是多方面的。然而，对李延寿撰写《南史》和《北史》帮助最多、支持最有力的，则是史学家令狐德棻。以至我有这样一个看法：《南史》和《北史》得以问世并流传至今，是跟令狐德棻的努力分不开的。

令狐德棻（583—666年）是宜州华原（今属陕西省）人，出身于士族[21]家庭。唐皇朝刚建立时，他就担任了史职。从这以后，近五十年中，他对唐初史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许多工作都带有开创的性质。因此可以认为，令狐德棻是唐代史学的奠基者。如：唐高祖武德年间，当战争尚在进行、全国尚未安定的时候，他就提出征购和整理天下遗书和修撰魏、齐、周、隋、梁、陈六代史的建议，显示了他的远见卓识。唐太宗时，他主编《周书》，同时负责梁、陈、齐、隋四史的修撰方面的指导工作；他参与重修《晋书》，被当时同修者“推为首”，并在制订《晋书》体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后来，在唐高宗时期，他还主持过《五代史志》的修撰工作，参与修撰《贞观实录》，武德、贞观二朝国史以及《高宗实录》等。在近半个世纪中，“国家凡有修撰，无不参预”，他一直享有很高的声望。《旧唐书》作者称赞他为人正派而有器量，对事物的看法不偏激；著述前朝历史，修撰新的礼制，为的是使国家的良好风气得到广泛传播；分析治和乱的道理，讨论“王道”和“霸道”的得失，都是帝王统治之术的重要参考[22]。这是对令狐德棻一生的为人和学识的评价。令狐德棻有两句诗，“放旷山水情，留连文酒趣”[23]，多少反映了他作为一个史学家的豁达的情怀和他对撰述工作、对同事的热诚。

从贞观三年（629年）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起，至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撰成《南史》和《北史》止，令狐德棻和李延寿在三十年中几度共事，几度合作，他们之间是相互了解和彼此信赖的。当李延寿撰成《南史》和《北史》时，正值令狐德棻担任监国史[24]之职。李延寿首先把《南史》八十卷誊写完毕，送呈令狐德棻审阅。令狐德棻从头至尾读完了《南史》，并对一些谬误之处作了改正，同时同意李延寿把他的著作上报唐高宗。接着，李延寿又把《北史》一百卷誊写完毕，又送呈令狐德棻，令狐德棻如同对待《南史》一样，审阅、订正了《北史》。最后，李延寿在令狐德棻的支持下，以《南史》、《北史》普遍征求宰相们的意见，并取得了他们的赞同，这才正式向唐高宗上表献书[25]。

从以上这些事实来看，说明令狐德棻对李延寿撰写《南史》和《北史》的支持不仅是真诚的，而且是有力的。这种支持，也反映出令狐德棻容纳人才和珍视他人撰述成果的雅量。这件事，在令狐德棻一生的史学事业中，好像并不是一件十分重大的事情；但它对于李延寿一生的事业却至为重要。我们应当公正地看到：李延寿能够遇见这样一位在史学事业上的支持者，不能不说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