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时代和作者

从“索虏”和“岛夷”的称谓说起

《二十四史》中的《南史》和《北史》，是唐初史学家李延寿撰写的；李延寿的父亲李大师是这一撰写工作的倡导者。

史学是历史的产物。大师、延寿父子的史学事业，是南北朝至唐初历史发展的产物之一。

在介绍《南史》、《北史》之前，有必要先说说时代和作者。

南北朝，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分裂的时期。

南朝，按照一般的说法，是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取代东晋开始，迄于陈后主祯明三年（589年），陈亡于隋，历宋、齐、梁、陈四朝，共一百七十年历史。

北朝，按照一般的说法，自魏太武帝太延五年（439年）统一北方起，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止，历经北魏、东魏与西魏、北齐与北周等朝及隋朝初年，共一百五十一年历史。

从政治上看，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都自称“中国”，都以正统自居。如南朝人在讲到南齐皇朝的王肃投奔北魏并为北魏改革政治机构和职官制度时，说北魏的这一做法“皆如中国”[1]。又如，东魏孝静帝武定六年（548年），东魏将领侯景叛魏降梁，于是东魏与梁发生战争。东魏大将慕容绍宗派人作檄文送到梁朝，说现在天下“共仰中国之圣，同欣大道之行”[2]。可见东魏也自称“中国”。南北朝时期，这种南、北各自都称“中国”的事例是很多的。

从民族关系上看，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民族间的矛盾、斗争是很激烈的，而民族间融合的趋势也在迅速发展。北魏冯太后、孝文帝实行的改革，就是北方各族大融合的最壮丽的一幕。但是，由于北魏、东魏、西魏都是鲜卑族拓跋部建立的政权，北齐是鲜卑化的汉人建立的政权，北周是鲜卑族宇文部建立的政权，它们同南朝的宋、齐、梁、陈都是汉族地主建立的政权毕竟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伴随着南朝、北朝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对峙而时隐时现。

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民族融合的潮流，政治统一的潮流，是这个时期的任何力量都扼制不住的。但是，这个趋势的发展同任何巨大的历史进步一样，不能不经历剧烈的阵痛。南北朝时期，或者是南朝北伐，或者是北朝南征，常常发生战争。由于南朝和北朝长时期地保持着一种均势，同时也由于南、北统治集团自身的矛盾和腐朽，这些战争并没有在短时期内造成政治统一的局面；相反，这些战争加深了人民的苦难，迫使人民不断地举行起义。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南北朝时期的这种社会现实，当然要反映到当时人们的思想、文化中来。这种反映在当时史学上的一个突出表现，是“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为（谓）南为‘岛夷’”[3]。这就是说，南朝和北朝的史学家在他们各自撰写的有关本朝或前朝历史的书中，都以轻侮的称谓称呼对方，以表达“互相排黜”的敌对情绪。

为什么“索虏”和“岛夷”都是一种贬称，即包含排斥和蔑视的意思呢？原来，北朝鲜卑族人本是“辫发”，即编发为辫，形同绳索，所以称作“索头”。至于“虏”，早在秦汉时就是用来对人的一种轻蔑的称呼。刘邦曾经骂娄敬是“齐虏”。一次，刘邦被敌人用暗箭射中胸部，他却以手抚足，诡称：“虏中吾指”。南朝人把“索”和“虏”合起来，作为对北朝人的贬称。“岛夷”本是指岛中所居之人，不含什么贬义在内。后来，“蛮”、“夷”逐渐变成中原人对少数民族的贬称，所以“岛夷”也就成了一种轻蔑的称呼了。

南北朝时期史学家撰写的这一时期的皇朝史，流传至今的有三部书。一部书是南朝梁人沈约（441—513年）撰写的《宋书》。《宋书》称北朝为“索虏”，并专写了《索虏传》。《索虏传》第一句话就是“索头虏姓托跋氏”，全传记述了鲜卑族拓跋部自西晋初年至南朝宋末泰豫元年（472年）间的历史及宋、魏关系。另一部书是南朝梁人萧子显（489—537年）所撰的《南齐书》（当时称《齐书》）。《南齐书》中《魏虏传》，叙述了鲜卑族跋部的历史及北魏与宋、齐的关系，称北魏为“魏虏”、“索头”、“虏”等。还有一部书是北齐魏收（506—572年）著的《魏书》，记述了北魏和东魏的历史以及北魏、东魏同宋、齐、梁的关系。《魏书》称宋、齐、梁三朝为“岛夷”，分别有《岛夷刘裕传》、《岛夷萧道成传》、《岛夷萧衍传》。作者魏收在这些传的后论里，还一再斥责南朝为“夷”，为“寇”。这就是司马光说的“各有国史，互相排黜”。

然而，历史往往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在南北朝时期，南、北虽以“索虏”、“岛夷”相称，但实际生活却并不完全如此生硬和隔膜。那时，南朝、北朝之间的“通好”、“和亲”、“互市”还是常有的。在“通好”、“和亲”、“互市”时，当然不能以“索虏”、“岛夷”相称了。就以“通好”来说，根据《魏书》诸“岛夷传”所记，宋、齐、梁三朝派往北魏与东魏的使臣，有姓名可考的就有六七十人次，而北魏、东魏也“遣使报之”，进行回访。应当看到，在互相以“索虏”和“岛夷”侮骂的时代，这种南北“通好”，在调节和缓和双方的关系上，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当时，南北统治者对“通好”一事都十分重视，双方也都尽量挑选有才华、有仪表的官员充当使臣，或者负责接待对方使臣的工作，并以此相夸耀。史载：南朝齐武帝和北魏孝文帝时，南、北间很少有战争，每年都有使臣往还。每当南朝使臣到达北魏都城时，孝文帝都亲自接见，进行交谈。他十分尊重南朝的使者，常常对他的臣下说：“江南多好臣！”东魏使臣李谐出使梁朝，梁武帝亲自接见他，并向他提出许多问题，李谐对答如流。李谐告辞后，梁武帝对左右大臣说：“我今天是遇见了真正的对手了。你们总是说北朝没有人才，那么像李谐这样的人才是从何处来的呢！”梁朝的使臣到达东魏都城邺下（今河南安阳市辖境），每次都使邺都为之轰动，达官贵人家的子弟都穿着华丽的服装前来观看，对使臣给予隆重的礼遇，以致使使臣下榻的宾馆的门口成了闹市一样。《魏书》的著者魏收，曾作为东魏使臣王听的副使到过梁朝，并在东魏奉命接待过梁朝使臣。有一次，梁朝派朝廷掌管规谏、表诏的官员徐陵出使东魏，东魏在宾馆设宴招待徐陵，魏收奉命作为这次宴会的主人。恰巧这一天天气很热，席间，魏收幽默地对徐陵说：“今天这样热，大概是您徐常侍从南方带来的吧！”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可是徐陵也不甘示弱，当即答道：“是呀！当初南朝王肃到了你们这里，魏朝才开始制定礼仪；今天我出使贵朝，您才懂得冷热寒暑呵。”可见他们之间，哪怕是打趣，也不愿在对方面前输了才气。魏收到过南朝，对南朝的情况是了解的；他跟南朝的使臣有较多的接触，对他们的学识、才辩是钦佩的。然而，魏收撰写的《魏书》，却毫不客气地把宋、齐、梁三朝通统称作“岛夷”，他虽有“辞藻富丽飘逸”的翩翩学者风度，在这里好像就必须更换一副面孔、改变一种腔调似的。

这难道不是一幅幅的历史幽默画么！一方面是南北“通好”，有高雅的会见，盛大的宴席，丰厚的礼品，热烈的迎来送往；另一方面又是“互相排黜”，以“索虏”、“岛夷”相称。这实在太不协调了。可见，历史并不是一支和谐的交响乐曲，它的发展，总是包含着许多彼此矛盾、互相冲突的方面。这就是恩格斯说的：历史事变是“有无数互相变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产生出的“一个总的结果”[4]。

历史的转折和李大师的著述之志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隋南下灭陈，统一全国，从而结束了自西晋灭亡以来二百七十多年的分裂局面。继隋而起的，是唐高祖李渊父子建立的统一、强盛的唐皇朝。从南北朝的分裂、动乱，到隋唐的统一、安定，这是这一时期的最重大的历史转折。这一转折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生机，形成了繁荣兴盛的局面。

这个历史转折还对当时的和以后的史学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唐代史学家刘知幾（661—721年）说：“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这表明，随着隋朝的建立和国家的统一，过去因国家分裂而产生的南北之间和民族之间的隔阂有所淡化。史学家们的视野更开阔了，对历史的认识更深刻了，从而对史书编撰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所有这些，集中反映在史学家的“混一戎夏”（不分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界限）、“天下一家”的撰述思想上。这是隋至唐初史学发展的一个共同特点。这个特点，既反映在修史工作上，也反映在修史思想上。

从修史工作来看。南北朝时期，南朝和北朝的史学家都写过前朝史，但南朝史学家很少写过北朝专史，北朝史学家也很少写过南朝专史。这主要是当时政治上分裂的原因所致，史字家的思想、视野受到很大的局限。隋统一后，这种情况就完全改变了。隋朝的修史工作虽然都由朝廷直接控制，但它已经打破了南、北各自修史的局面。隋朝，关于北朝史的著述有：魏澹著《魏书》九十二卷，王劭著编年体《齐志》二十卷、纪传体《齐书》一百卷，李德林著齐史三十八篇（未完成稿），杜台卿著《齐记》二十卷，牛弘著《周史》十八卷（未完成稿）[5]，隋朝是取代北周而来，它重视北朝史的修撰是很自然的事情。同时，它对南朝史的修撰也是很重视的。隋朝关于南朝史的著述有：许善心著《梁史》七十卷，姚察、姚思廉父子著梁史、陈史（未完成稿），萧大圜著《梁旧事》三卷[6]等。像这样同时顾及南朝史和北朝史的修史工作，只有在政治统一的条件下才可能做到。唐初的修史工作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起来的。

从修史思想来看。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裴矩撰《西域图记》三卷，记述西域四十四国的历史、风俗、山川险易，并附有地图。裴矩在这书的序中指出：隋皇朝统一全国，造成了“无隔华夷”（取消华族和夷族的界限）、“混一戎夏”（统一戎族和夏族）的局面，如果史书“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7]。他说的华族、夏族即指汉族而言，他说的戎族、夷族即泛指少数民族而言，而所谓“表威化之远”，就是要显示隋皇朝的无边的威望和教化力量。他的这些话，反映了隋统一后史学家们对现实的新的认识和对历史撰述的新的要求；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封建统治集团的政治需要。这种情况，到唐初表现得更为明显。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唐皇朝建立仅仅四个年头，唐高祖采纳史官提出的修撰前朝“正史”的建议，并在第二年下达了修撰前朝史的诏书。诏书指出：魏、齐、周、隋、梁、陈都是历史上的正式的皇朝，它们历世相传，都存在过一段时间。虽然它们在制度上、礼仪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它们曾有许多嘉谋善政、名臣奇士。这些皇朝的历史不应当被埋没，要根据实际情况把它们的历史撰述出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在唐初君臣的说法中，南朝、北朝都是正式的皇朝，它们的历史都是“正史”，都应当受到重视，应当抓紧编撰。这种认识，较之南北朝史家彼此以“索虏”、“岛夷”相称，实在不可同日而语。根据唐高祖的具体指示，当时朝廷大臣分别承担了魏史、北齐史、周史、隋史、梁史、陈史等六代史的编撰任务。这次编撰六代史的工作，虽然经历数年未能完成，但它却显示了唐初在修史思想上的突出变化和对修史工作的宏大的魄力。这个工作，后来由唐太宗新任命的修史班子在贞观十年（636年）完成了。李大师编写南北朝史的“著述之志”，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形成的。

李大师（570—628年），字君威，北齐至唐初人。他祖上是陇西大族，世居相州，高祖父李承和高叔祖父李冲都在北魏做过大官，李冲还是协助冯太后和孝文帝实行改革的有力助手。其祖父李晓先后在东魏、北齐为官，父李超在北齐和隋朝做过县令。

李大师的少年时代是在南北朝的分裂、对立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他十九岁那年，隋朝统一了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对他后来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大师非常好学，读书的范围也很宽广，因而他很熟悉前代历史和当世人物。他在二十岁左右，被州将贺兰宽召去任主簿，主簿是统兵大臣手下掌管文书并参与机要的官员。后来，他又辗转到过别的一些地方，担任类似的官职。不久，隋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了，农民起义领袖窦建德于隋义宁二年（618年）在山东建立“夏”政权，李大师被召去为官。唐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率兵打败窦建德，夏政权灭亡了。李大师因是夏政权的官员而被发配到西会州[8]。这时，他写了一首表达自己郁郁不乐的心情的《羁思赋》。凉州总管[9]杨恭仁读了此赋，对李大师深表同情，就召他到河西[10]住下，给予很好的礼遇。这期间，李大师遍读杨家藏书，为编写南北朝史积累资料。两年后，即武德六年（623年），杨恭仁调入朝廷任职，李大师只得再次来到西会州。他在西会州过了三年真正的流放生活，武德九年（626年）遇到大赦。而后，李大师来到京城长安。这时，李世民刚刚即位，李大师的好友封德彝、房玄龄等都是朝廷要员。他们劝大师留在京城做官，说现在正是一个维新时期，人人应该考虑如何报效朝廷，归隐是不合适的。但是，大师婉言谢绝了朋友们的挽留，匆匆收拾行装，毅然东归了。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即东归后仅仅两年，李大师就在郑州荥阳（今河南荥阳市东北）的村舍里去世了，终年五十九岁。

李大师没有接受他的那些地位显赫的朋友们的盛情，留在长安做官，反而匆匆东归。这在当时人们看来，不能不感到奇怪。但对李大师本人来说，这却是极其自然的。一是数年的流放生活，使他对仕途缺乏信心。二是恰恰在这几年的流放生活中，使他能够冷静地读书和思考，从而唤起了他早就怀有的著述之志。现在，撰写计划逐渐明确了，他急于实现自己的著述之志。这后一个原因，应该是更重要的。

李大师究竟有一个什么样的著述之志呢？他的儿子李延寿后来说：

大师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南北分隔，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常欲改正，将拟《吴越春秋》[11]，编年以备南北。[12]

这一段话，概括了李大师的著述志向和具体的著述计划，从中可以看出：

第一，李大师不仅对于史学有深厚的兴趣和很好的造诣，而且他很早就萌发了一个远大的“著述之志”，这就是“将拟《吴越春秋》，编年以备南北”，即准备按照《吴越春秋》一书的体裁，写一部按时间顺序记述史事的、完备的南北朝史。

第二，李大师对自己将要撰写的编年体南北朝史的具体要求是：首先，改变南北朝时期史学家作史以南、北互相诬骂，彼此以“索虏”和“岛夷”相称的陋习。这是几个要求中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其次，改变南北朝时期史学家作史各以本国详尽、他国简略的通病，在史料的运用上和史事的叙述上应对南、北作同等地看待。最后，改变南北朝时期史学家作史因避讳、偏见或其他原因而造成史书“往往失实”的缺陷，求得史实上的准确。这三条，是李大师“常欲改正”南北朝时期史学家所撰史书的弊端的具体做法，体现了他在史学上的卓识。

第三，从李大师的著述之志和具体要求来看，他对南北朝时期史学家所撰的、反映这一时期的史书是经过认真的研究的。至少可以说，他对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和魏收的《魏书》是经过认真的研究的。他所“常欲改正”的几条弊端，在这三部书里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这里，还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李大师的“著述之志”是在隋朝统一以后开始萌发并逐步成熟起来的，也就是说，是在他进入青年时代以后不断形成的。这时，除了统一的政治局面对他的影响之外，隋朝统一后的一系列修史工作以及唐初修撰六代史的计划和步骤，也会给他不少启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大师十九岁前生活在“南北分隔”的时代，而二十岁以后的近三十年中他在统一的隋皇朝做官，这种亲身经历的变化，这种巨大的历史转折，才使他有可能产生比较成熟的历史见解。总之，李大师的著述之志是随着隋皇朝的统一而萌发、形成起来的。这里，有历史的原因、社会的原因，当然也有他个人的原因。

李大师虽早有著述南北朝史的志向，但他一直没有得到适当的机会。他真正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是他被发配西会州以后。前面说过，李大师到西会州后，即被凉州总管杨恭仁召至河西。李大师“至是无事，而恭仁家富于书籍，得恣意披览。”这实在是一个再好不过的机会，一个被发配的人，可以有较多的时间由自己支配。有了书籍，有了时间，这对于一个有志于著述的人来说，该是何等的宝贵。可以想见，李大师在河西居住两年，大部分时间大概都是用来读书了。他对杨家藏书“恣意披览”，不就反映出他苦读的精神和兴奋的心情吗？然而，私家藏书，在数量上和种类上都是有限的。李大师在杨家只读到了有关宋、齐、梁、魏四朝的史书，其余“竟无所得”。但这并没有使李大师却步，反之，他的著述之志更加坚定了。从这以后，李大师所思考和所憧憬的，已经不是仕途而是著述了，不然的话，他是不会途经长安而又匆匆东去的。

李大师东归以后，由于“家本多书，因编辑前所修书”，他利用自己家里的丰富的藏书，对前人所写的有关南北朝史进行整理、编辑。只是到了这时候，李大师编撰南北朝史的工作才真正起步了。

关于李大师编撰南北朝史的具体情况，由于缺乏材料，已很难详述。但有两个方面的情况却是肯定无疑的。一是他主要依据前人所修有关南北朝时期的史书重新进行编辑，一是他编撰南北朝史是仿照《吴越春秋》的形式来记述南朝、北朝史事的。李大师为什么要模仿《吴越春秋》呢？因为《吴越春秋》于一书之中记吴、越两国史事，前半部记吴国史事，后半部记越国史事，各卷之内均以编年记事；作者于旧史之外，增写了不少传说，有的部分具有补充“正史”缺漏的价值。既然编年以记吴、越是可行的，那么“编年以备南、北”当然也是可行的。这是《吴越春秋》对李大师的启示。

可惜，李大师编撰南北朝史的工作只进行了两年，他就去世了。他在临终之前，因“所撰未毕，以为没齿之恨”，把没有完成自己的著述计划、实现自己的“著述之志”看作是终生的憾事。是的，这不仅是李大师个人的憾事，甚至也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憾事，因为李大师终究没有留下一部完全按照他的历史见解和表述形式而撰成的南北朝史。

不过，历史毕竟还是得到了补偿。李大师未能完成而“以为没齿之恨”的这件工作，在他去世后三十一年，由他的儿子李延寿出色地完成了。这是我国史学史上，自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班彪班固父子之后，又一个父子相传、累代耕耘，从而撰写出有很大影响的史学著作的感人之举。

李延寿的史学事业

李延寿是李大师的第四子，他是唐初一位很有作为的史学家。

李延寿一生的事迹，见于《北史·序传》和新、旧《唐书·令狐德棻传》所附《李延寿传》。李延寿生长在一个富有藏书的家庭，父亲又是一个熟悉历史、了解当世人物的学者，这使他受到了很好的家学熏陶。李延寿的政治活动和史学活动是在唐太宗初年至唐高宗初年这三十多年进行的。他先是太子属官，负责替太子进膳尝食的事情；后来，到崇贤馆任职，负责保管经籍图书和教授诸王。他还在御史台做过负责行政杂务的官员，最后官至符玺郎，这是负责保管国玺和符节的官职。李李延寿在御史台任职时，同时任“兼直国史”，这是一种自身官位不高而有史才、参加史馆修史工作的职务，也称为“直国史”或“直史馆”。他任符玺郎时，同时任“兼修国史”，这是一种以他官兼任修史工作的职务，地位高于“兼直国史”。

在这三十多年中，李延寿主要是在从事历史撰述中度过的。这一段时间，正是唐初历史撰述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并取得突出成就的时期。其间，不少历史撰述都凝聚着李延寿的一份辛劳和才学。他参与的历史撰述王作主要有这几项：

（一）修撰《隋书》。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指示朝廷大臣组织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魏徵担任《隋书》的主编，参加修撰工作的有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敬播、李延寿等。修撰五代史是当时一件大事，组织者都是朝廷重要大臣，参加撰写的人皆极一时之选。李延寿作为一个青年史学家能够参加这项工作，说明了朝廷对他的重视。而他有机会在著名政治家魏徵领导下，和著名学者颜师古、孔颖达等人一起从事撰述工作，也确是一个很好的锻炼。遗憾的是，李延寿没有能够自始至终地参加这项工作。那是因为贞观五年（631年），即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他的母亲又去世了。于是，他辞去了修史的职务，在家为母亲守孝。此后，他被派往蜀中（今四川境内）做官去了。

（二）修撰《五代史志》。贞观十年（636年），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同时撰成。但这五部史书只有纪、传部分，而无书、志部分[13]。因此，唐太宗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又命褚遂良等人修撰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典章制度的《五代史志》。两年前被调回京城任太子典膳丞的李延寿，也参加了修撰《五代史志》的工作。经过十二三年的工夫，《五代史志》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梁朝有个史官江淹说：“修史之难，无出于志。”意思是说，写历史，最难写的是典章制度部分。李延寿得以参加修撰《五代史志》，说明他在史学上的功底是很厚的。

（三）重修《晋书》。唐以前，历朝史学家所修晋史多达二十种左右。唐初统治者对这些晋史都不满意。唐太宗说：现有的十八家晋史，虽然保存了一些历史材料，但“才非良史，事亏实录”，修撰者多不是良史之才，所记史事情也往往失实。他在贞观二十年（646年）下诏重修《晋书》。参加重修《晋书》工作的共有二十一人，李延寿是撰者之一。由于参加修撰的人比较多，又利用了前人所撰晋史的成果，所以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重修《晋书》的工作就完成了。

以上三件事，是唐初官修前朝史工作中很重要的几项活动。

（四）修撰国史。李延寿除前后三次参与修撰前朝史外，还参与了修撰当朝国史的工作。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长孙无忌、于志宁、令狐德棻、李延寿等十人撰成国史八十卷。这部国史，以纪传体记述了自唐高祖起兵至贞观末年的史事。

这些，都是有许多人同时参加的历史撰述工作。此外，李延寿还独力撰成了三部历史著作，一部是他在唐高宗时期撰成的《太宗政典》三十卷，另两部就是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撰成的《南史》和《北史》。从时间上看，《太宗政典》可能是李延寿撰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他在把此书献给唐高宗后不久就去世了。关于《太宗政典》一书，《旧唐书·经籍志》把它列于“仪注类”，可能它有些内容是讲唐太宗时期的礼仪制度的。但《新唐书·艺文志》则又把这书归于“杂史类”，说明《太宗政典》又并不是只记仪礼制度方面的书，它很可能记述了唐太宗时期的较多方面的史事。这从下面的事实中多少可以得到一点证明：据说，唐高宗在调露年间（679—680年）曾经读了《太宗政典》，“咨美直笔”，“叹美久之”，称赞李延寿能够秉笔直书，感叹不已。于是，他给了李延寿后人许多奖赏；同时又命人抄写两部《太宗政典》，一部由皇家图书馆收藏，一部赐给皇太子。唐高宗这样重视《太宗政典》，无疑是跟它的内容有很大关系。由于这部书早已失传，我们无法对它有更详细地了解了。

李延寿所参与的或独立完成的这些历史撰述，不论在唐初史学上，还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史学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中如《隋书》、《五代史志》（后人将《五代史志》附于《隋书》之后，久之，它便被称作《隋书》志）、《晋书》等，一直流传至今，是我国史学遗产中极为宝贵的一部分。这些事实说明：李延寿不愧是唐初一位有作为的史学家。关于这一点，从李延寿自己的认识来看，他说他是生逢其时，十分幸运地赶上了一个好的政治环境，又能屡次参加皇家史馆工作，因而得以施展自己在史学上的抱负。从《旧唐书》作者的认识来看，他们认为，自唐高祖武德年间以后，“有邓世隆、顾胤、李延寿、李仁实前后修撰国史，颇为当世所称”。根据这个认识，他们把这四个人的传记附在《令狐德棻传》之后，是有道理的。

然而，李延寿对唐初史学的贡献，并不只是表现在“前后修撰国史”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在他父亲开辟的学术道路上执着地前进，终于写出了《南史》和《北史》。这是他留在中国史学上的真正不朽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