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家对政治的关注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社会的关系在某些方面已显示出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到了唐代，就更加密切了。

唐皇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史上一个盛大的朝代。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对于唐皇朝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突出地反映了史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史学家和政治的关系以及政治家和史学的关系，是它的两个主要方面。这里着重考察前一个方面，即史学家和政治的关系。

中国古代史家历来有强烈的历史意识，随着历史的进步，这种历史意识在不断地深化着。同时，中国古代史家也有关心政治的优良传统，不少优秀的史家都具有饱满、深沉的政治情怀。这种情况，在唐代史学上是很突出的。首先，唐代史家把撰写前朝史不仅看作是史学工作的一部分，而且看作是政治统治的需要。武德四年（621年）唐皇朝建立不久，天下尚未安定，史学家令狐德棻就向唐高祖李渊提出建议，从历史的角度说明了修撰“近代”历朝正史的重要性，又从政治的角度强调了修撰周、隋两代正史的必要性，其中还讲到了这种修撰工作的可能性[24]。令狐德棻的建议，在反映唐初史家的历史意识和政治情怀方面，是有代表性的。他的建议是在唐皇朝建立伊始就提出来的，着眼于政治，无疑是他的重要的出发点。宋人很赞赏令狐德棻的这种见识，指出：“夫典章图史，有国者尤急，所以考存亡成败，陈诸前而为之戒。方天下初定，德棻首发其议，而后唐之文物粲然，诚知治之本欤！”[25]从政治的观点来看，“诚知治之本欤”这句话的分量很重，也讲得中肯。唐初有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和《五代史志》的撰述，有《晋书》的重新撰写，都跟令狐德棻这个建议有直接的或间接的关系；李延寿的《南史》和《北史》，也是在这个总的形势的影响下编撰出来的。

唐代史家对撰述本朝史的认识，同样也反映出他们的这种政治情怀，被时人誉为“当今董狐”的史家吴兢，在唐玄宗开元末年撰成《贞观政要》一书，这是一部按专题写成的关于唐太宗时期的政治史。吴兢在本书的序文中洋溢着对唐太宗时期的政治的仰慕之情。他认为，唐太宗君臣“垂世立教”的风范、“典谟谏奏”的治理，均可“弘阐大猷，增崇至道”，具有“焕乎国籍，作鉴来叶”的作用，既使历史生光，又可启迪现实。他在《上〈贞观政要〉表》中，把他写这书的政治寄托阐说得更加明白，即希望唐玄宗“择善而行，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行之而有恒，思之而不倦，则贞观巍巍之化可得而致矣！”显然，在吴兢看来，他所处的时期的政治，已远远比不上唐太宗时期的政治了，他甚至感到了一种衰颓的趋势和潜在的危机；因此，他以耿直而诚恳的心情，向唐玄宗提出了这样的希望。《贞观政要》一书，不仅反映了“良足可观”的“贞观之治”，而且还使人们触摸到开元、天宝之际的政治的脉搏。它从为君之道讲到善始慎终，每篇各有主题，篇篇着眼于政治，从而把一个史学家的政治情怀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唐代史家在史学工作上表现出来的政治情怀，在唐代政治生活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贞观十年（636年），“五代史”撰成，房玄龄、魏徵等“诣阙上之”。唐太宗十分高兴。他说：“朕睹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之戒。秦始皇奢**无度，志存隐恶，焚书坑儒，用缄谈者之口，隋炀帝虽好文儒，尤疾学者，前世史籍竟无所成，数代之事殆将泯绝。朕意则不然，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公辈以数年之间，勒成五代之史，深副朕怀，极可嘉尚！”[26]这显然是受了《隋书》史论中以秦、隋相较总结历史经验的思想的影响。从唐太宗的政治实践来看，他的这些话并非虚言饰词。甚至可以说，他越是接近晚年，越是重视史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在古代君主中，像他这样把政治器局同历史见识紧密结合起来的人，是不多见的。唐宣宗李忱是晚唐时期较有作为的一个君主，史家称他统治时，“刑政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余年间，颂声载路”[27]。这或许有溢美的成分，不过唐宣宗的确是很重视《贞观政要》这部书的，他曾“书《贞观政要》于屏风，每正色拱手而读之”[28]。如前文所述，他是把它作为座右铭来看待的，这跟他的政治统治不能没有一定的联系。

唐代史家推重秉笔直书，刘知幾撰《史通》，有《直书》专篇，张大、弘扬直书精神。这首先是为了历史记载和历史撰述的真实性，以存信史。吴兢参与重修《则天实录》，涉及宰相张说曾诬证魏元忠谋反事，张说屡请更改数字。吴兢拒绝说：“徇公之情，何名实录？”[29]他终于没有修改此事。晚唐史官魏謩说过这样的话：“善恶不直，非史也。遗后代，何以取信？”[30]求实、取信，是历史撰述的最根本的原则，唐代大多数史家是恪守这个原则的。同时，“直书”也还有政治上的考虑。唐太宗问史官褚遂良：“朕有不善，卿必记者耶？”褚遂良很认真地回答说：“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君举必记。”[31]史官杜正伦也向唐太宗说过这样的话：“君举必书，言存左史。臣职当修起居注，不敢不尽愚直。”[32]另一个史官刘允济自白说：“史官善恶必书，言成轨范，使骄主贼臣有所知惧，此亦权重，理合贫而乐道也。昔班生受金，陈寿求米，仆视之如浮云耳。但百僚善恶必书，足为千载不朽之美谈，岂不盛哉！”[33]关于班、陈的说法，只是传闻，无以为据，但刘允济为史之志的境界诚然是可贵的、高尚的。这些都反映出史家关于“直书”的认识，包含着鲜明的政治色彩。从这里也可看出，对于严肃的史家来说，秉笔直书和政治情怀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