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的政治情怀，大多以经世致用为其出发点和归宿。这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特点。按照孟子的说法，孔子作《春秋》，就有自觉的社会目的[34]，刘知幾的《史通》有很多篇都讲到史学的社会作用，而以《史官建置》和《辨职》两篇最为突出。《史官建置》篇说：“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岂可缺之哉！”刘知幾认为，史学之所以有这种作用，是因为“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后人借此可以“神交万古”，“穷览千载”，从而产生“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愿望和要求。这从理论上说明了史学所具有的教育作用。《辨职》篇进而提出了史学的社会作用的三种情况：

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阙，复何为者哉！

这好像是从史家的精神、成果、才名来判断他们的等第，其实，所谓“彰善贬恶”、“郁为不朽”、“名重一时”，也都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不同表现。明确提出“史籍”的“为用”和史学的“为用”，这是中国史学上经世思想的新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杜佑撰述的《通典》，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杜佑在《通典》自序中开宗明义地写道：“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这十六个字，集中反映了作者的历史撰述的旨趣。在史学发展上，由史学家自己申明，他的著作目的和用途在于“将施有政”，这是第一次。这是史学家之自觉的和明确的经世致用思想的确立。

《通典》不仅在当时“大传于时”，“大为士君子所称”，有广泛的政治影响，它的经世致用之旨，也受到后世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的推崇。朱熹指出：“杜佑可谓有意于世务者”[35]。清帝乾隆《重刻通典序》说：“此书……本末次第，具有条理，亦恢恢乎经国之良模矣！”清四库馆臣称《通典》是：“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36]清人将《通典》列于“政书”类，应当说是符合杜佑的撰述主旨的，其中也包含着他关于史学与政治之密切联系的思想。

唐代史学的经世致用，从史学和政治的关系来看，其重要性莫过于影响到政治决策。这种影响，主要的是通过思想领域实现的。这对唐皇朝的巩固、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唐朝继隋而起，就像汉朝承秦而兴一样。隋唐皇朝是秦汉皇朝之后又一次两个蝉联的统一政权，其中得失存亡之故，颇有相似之处。唐初史家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提出了对现实政治极有参考价值的认识。贞观十年成书的“五代史”中的《隋书》，在这方面是有代表性的，魏徵撰写的《隋书》史论，是这些认识中最有见地的。《隋书》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很多，大致说来，一是关于得失存亡之辨，二是关于教化和用人。隋何以亡，唐何以兴？这个问题，犹如西汉初年陆贾撰《新语》一样，是《隋书》要回答的根本问题。“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的总体性认识，接触到了隋朝灭亡的一些根本问题。同时，《隋书》史论分析了文帝、炀帝在政治举措上出发点的不同，阐述了“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之所以灭”的原因[37]，指出了人心的向背决定了隋朝的兴亡。《隋书》史论还从财政、劳役、兵役等一些具体政策上总结隋朝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认识到“取之以道，用之有节，故能养百官之政，勖战士之功，救天灾，服方外，治国安人之大经也”的道理，以及对待人民“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的必要性[38]。这些见解，从政治实质来看，是为了巩固唐皇朝的统治而提出来的，从历史观来看，是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破坏，对于政权的兴盛与衰亡有直接的关系。唐初统治集团注重制定发展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的各项政策，其思想基础就在于此。此外，唐初实行“偃武修文”的“教化”之政的重大决策，是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才制定下来的。而这些争论，都是同这样看待历史有直接的关系。

关于得失存亡之辨，关于教化和用人，是唐初的史学对唐初的政治决策产生积极影响的两个方面。这种影响的又一个方面，是关于“封建”的讨论，而影响所及直至中唐之末，成为唐代史学上和政治上的一件大事。在这个讨论中，唐初的李百药、魏徵，中唐的柳宗元等，无不是以历史事实、历史经验为政治决策提供了参照和依据。

从民族关系来看，隋唐皇朝的统一政治局面，是魏晋南北朝民族斗争、迁移、融合的结果。历史发展的这一趋势深刻地启发着史学家的历史思想，对民族关系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认识，这种认识又反作用于当时的现实，从而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的影响。这也是唐代史学关系到政治决策的一个方面。唐初，李大师已着手“编年以备南北”[39]，在历史编纂上对南北关系和民族关系作比较合理的处置。他的这个主张，后来由李延寿撰成《南史》、《北史》而得以实现。唐高祖时，初议修前朝诸史，对于汉族统治者和鲜卑族统治者建立的皇朝，是作同样看待的。唐修《晋书·载记》记十六国事，对各族仍不免有微词，但也并非持否定态度，有的甚至给予很高的评价。《隋书·经籍志》史部以“霸史”类著录十六国史著，列于正史、古史、杂史三类之后，起居注类之前，并对它们所记有关十六国史事给予相当好的评价。刘知幾《史通·称谓》篇也指出：“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他批评晋人“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是“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这些都反映了史家们力图从历史事实上严肃地看待各民族历史的态度和思想。如前所述，在这方面，杜佑在《通典·边防》序中所阐述的思想，具有更高一层的理论价值。唐代史家关于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这些认识，是隋唐时期思想领域中“天下大同”、“天下一家”观念在历史理论上的具体反映，它同当时的统一政治局面有关，又进而影响着这一政治局面的发展。看到唐初多民族相聚的局面，唐高祖很自豪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唐太宗晚年总结政治经验，把“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40]，看作是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这实际上也是唐初的一项基本国策，而它的思想基础是不能脱离当时史家所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民族关系的认识的。中唐时期的不少文武重臣如郭子仪、杜佑、李德裕等，也都是这项基本国策的解释者和执行者，他们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