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论和民族关系论，也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极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历史理论问题。西晋江统著《徙戎论》，强调“《春秋》之义”，即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对战国、秦汉、三国以来民族关系的发展作消极看待和评价，主张对于内迁各族，“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106]。当时人“服其深识’，而“徙戎”之论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唐太宗时，在对待东突厥的安置上，引起一场争论：一种主张是“含育之道”，“请于河南处之”；一种主张是强调华夷之辨、族类之别，重申江统“徙戎”之论。唐太宗采纳了前一种意见[107]。《徙戎论》的作用，是从对现实的民族关系的认识，提出了对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看法，并力图以这种看法来影响现实的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但是，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随着民族斗争的发展、民族关系的密切，不仅“徙戎”的主张在现实中行不通，就是华夷之辨的看法也逐渐遭到人们的否定。这在史家思想和史书编著上都有明显的反映。隋唐之际，李大师已不满于“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的修史情况，主张“编年以备南北”[108]。这是表明，在历史撰述上要恰当处理南北朝关系，其中自然包含着民族关系。唐高祖《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说：“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109]诏书对鲜卑族建立的北魏、北周皇朝，不仅承认它们的历史地位，而且毫无贬词。唐修《晋书》，对西晋江统《徙戎论》的主张并不采取附和态度，指出：“‘徙戎’之论，实乃经国远图。然运距中衰，陵替有渐，假其言见用，恐速祸招怨，无救于将颠也。”[110]这实际上是不同意把西晋之亡归咎于“戎狄”的说法。《晋书·载记》记十六国事，对各族仍不免有微词，但并未采取否定态度，有的甚至给予很高评价。《隋书·经籍志》史部以“霸史”列于正史、古史、杂史之后，居于“起居注”类之前，并对其所记政权的成就给以适当的肯定。刘知幾《史通·称谓》篇指出：“戎羯称制，各有国家，实同王者。”批评晋人“党附君亲，嫉彼乱华，比诸群盗”，是“苟徇私忿，忘夫至公，自非坦怀爱憎，无以定其得失”。这些，都是反映了力图从历史事实上严肃地看待多民族历史的态度和思想，具有进步的意义。在这方面，杜佑《通典·边防》序所论，具有更高一层的理论价值。
《通典》这部书，深刻地反映出了杜佑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这个观点，在《通典》中有广泛的表现，而最突出的反映，是他对民族问题的认识。这里说的民族问题，主要是指“中华”（或称“华夏”）、“夷狄”在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程度与差别问题。杜佑认为：
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贵，实在于斯。
这一段话，阐述了“华夏”社会历史进步的过程和原因（主要是讲的地理上的原因）。杜佑不赞成前人认为社会历史的变化是“削厚为薄，散醇为醨”的倒退趋势。他认为，人们有一种“非今是古”的“常情”。杜佑分析道：古代“朴质事少，信固可美；而鄙风弊俗，或亦有之”，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醇”、“厚”。他进而举出具体的事例，用以证明这一认识，他说：“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抟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所谓“居处巢穴”、“葬无封树”、“手抟食”、“祭立尸”等，是被人们认为落后的习俗，只有“夷狄”才是这样的。杜佑力驳这一偏见，他利用文献的和民俗的资料，在《通典》正文的自注中指出：“上古中华亦穴居野处，后代圣人易之以宫室。”“上古中华之葬，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代圣王易之以棺椁。”“殷周之时，中华人尚以手抟食，故《礼记》云‘其饭不泽手’，盖弊俗渐改仍未尽耳。今五岭以南，人庶皆手抟食。”“三代以前，中华人祭必立尸，自秦汉则废。按后魏文成帝拓跋濬时，高允献书曰：‘祭尸久废，今风俗父母亡殁，取其状貌类者以为尸而祭焉，宴好如夫妻，事之如父母，败损风化，渎乱情礼。’又《周》、《隋》蛮夷传：巴梁间风俗，每春秋祭祀，乡里有美鬓面人，迭迎为尸以祭之。今郴、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妇人伴神以享，亦为尸之遗法。”[111]这里所举的，就是针对“有居处巢穴焉”、“有葬无封树焉”、“有手抟食焉”、“有祭立尸焉”说的。在杜佑看来，类似的事例，还可以举出不少，这里只是“聊陈一二”而已。总之，杜佑是用事实证明“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也就是说，现今的中华文明是从古代的“鄙风弊俗”发展而来的。他的朴素历史进化观点，在这里表现得十分鲜明。
“中华”为什么能够革除“鄙风弊俗”，不断从“鄙风弊俗”走向文明呢？杜佑认为，这主要是地理环境的影响。“华夏居中土，生物受气正”，所以不断诞生出“圣贤”，“圣贤”们不断创制、实行“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于是便逐渐变得文明起来了。与此不同的是，“夷狄”所处，“其地偏，其气梗，不生圣哲，莫革旧风”，因而至今保存着古老的陋习，显示出了同“华夏”的区别。杜佑用地理条件的不同来说明“华夏”与“夷狄”在文明进程上的差别的原因，是唯物的、进步的理论。当然，造成“华夏”、“夷狄”文明程度的差别的原因，不止是地理条件方面的，更不能看作是有没有“圣贤”、“圣哲”所致，但杜佑能够从客观上探讨这个问题，提出了独立的见解，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极其难得的。
如前所述，杜佑在民族问题上反映出来的朴素历史进化观，使他对于民族问题有一种朴素的民族平等认识。他强调“古之人质朴，中华与夷狄同”的观念。此外，杜佑所认为的历史的进步，隐约含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从他说的“继生圣哲，渐革鄙风”可以看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