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亡论也是这个时期思想领域讨论的大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朝更迭频繁，另一方面是由于“风行万里”的隋皇朝的骤兴骤亡，从而使这个问题的讨论始终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三国魏人曹冏的《六代论》，论夏、殷、周、秦、汉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析曹魏面临的现实问题，指出：“观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长策，睹前车之倾覆，而不改其辙迹；子弟王空虚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窜于闾阎，不闻邦国之政；权均匹夫，势齐凡庶，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为万代之业也。”[92]作为魏的宗室，曹冏已预感到曹爽、齐王芳将面临“疾风卒至”、“天下有变”的局面。曹冏所说的“长策”，是实行分封不力，从而形成“内无深根不拔之固，外无磐石宗盟之助”，以致必然败亡。

西晋陆机的《辩亡论》两篇，写出了三国孙吴政权兴亡的历史。作者作为吴国的遗民和名将陆逊的后人，对吴国之亡深致惋惜之情，但他也指出：“吴之兴也，参而由焉，孙卿所谓‘合其参’者也；及其亡也，恃险而已，又孙卿所谓‘舍其参’者也。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劲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循也：功不兴而祸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93]这里说的“合其参”、“舍其参”，是指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因素对于政治兴亡的关系。由于吴国的最高统治者没有能很好地充分运用天时、地利、人和的三个条件，以至于走向败亡之路。

东晋史家干宝的《晋纪·总论》严肃地剖析了西晋灭亡的原因，认为它“创基立本”不广不深，固是其重要原因，而朝风、政风、世风的“**僻”，人们“耻尚失所”，则是其败亡的直接原因。他指出：“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由是毁誉乱于善恶之实，情慝奔于货欲之途，选者为人择官，官者为身择利。而秉钧当轴之士，身兼官以十数，大极其尊，小录其要，机事之失，十恒八九。而世族贵戚之子弟，陵迈超越，不拘资次，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礼法刑政，于此大坏。……‘国之将亡，本必先颠’，其此之谓乎！”[94]这里着重讲了社会风气跟政治得失的关系。干宝认为西晋之所以短祚，一是根基不稳，二是世风败坏，即先天不足，后天失范，无不亡之理。

这三篇讨论兴亡的文章，文辞都很好，因而被萧统辑入《文选》，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这里，尤其值得人们深思的是，这三篇讨论兴亡的文章，在方法论上各不相同。曹冏是着意回归“分封”的历史，陆机是估量综合条件未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而干宝则更多地看到世风大坏对于政治的危害。应当说，他们在评论朝代兴亡的方法论上都各有特点，甚至也显示出自身的独到见解。从历史的眼光来看，陆机和干宝所论，还是更接近于现实社会中的具体问题，因而也就显得更加切实。

如前所述，隋唐时期，也有许多讨论政治兴亡的名篇。唐代的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之论兴亡，一是专讲人事，不再空谈“天命”；一是对现实和历史前途显示出充分的自信，很少回过头去陶醉于对三代、两汉的追寻。这个时期关于兴亡的讨论，有许多精彩的论点，还包含在一些有成就的皇朝史撰述和专史撰述中。

唐代史家论兴亡，以魏徵在《隋书》史论中以秦、隋相比较而论之最有说服力，也显示出鲜明的方法论特色。此外，史学家朱敬则的《十代兴亡论》的全貌，虽已不得而知，但从其论魏晋南北朝诸帝的论述来看，其论着重于人而不着重于事。换言之，这与其说是在讨论兴亡，毋宁说是在讨论兴亡之路径与缘由的是是非非。这就是说，其判断的要点，不是兴亡本身，而是判断它的路径与缘由。

唐人论兴亡，在方法论上尤其显示出特色者，还有权德舆的《两汉辩亡论》和罗衮的《秦论》（上、下）。他们论兴亡的特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即不是只看事物最终结果的当事人，而是追本溯源，考察这一结果之所以出现的原因。

权德舆的《两汉辩亡论》指出：

言两汉所以亡者，皆曰莽、卓。予以为莽、卓篡逆污神器以乱齐民，自贾夷灭，天下耳目显然闻知。静征厥初，则亡西京者张禹，亡东京者胡广。皆以假道儒术得伸其邪心，徼一时大名致位公辅，词气所发损益系之，而多方善柔保位持禄，或陷时君以滋厉阶，或附凶沴以结祸胎，故其**覆之机、篡夺之兆，皆指导之、驯致之。虽年祀相远，犹手授颐指之然也。其为贼害也，岂直莽、卓之比乎！[99]

在权德舆看来，张禹和胡广以其身份和影响所产生的作用，其危害远远超过了王莽和董卓。换言之，若无张禹、胡广这样“假道儒术得伸其邪心”的人，当不会出现王莽、董卓这种“篡逆”者。这表明权德舆在考察两汉兴亡问题上，似有更深一层的见解。权德舆所论，其事实根据出于《汉书》所记：

禹虽家居，以特进为天子师，国家每有大政，必与定议。永始、元延之间，日蚀地震尤数，吏民多上书言灾异之应，讥切王氏专政所致。上惧变异数见，意颇然之，未有以明见，乃车驾至禹第，辟左右，亲问禹以天变，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见年老，子孙弱，又与曲阳侯不平，恐为所怨。禹则谓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三十余，地震五（十六），或为诸侯相杀，或夷狄侵中国。灾变之异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性与天道，自子赣之属不得闻，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应之，与下同其福喜，比经义意也。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以经术断之。”上雅信爱禹，由此不疑王氏。后曲阳侯根及诸王子弟闻知禹言，皆喜说，遂亲就禹。[100]

文中所说“王氏”，指汉成帝之舅王凤。王凤的“专政”，朝野尽知，人心不满，成帝请教张禹，张禹竟然文不对题地引用春秋时期的地震故事来搪塞汉成帝，而汉成帝出于对张禹的信任和尊敬，因而“不疑王氏”，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以致酿成败亡之祸。如此看来，权德舆的分析是很有见地的。

应当指出，权德舆的这个见解，无疑是受到了《汉书》作者班固的启发。《汉书》卷八十一后论这样写道：

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101]

班固的这一段评论，不是评论一个人，而是评论一种现象，即“以儒宗居宰相位”，而又无参与重大政事的胆略，仅以“持禄保位”为做人做官的准则，这些人怎么能胜任宰相这样重要的职位！对于朝廷、国家来说，这是一种悲剧；对于公孙弘、张禹这些人来说，自是一种人生的耻辱，他们“被阿谀之讥”，是理所当然的。权德舆是唐代名相之一，他关于西汉之亡于张禹之论，自有一番深意。

权德舆论胡广，是说他多年身居高位，但却未能阻止“汉道日蹙，结党锢之狱，成阉寺之祸。祸乱循环以至董卓，赫赫汉室化为当途”的败亡趋势。其意本质上与论张禹相近。其史实根据是《后汉书·胡广列传》中所记“及共李固定策，大议不全，又与中常侍丁肃婚姻，以此讥毁于时”[102]。所谓“大议不全”，李贤注曰：“质帝崩，固为太尉，与广及司空赵戒议欲立清河王蒜。梁冀以蒜年长有德，恐为后患，盛意立蠡吾侯志。广、戒等慑惮不能与争，而固与杜乔坚守本议。”当时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李固与杜乔敢于“坚守本议”，而胡广、赵戒则向梁冀妥协，其反差、对比十分鲜明。权德舆的评论，诚然也是有道理的。而他的这个见解，自然也是受到了《后汉书》作者范晔的启发。范晔在《后汉书》卷四十四后论中深刻地写道：

爵任之于人重矣，全丧之于生大矣。怀禄以图存者，仕子之恒情；审能而就列者，出身之常体。夫纡于物则非己，直于志则犯俗，辞其艰则乖义，徇其节则失身。统之，方轨易因，险途难御。故昔人明慎于所受之分，迟迟于歧路之间也。如令志行无牵于物，临生不先其存，后世何贬焉？古人以宴安为戒，岂数公之谓乎？[103]

范晔这首史论之所以显得格外深刻，是因为他一方面揭示了人生道路上的一些常态和“恒情”，并对此表示理解；另一方面，他所赞扬的还是那种“志行无牵于物，临生不先其存”的人生态度，而胡广等人却不具备这样的人生态度，故难免为后世所贬。显然，权德舆也是赞成范晔的这些评论的。

总的看来，班固、范晔的历史评论启发了权德舆的历史认识，而后者把这一认识提高到了关于兴亡之辩的方法论的层面之上，给人们以更新、更高的认识水准。

最后，我们来分析罗衮的《秦论》。罗衮认为：“亡秦者，不在胡亥、赵高、子婴，亦不在始皇；亡秦者，李斯也。”他对这一论断是这样阐述的：

始皇虽不以仁义，死之日天下无事，民为择君，但其遗诏不行于斯耳。李故有名天下，臣主相得，六国既平，不能于此时推广，使秦修帝王之道，固亦失矣。及始皇外崩，奸臣谋乱，反不能于此时制变为存秦之计，卒使赵高得行其谋，胡亥极其恶，子婴孤死于苍黄之地，始皇失贤嗣，遂暴恶于后世。嬴氏之鬼以不食者，李斯之故也。[104]

罗衮批评李斯在“六国既平”之后，未能促使秦始皇推行仁义，这是决策之失；而当秦始皇死于外地，又不能适应变化制订“存秦之计”，以致赵高等得以上下其手，最后导致亡秦。

罗衮所说的这些史事，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迁写道：

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独子胡亥、赵高及所幸宦者五六人知上死。赵高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胡亥私幸之。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蒙恬，数以罪，（其）赐死。语具在《李斯传》中。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

从司马迁的这些记载来看，李斯在秦始皇死后的一段时间，在决策上是不能辞其咎的。罗衮的分析，不无道理。更重要的是，罗衮以设问的方式，解释了“天命”与兴亡的关系，他写道：

或谓衮曰：“子言秦亡与存秦之计明矣，吾闻国之兴亡乃有天命，设使李不失其计，秦果不亡乎？”衮曰：“吾虽不言天，其实天之道；子虽称天以问我，而未识天之说。夫所谓天者，平无私也。故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君人者，有德，天则赞而兴之；无德，则革而亡之。兴亡之命在乎天，而所以兴亡在乎人也。”[105]

这是一段以设问方式而对“天命”与兴亡之关系所做的微妙而明确的回答，所谓“兴亡之命在乎天，而所以兴亡在乎人也”，最终是落实在“人”上；所谓“有德”、“无德”，又都是与“人”密切联系着。“天命”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有深远的历史影响，罗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机智地避开“天命”而继承先贤的说法，把人们的思考引导到对于“有德”、“无德”方向上来。这是他讨论兴亡问题在方法论上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史学家和学人非常关注兴亡盛衰之故的探索，尽管这是当时政治变动提出的问题，但人们的思考和阐述，都能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方法来阐述有关问题，从而把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