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历代君主对后世的影响，是史学家历来都很重视的问题。虞世南所撰的《帝王略论》是问答体的通俗形式，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君主的认识。

具体说来，《帝王略论》是一部记帝王之事略、论帝王之贤愚的著作，其价值不在于“略”而在于“论”。它在评论历代君主方面或自此而涉及对其他历史问题的评论方面，不论在见解上还是在方法上，都有理论上的意义。

第一，提出了关于“人君之量”的见解。如《通历》记东晋末年桓玄所建“伪楚”及其为刘裕所败的史实后，引《帝王略论》说：

公子曰：桓玄聪敏有夙智，英才远略，亦一代之异人，而遂至灭亡，运祚不终，何也？

先生曰：夫人君之量，必器度宏远，虚己应物，覆载同于天地，信誓合于寒暄，然后万姓乐推而不厌也。彼桓玄者，盖有浮狡之小智，而无含宏之大德。值晋室衰乱，威不迨下，故能肆其爪牙，一时篡夺，安国治人无闻焉尔。以侥幸之才，逢神武之运，至于夷灭，固其宜也。[32]

这里说的“人君之量”，不只是君主的个人品德问题，它还包含着君主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以及以这样的远见卓识为指导而制定的种种措施和这些措施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只有具备这种器度的君主，才能使“万姓乐推而不厌也”。虞世南认为，像桓玄这样的“浮狡小智”、“侥幸之才”，是不能成就大事业的，而遭到毁灭则是理所当然的。

“人君之量”是一个很高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在虞世南看来，不独桓玄这样的人与此无涉，历史上有一些看来还说得过去的君主也不曾达到这样的标准。如他论北周武帝宇文邕：

公子曰：夫以周武之雄才武艺，身先士卒，若天假之年，尽其兵算，必能平一宇内，为一代之明主乎？

先生曰：周武骁勇果毅，有出人之才略。观其卑躬厉士，法令严明，虽勾践、穰苴亦无以过也。但攻取之规有称于海内，而仁惠之德无闻于天下，此猛将之奇才，非人君之度量。[33]

“人君之度量”不同于种种“奇才”的地方，在于前者应建立在很高的道德素养和政治素养之上，因而能产生影响于社会的“仁惠之德”。在封建社会里，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虞世南提出“人君之度量”的看法，尽管带着很重的理想主义的色彩，但他在主观上是希望人君能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一点，是有积极意义的。

同“人君之度量”的见解相关联的，虞世南还评论了“人君之才”与“人君之德”。《帝王略论》在评论汉元帝的时候，讲到了关于“人君之才”的问题：

或曰：汉元帝才艺温雅，其守文之良主乎？

虞南曰：夫人君之才在乎文德武功而已。文则经天纬地、词令典策，武则禁暴戢兵、安人和众，此南面之宏图也。至于鼓瑟吹箫、和声度曲，斯乃伶官之职，岂天子之所务乎！[34]

人的才华是多种多样的，对于不同身份的人来说，亦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才华。作为一个君主，其才能应反映在“经天纬地”、“禁暴戢兵”方面，否则就与身份不相吻合。这是提出了怎样看待“人君之才”的标准。在讲到“人君之德”时，虞世南极力称赞刘备，说：“刘公待刘璋以宾礼，委诸葛而不疑，人君之德于斯为美。”[35]他把尚礼和诚信看作是“人君之德”的两个重要方面，这无疑是从儒家传统观念着眼的，但这两条标准对于当时的李世民和后来的贞观之治，特别对于维系唐太宗统治集团的稳定，或许不无关系。

第二，分别肯定一些君主的历史作用。虞世南对历史上一些君主的评价，往往反映出他的卓越的史识。他对魏孝文帝和南朝宋高祖的评价，就是很典型的例证。下面是关于对宋高祖刘裕之评价问题的回答：

公子曰：宋高祖诛灭桓玄，再兴晋室，方于前代，孰可比伦？先生曰：梁代裴子野，时以为有良史之才，比宋祖于魏武、晋宣。观彼二君，恐非其类。

公子曰：魏武一代英伟，晋宣频立大功，得比二人，以为多矣。季孟之间，何为非类？

先生曰：魏武，曹腾之孙，累叶荣显，濯缨汉室三十余年，及董卓之乱，乃与山东俱起，诛灭元凶，曾非己力。晋宣历任卿相，位极台鼎，握天下之图，居既安之势，奉明诏而诛逆节，建瓴为譬，未足喻也。宋祖以匹夫挺剑，首创大业，旬月之间，重安晋鼎，居半州之地，驱一郡之卒；斩谯纵于庸蜀，擒姚泓于崤函，克慕容超于青州，枭卢循于岭外，戎旗所指，无往不捷。观其豁达宏远，则汉高之风；制胜胸襟，则光武之匹，惜其祚短，志未可量也。[36]

在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门阀风气很盛的政治氛围中，虞世南这样赞扬“匹夫”出身的宋高祖，不仅要有见识，而且也要有勇气。值得注意的是，在虞世南的时代看历史，西汉开国之君刘邦和东汉中兴之主刘秀，恐怕是最受人尊崇的两个君主了；他把刘裕跟他们相比拟，可以看出他对东晋灭亡的毫不惋惜和对刘宋建立的充分肯定之意。他似乎认识到，晋宋更迭是一个不可扼制的趋势。而他对魏孝文帝的评价是从另一方面予以强调的——

公子曰：魏之孝文，可方何主？

先生曰：夫非常之人，固有非常之功。若彼孝文，非常之人也。

公子曰：何谓非常之人？

先生曰：后魏代居朔野，声教之所不及，且其习夫土俗，遵彼要荒。孝文卓尔不群，迁都瀍涧，解辫发而袭冕旒，祛毡裘而被龙衮，衣冠号令，华夏同风。自非命代之才，岂能至此！[37]

这是从民族关系上，特别是从“声教”，也就是从文化方面高度评价了魏孝文帝的汉化措施，并把魏孝文帝称为“非常之人”、“命代之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作者能够对民族关系有这样的见解，能够对所谓“异族”统治者作这么高的评价，确是一种卓识。

第三，着意于成败得失的总结。《帝王略论》从多方面评论历代君主的贤愚、明昏，根本的一条，是着意于对历代政治统治成败、得失的分析和总结。虞世南论秦始皇和秦朝的历史，既注重于政策的当否，又涉及有关人的才能的高下，包揽的面是很宽的——

公子曰：秦始皇起秦陇之地，蚕食列国，遂灭二周而迁九鼎，并吞天下，平一宇内，其规摹功业亦已大矣。何为一身几殒，至子而亡乎？

先生曰：彼始皇者，弃仁义而用威力，此可以吞并而不可以守成，贻训子孙，贪暴而已。胡亥才不如秦政，赵高智不及李斯，以暗主而御奸臣，遵始皇贪暴之迹，三载而亡，已为晚矣！[38]

这里着重批评了秦始皇一味使用“威力”的政策，殊不知在“守成”时亦需要以仁义相辅；而这种政策作为遗训，又影响到秦二世的统治。联想到贞观初年唐太宗君臣讨论“教化”问题，魏徵力主教化，而封德彝则提出“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的先例，以致引起一场争论[39]；以及唐太宗与大臣探讨“草创与守成孰难”的问题，引起热烈的争论[40]，可见虞世南的上述评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他评论的是历史，却包含着对于未来的预见。

在总结历代皇朝成败得失的时候，虞世南还能够指出那些获得巨大成功的君主的失误处，绝不因其功业之大而讳言其短。他论汉高祖刘邦是这样说的——

公子曰：汉高拨乱反正，为一代英主，可谓尽善者乎？

先生曰：汉祖起自卑微，提三尺剑以取天下，实有英雄之度量焉！……加之以信诚好谋，达于礼爱，见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从谏如顺流，趋时如响赴，此其所以得天下也。然知吕后之耶（邪）辟而不能正，爱赵王如意而不能全，身没之后，几亡社稷。若无刘章、周勃，吕氏几代汉矣。此之为过，甚于日月之食，岂尽善之谓乎！[41]

作者充分肯定了刘邦在政治上的谋略和成功，但也批评了他在对待吕后的邪辟上的迁就和无力，以致弄到“几亡社稷”的地步，这是重大的过失，怎么能说他是尽善尽美的人呢！可见在作者看来，所谓明者可为规范、昏者可为鉴戒，二者也不是截然分开的。这里面包含着作者在评论历代帝王时的朴素辩证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