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虞世南的《帝王略论》是用比较的方法，从德行和事功两个方面评价了历代帝王的话，那么，唐太宗的《帝范》则主要是从理论上阐述了一个理想中的帝王的准则。

《帝范》是唐太宗辞世前所撰，当作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正月，即他辞世的当年；但也有说是作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即他辞世的前一年[42]。

唐太宗《帝范》为何而作，这是考察《帝范》的前提。概括说来，它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这是唐太宗给皇太子的政治遗嘱。他在《帝范序》中明确地写道：

汝以幼年，偏钟慈爱，义方多阙，庭训有乖，擢自维城之居，属以少阳之任，未辨君臣之礼节，不知稼穑之艰难。余每此为忧，未尝不废寝忘食。自轩昊已降，迄至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踪，博采史籍，聚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43]

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唐太宗对于皇太子在政事（君臣之礼节）和民事（稼穑之艰难）两个方面都不是很放心的。一个君主，如不能处理好君臣关系，不能关注民生，是无法巩固自己的统治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唐太宗的政治作风和为政之道。他曾特别强调《汉纪》一书“极为政之体，尽君臣之义”[44]，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作风。他对于民事的关注，无疑是他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从积极方面看，他认为：“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45]从消极方面看，他同魏徵等人讨论君与民犹如舟与水的关系，并以此教导太子，不要把百姓生死休戚置若罔闻[46]。

从上引这段话里，还可以看出，这份政治遗嘱，是唐太宗结合自己的政治实践，从丰富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一些重要的理论性认识，所谓“自轩昊以降，迄至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然”，反映出他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宏大的政治气魄。在他看来，现实是历史的延续，而历史正是现实的镜子。从这个意义上讲，唐太宗的这份政治遗嘱，是政治领域中历史的积淀和现实的创造之结合的统一体。

当然，《帝范》作为一份沉甸甸的政治遗嘱，其意义是重大的。正如唐太宗在赐太子李治《帝范》时对左右大臣所说：“饬躬阐政之道，备在其中，一旦不讳，更无所言矣。”[47]可以说，这是他对整个唐皇朝的最后的政治交代。

其次，从唐太宗本人的自我评价来看，《帝范》也是他的一份反省之作、自鉴之作。他在《帝范后序》中语重心长地对太子讲道：

欲悔非于既往，唯慎过于将来。择哲王以师，与无以吾为前鉴。夫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其为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已来，所缺多矣。奇丽服玩，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鹘，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数有行幸，以亟人劳，此非屈己也。斯数事者，吾之深过也。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

唐太宗作为一代明君，也有其两面性。前面说到他重政事与民事，并非夸大之词；这里，他的自我反省与自责，也并非出于谦辞。贞观中期，魏徵一再提醒唐太宗要保持贞观初年的政治作风，并为此而与唐太宗产生过激烈的冲突，就是有力的证明[48]。在这一段话中，唐太宗三次联系他本人发论：“择哲王以师，与无以吾为前鉴”，“吾在位已来，所缺多矣”，“斯数事者，吾之深过也。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这三个“吾”反映了唐太宗自省、自责的真诚。而这种自省、自责也更加重了这份政治遗嘱的分量，这就是唐太宗着重指出的一个普遍性的道理：“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其为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其良苦用心，已达极致。

这就是《帝范》为何而作的深层原因。

《帝范》的主要内容除序与后序外，正文凡十二篇，即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各篇所论，要言不烦，切中本质，往往反映出历史经验与现实经验的结合。这十二篇所论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皇帝的地位和修养以及对皇族的适当安置（君体、建亲），二是关于用人（求贤、审官），三是关于君主的政治作风（纳谏、去谗、诫盈、崇俭、赏罚），四是关于基本国策即重农及文武之道兼而用之（务农、阅武、崇文）。这四个方面互相联系，密不可分，成为由一个英明君主结合自身为政体验而撰写的一篇“君主论”或“帝王论”。

这里，我们举出数篇，略作分析，以见其主旨。

首先看《君体》篇，这是论君主的崇高地位和自身修养所应达到的境界。其文曰：

夫民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真明而普照。亿兆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苞；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致远，非慈厚无以怀民。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后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为君之体也。

这几句话，前半部分是论君主地位的无上崇高和威力的无边无涯，如山岳，如日月；后半部分是论君主的德与行，其“致远”、“怀民”、“抚九族”、“接大臣”，都体现出仁、礼、孝、恭、勤劳、德义。这就是唐太宗心目中理想的人君及其“为君之体”。显然，这样的君主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他只能“存在”于人们的颂词和讴歌之中。在中国历史上，英明之君如唐太宗者寥若晨星，而如前所述，唐太宗本人晚年也深刻反省自己的过错。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标榜君主的权威和德行呢？道理很显然，是为了树立人们对君主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以服从管理与统治。

其次看《建亲》篇，这是论述“封建亲戚，以为藩卫”的经验教训的专文。唐太宗总结了周、秦、汉、魏的得失，认为适当的实行“封建”之制，是必要的。他在回顾了历史之后，明确地写道：

夫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隆。由此而言，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使轻重相镇，忧乐是同，则上无猜忌之心，下无侵冤之虑，此封建之鉴也。

所谓“众建宗亲而少力”的方针，本是西汉初年贾谊为削弱同姓诸侯王的势力而提出来的，而《帝范》又把它提出来使之作为郡县制的补充形式，以巩固唐皇朝的长治久安。在这个问题上，唐太宗同一些重要大臣的意见是存在歧异的。早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以周、汉历史为依据，决定分封子弟及功臣共三十五人为世袭刺史。后经大臣李百药上长篇奏疏，驳“世封”之事。大臣马周也上疏力陈不可，指出：“昔汉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终全其世者，良由得其术也。”在大臣们的反对下，唐太宗“于是竟罢子弟及功臣世袭刺史”事[49]。然而，唐太宗似乎并未完全放弃自己的主张，所以到了暮年时节，又旧事重提，把它写入《帝范》，作为一条国策，要他的继承人遵照实行。唐高宗、武则天时期，武则天诛杀李氏宗室，或许可以“证明”唐太宗的主张是对的；但“安史之乱”后，李氏宗室之间的杀戮同样非常残酷，颇类似于汉初同姓王之乱，这又说明唐太宗的主张是不可行的。到了唐宪宗时代，柳宗元撰《封建论》，可以说是从主要方面“回答”了唐太宗思想上的多虑。但应当承认的是，《建亲》篇十分有力地表明，唐太宗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思考和总结，是非常认真、非常深刻的。

再次说《务农》篇，这是论述治国安邦的基本国策之一。贞观初年，唐太宗曾对大臣们说过这样的话：“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50]这个认识，直接的教训来自隋朝之亡，间接的教训则来自秦亡，因为唐初君臣都认识到，“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51]，其主要教训就是过役人力。这个涉及根本国策的问题，唐太宗是一定要加以强调的。他在《务农》篇中写道：

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乏则忘廉耻。故躬耕东郊，敬授民时。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温。然而莫不带犊佩牛，弃坚就伪，求伎巧之利，废农桑之基，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为害也甚于秋螟。莫若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民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

所谓“食为人天，农为政本”，在中国历史上无疑是治国的根本方针和思想基础，但真正做到“农为政本”却又并不容易。诚如上文所引唐太宗讲的那番关于“不夺农时"的话，也恰如唐初君臣所总结的秦、隋均亡于“过役人力”的历史教训，只有国策不堕入那样的歧途，才能把“食为人天，农为政本”落到实处。唐太宗说的“禁绝浮华，劝课耕织”，“民还其本，俗反其真”，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极其重要的基本方针。他说的“国无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或许有点夸张，这反映了他对储备粮食的高度重视。

最后说《崇文》篇，这也是论述基本国策之一的专篇，它同《务农》、《阅武》构成三大基本国策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在本篇中，唐太宗指出“崇文”对于“弘风导俗”、“敷教训人”、提升治国之道、光显君臣身名、认识智慧之源等，都大有裨益。他写道：

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弘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然则质蕴吴竿，非括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研精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天下不朽者，其唯为学乎！此崇文之术也。

唐太宗对“崇文”有深刻的认识，认为“崇文”所得到的益处是“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在他看来，如果一个君主不知天下，昧于古今，那是不可想象的。他进而指出：“光于天下不朽者，其唯为学乎！”他在下文作结论说：“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唐太宗年轻时戎马生涯，深知“阅武”之重要；但“守成”之时，“崇文”的重要性更凸显出来，这就叫作“与时优劣，各有其宜”。联想到汉初刘邦与陆贾的对话，所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52]，可以看到历史经验给予人们的智慧，本有相通之处。

《帝范》十二篇，反映了唐太宗的政治思想，也凝练了他的“君主论”，使其成为中国史学上“君主论”的一篇杰作，反映了7世纪中华文明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帝范》的局限性突出地表现在《帝范序》起首说的“皇天眷命，历数在躬”云云，还是给皇位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这些话，或许已经成了不能不说的官样文章，但它毕竟打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再者，《帝范》所宣扬的是君主的权威和作用，虽然它也讲到“民者国之先”之类的话，但“民”的活动总是脱离不了君主光芒的照耀。

唐太宗在《帝范后序》中对《帝范》作了这样的小结，他说：

此十二条者，帝王之大纲也。安危兴废，皆在兹乎！古人有言：非知之难，唯行不易；行之可勉，唯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岂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小人皆俯从其易，不能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逸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是知祸福无门，惟人所召。

他把《帝范》称为“帝王之纲”当不为过，因为“安危兴废”都包括在其中了；他又指出，知之不难而行之难，始终行之尤其难，这都是说的实话。由此可以证明，《帝范》一文，原本论的是那个时代的理想中的君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