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君主的评价

评价历史人物，自然也包括评价历代君主，所不同的是，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君主是一种特殊的历史人物。因此，在中国古代史学中，评价君主始终是一个重要论题，也是一个受到普遍关注的论题。

东汉末年，荀悦提出“六主”、“六臣”论[29]，把君主评价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谓新的高度，主要是指作者对君主在历史活动中的社会价值作出判断。这个判断或许不尽合理，但作者对历史观察之细致、对君主划分出等级差别，毕竟反映了作者的见解和胆识。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在君主评价方面的进展有突出的反映。西晋皇甫谧所撰《帝王世纪》，是一部记述历代帝王历史的著作，它从传说时代的人物说起，依次叙述了“三皇”、“五帝”、夏、商、周、秦、前汉、后汉、曹魏等有关帝王的传说和历史。此书虽然半是传说，半是历史，但因其是系统的著作，对后世影响颇大，时时为人们所征引。

从理论上看，此书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卷首论“开辟”，是从“元气”说起的。皇甫谧这样写道：

天地未分，谓之太易。元气始萌，谓之太初。气形之初，谓之太始。形变有质，谓之太素。太素之前，幽清寂寞，不可为象。惟虚惟无，盖道之根。道根既建，由无生有。太素质始萌，萌而未兆，谓之庞洪，盖道之干。既育万物成体，于是刚柔始分，清浊始位。天成于外而体阳，故圆以动，盖道之实。质形已具，谓之太极。[30]

万物起于“元气”，这同后来柳宗元《天说》的论点很相似，具有积极的意义。而其卷末，是记“星野”和“历代垦田户口数”，重视地域划分的演变，山水、物产、户口的状况，历代盛衰的更迭，最后作结论说：“自禹至今二千余载，六代损益，备于兹焉。”[31]可以这样认为，《帝王世纪》认为天地万物起源于“元气”的思想，以及重视地域、垦田、户口的思想，都是把物质和物质生产视为历史进程的源头和基础。这在历史认识上是走向理性之路的蹒跚步履。

唐初，虞世南所纂《北堂书钞》，前二十二卷为“帝王部”，内容涉及总载、诞载、征应、福禄、潜晦、殷忧、登庸、创业、应运、功业孝德、睦亲、体仁、宽惠、行义、行礼、幼智、神智、诚信、齐圣、克明、知人、谦让、恭敬、勤劳、务农、弘量、纳谏、赦宥、责躬、诫惧、教化、来远、求贤、用贤、优贤、好学、尊师、艺能、慕道、武功、谋猷、雄才、搜狩、思治、识治、致治、巡行、制作、兴造、迁都、守文、中兴、敕诫、抚劳、责让、叹美、赏赐、哀伤、追旧、猜忌、微行、恩幸、奢侈、废立、昏德、失政、禅让、太子、霸等七十五目，是前所未有的对帝王的全面概说。这书，虽是一部类书，但它的内容多是关于历史评价方面的。后世，宋人纂辑《册府元龟》，其中“帝王部”当是受到它的影响。

唐玄宗时，有三部书也涉及对君主的评价，一是徐坚等编纂的《初学记》，这是当时的一部通俗读物，故名“初学记”。其第九卷为“帝王部”。另一部书是吴兢所著《贞观政要》，其第一卷中有“君道”篇。还有一部书是赵蕤的《长短经》，其中则有“君德”一目。《初学记》、《长短经》也是类书，但它们同《北堂书钞》一样，都涉及对君主的评价。至于《贞观政要》，本是一部历史名著，它在“君道”篇中，记述了唐太宗的“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的谈话，记述了唐太宗与魏徵关于“何谓为明君暗君”的讨论，记述了唐太宗与房玄龄、魏徵等关于“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的辩论，记述了魏徵的上唐太宗“十思”疏，等等，都关系到君主的思想、行为与治国安邦的大计。

以上所举的这几部书，都是关于君主评价的重要著作。但是，这里我们要特别关注的是两部专论君主评价的历史著作，一是虞世南的《帝王略论》，一是唐太宗的《帝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