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邵是三国魏初人，曾“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又与人合作著《新律》十八篇，撰有《律略论》，还“受诏作《都官考课》”，《法论》、《人物志》是他的代表作。刘邵谙于典制，精于考课，深于品评人物，时人这样称赞他：
深忠笃思，体周于数，凡所错综，源流弘远，是以群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实之士服其平和良正，清静之人慕其玄虚退让，文学之士嘉其推步详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笃固，文章之士爱其著论属辞，制度之士贵其化略较要，策谋之士赞其明思通微，凡此诸论，皆取适己所长而举其支流者也。[22]
刘邵这方面的才识，被认为是“非世俗所常有”的。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本人的经历和才识，是他能够写出《人物志》一书的几个重要原因。
《人物志》三卷二十篇：卷上包括九征、体别、流业、材理，卷中有材能、利害、接识、英雄、八观，卷下含七缪、效难、释争。《人物志》的主旨是：“辩性质而准之中庸，甄材品以程其职任。”[23]《人物志》品评人物的理论基础，是以先秦朴素唯物思想的五行说与人体的自然本质骨、筋、气、肌、血相配，然后再与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相结合，作为判断人物才性的根据。这是认为人的才性出于自然。《人物志》把人材分为三大类，即兼德、兼材、偏材，认为中庸是最高的品评准则，只有“兼德”才符合这一准则。其开篇《九征》即具体论述了人物才性的九种表现，并由此划分出人物才性的高下区分，这就是：
性之所尽，九质之征也。然则平陂之质在于神，明暗之实在于精，勇怯之势在于筋，强弱之植在于骨，躁静之决在于气，惨怿之情在于色，衰正之形在于仪，态度之动在于容，缓急之状在于言。
其为人也，质素平淡，中睿外朗，筋劲植固，声清色怿，仪正容直，则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九征有违，则偏杂之材也。三度不同，其德异称。故偏至之材，以材自名；兼材之人，以德为目；兼德之人，更为美号。是故兼德而至，谓之中庸；中庸也者，圣人之目也。具体而微，谓之德行；德行也者，大雅之称也。一至谓之偏材；偏材，小雅之质也。一征谓之依似；依似，乱德之类也。一至一违，谓之间杂；间杂，无恒之人也。无恒、依似，皆风人末流；末流之质，不可胜论，是以略而不概也。
由五行而五常，由九征而三度，由三度而推崇中庸，这是《人物志》品评人物之理论的基本脉络。此外，它还以中庸为准则，剖析了十二种偏材的特点（《体别》）；指出才能无大小之分，而关键在于用其宜，分析了才与能的区别（《材能》）；辨析了英与雄的两种素质的特征，认为“聪明秀出谓之英，胆力过人谓之雄”，只有“兼有英、雄”，才能“成大业”（《英雄》）；讨论了鉴定人物才性的具体方法（《八观》）；指出了品评人物的七种误区（《七缪》）；分析了知人之难与荐人之难的种种原因，等等。
《人物志》是一部品评人物的理论著作，一般不结合具体的历史人物作分析判断，只有个别的篇章（如《流业》）采取了列举人物的表述方法，其学术思想渊源，兼有儒、道、名、法诸家[24]。刘知幾论此书说：“五常异禀，百行殊执，能有兼偏，知有长短，苟随才而任使，则片善不遗，必求备而后用，则举世莫可，故刘邵《人物志》生焉。”[25]这几句话，概括地指出了《人物志》的基本理论和撰述目的。《人物志》对于史学的密切关系，是它第一次从理论上有系统地分析了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在才性上的种种差异，以及认识这种差异的社会实践意义。《人物志》或许受到《汉书·古今人表》的启发，但它在理论上的认识已远远超出了后者。明人郑旻说它：“三代而下，善评人品者，莫或能逾之矣。”[26]宋人阮逸称它：“王者得之为知人之龟鉴，士君子得之为治性修身之檠栝，其效不为小矣。”[27]
《人物志》强调人的才性出于自然，具有朴素的唯物思想，但书中对于人的后天培养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会发生变化等问题，所论甚少，确如刘邵所言：“人物之理，妙不可得而穷已。”[28]
《隋书·经籍志三》著录《人物志》于名家类，其文曰：“《人物志》三卷，刘邵撰。”原注：“梁有《士纬新书》十卷，姚信撰，又《姚氏新书》二卷，与《士纬》相似；《九州人士论》一卷，魏司空卢毓撰；《通古人论》一卷。亡。”于此可见，关于品评人物的理论，在魏晋南北朝，已成风气。又《颜氏家训·名实》开篇写道：
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修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
这里是在讲“家训”，而且仅限于“名实”，但也可看出作者颜之推品评人物的旨趣。通观全书，其意甚明。于此可见，北朝在品评人物的理论认识上，也有所作为。
《史记》确立了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中心位置，从史学方面促进了社会对于人的关注和人的研究，《人物志》这种论人的专书的出现，与此不无联系。此外，中国历史上较早面世的类书唐初欧阳询等编著的《艺文类聚》自十七卷至三十七卷，凡二十一卷专为“人部”，其各部子目是：头、目、耳、口、舌、发、髑体、胆；美妇人、贤妇人、老；言语、讴谣、吟、啸、笑；圣、贤、忠、孝；德、让、智、性命、友悌、交友、绝交；公平、品藻、质文；鉴诫；讽、谏；说、嘲戏；言志；行旅；游览；列上；别下、怨；赠答；闺情；宠幸、游侠、报恩、报雠、盟；怀旧、哀伤；妒、**、愁、泣、贫、奴、婢、慵保；隐逸上；隐逸下。细察其子目，既涉及自然的人，又涉及社会的人；既关乎人的个人修养，又关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既考察人的情感世界，又考察人的社会地位，等等。所有这些，在纪传体史书中都有反映，也多成为史学家评论历史人物的某一方面的根据。更重要的是，《艺文类聚》对于“人”的认识，具有历史的和社会的理论意义，在古代历史理论的发展上，有其重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