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文献分类趋于定型。在文献分类趋于定型的过程中，以及在文献整理的过程中，对于文献的积累、流失、整理的沿革流变，自会有所涉及，从而反映出当时学人的文献学史的思想。
南朝阮孝绪在论述文献分类时评述了文献发展史，隋朝牛弘在建议征集天下遗书时论述了文献聚散的历史，唐初史臣在厘清皇家所藏文献并分类著录时论述了文献的演变。凡此，都各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这时期人们对文献学史的关注。
阮孝绪的《七录·序》，十分详细地论述了他对文献发展史的认识。序文从传说中的仓颉造字说到孔子对文献的整理，从战国时“殊俗政异，百家竞起，九流互作”说到秦始皇的“坑焚之祸”，从汉惠帝“除挟书之律”说到刘向、刘歆父子奉命“雠校篇籍”，从刘歆上《七略》说到班固撰《汉书·艺文志》，从魏郑默、晋荀勖、李充，南朝宋谢灵运、王俭、齐王亮、谢朏等，在文献分类目录方面所做的工作，说到梁初任昉、刘孝标整理文献的成效。这俨然是一篇文献积累、散佚、整理的简史，反映了作者自觉的文献学史意识[45]。从阮孝绪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即凡社会动乱致使文献遭到破坏之后，必有关于搜求、整理文献的言论和行动。如孔子整理文献，是在“正宗既殄灭，乐崩礼坏，先圣之法，有若缀旒”的情况下进行的；西汉废除“挟书律”，是在秦朝焚书坑儒之后发布的；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是在汉武帝时文献“颇有亡逸”的背景下开始的；南朝梁的整理文献，是在社会长期动**、宋时文献“所亡者犹太半”、“齐末兵火延及秘阁”致使文献“缺亡甚众”的历史条件下开展的，等等[46]。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出一个规律性现象，即有破坏与散亡，必有整理与积累；同时，还可以看出，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重视整理历史文献、重视文化积累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之一，值得永远珍惜。
牛弘在隋朝初年任秘书监，他考虑到“典籍遗逸”，乃“上表请开献书之路”。牛弘深刻地总结了隋以前图书之五“厄”：
——“秦皇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
——“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
——“孝献（按指汉献帝——引者）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此则书之三厄也。”
——“刘（聪）、石（勒）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
——南朝梁时有侯景之乱，“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47]
牛弘所列的“五厄”，第一次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第二次是两汉之际王莽之乱，第三次是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第四次是西晋末年各少数民族进入中原，第五次是北周灭萧绎时，萧绎将典籍“焚之于外城”。如果说，作为“处士”的阮孝绪，主要是着眼于学术史来考察文献盛衰的话，那么，作为朝廷重要官员的牛弘则主要是着眼于政治史来考察文献盛衰的历史。因此，他们所说的文献聚散、盛衰之史，在侧重点上，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但是，我们从牛弘的论述中不难看出，政治动乱对于文献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尤其是秦始皇和萧绎的焚书，虽出于不同的政治原因，然其在文献发展史上，都是后人所不能原谅的。
《隋书·经籍志》总序在文献学史思想上，要远远超出阮孝绪、牛弘所论，尽管前者继承了阮、牛所述的某些内容，但在认识上却是阮、牛不可比拟的。
首先，从历史的叙述上看，《隋书·经籍志》总序比较详尽地论述了西汉、东汉、曹魏、东晋、宋、齐、梁、隋各朝在整理文献方面所做的努力，使人们得以更清晰、更具体地了解到文献聚散、盛衰和一次次走向新的发展之路的历程。值得注意的是，它揭示出唐初在由水路转运图书及“古迹”时，在砥柱“多被漂没，其所存者，十不一二”。按照牛弘的说法，这应是隋朝之后，图书的又一“厄”，即《隋书·经籍志》撰写之前，此则书之六厄也。
其次，从文献学思想上看，《隋书·经籍志》颇多关注。它论汉初整理文献因“互有舛驳，不可胜言”，故有“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缺陷。它论刘向、刘歆父子校书，指出：“每一书就，向辄撰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叙而奏之。向卒后，哀帝使其子歆嗣父之业。乃徙温室中书予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撮其指要，著为《七略》”，对此予以肯定。它也肯定了班固“依《七略》而为书部”，撰为《汉书·艺文志》的做法。它认为，苟勖所著《新簿》，“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是一大缺憾。它详述王俭《七志》的分类情况，同时批评《七志》“不述作者之意，但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它表示，阮孝绪的《七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48]。这些，都是《隋书·经籍志》作者从文献学思想上提出的评论。透过这些评论，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第一，后人或可从中窥见文献学史上人们在文献学思想上的得失，并作为文献整理工作的借鉴。第二，后人对《隋书·经籍志》的撰写及其成为文献学史上的名作，当有进一步深刻的认识，即它是在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后，采诸家之长、避各家之短并结合当时的需要而撰写出来的。下面所引《隋书·经籍志》总序中的这段话，足以表明《隋书·经籍志》在文献学史和文献学思想上的视野和气度，它这样写道：
远览马史、班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虽未能研幾探赜，穷极幽隐，庶乎弘道设教，可以无遗阙焉。
《隋书·经籍志》的高明，一是在于它的前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成为《隋书·经籍志》的借鉴和参照，这是一个客观条件；二是《隋书·经籍志》的作者确有高于前人的眼光和气度。所谓眼光，是说它的作者能够对前人所做的工作做出比较中肯的评价；所谓气度，是说它的作者毫无隐讳地承认受到马、班、王、阮的影响。这种气度，非但不妨碍《隋书·经籍志》的成就，反而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到学术发展、演变的脉络，从而更加深了对《隋书·经籍志》重要地位的认识。
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隋书·经籍志》总序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它非常重视在文献盛衰、聚散过程中，人们对于有关“作者之意”，或文献本身的“文义”、“辞义”的揭示，或付诸阙如，或过于浅近，均不可取，并以此作为它的评价尺度之一。如它认为荀勖的《中经》“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认为王俭的《七志》“文义浅近，未为典则”；而阮孝绪的《七录》则“割析辞义，浅薄不经”等[49]。正因为如此，《隋书·经籍志》在“约文绪义”方面，用力甚勤，成就很高，不独可以前追《汉书·艺文志》，而且独步于其后正史的经籍、艺文诸志，甚至在其他多种文献目录书中，也是卓尔不群的佳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