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认识

成书于唐高宗时期的《五代史志》即《隋书》志，上承《宋书》、《南齐书》、《魏书》诸志，而其成就则高于后者。这是因为，《隋书》志的撰写，始于唐太宗贞观年间，完成于唐高宗显庆之时，历年既久，而又多有名家参与撰述，其内容之翔实，斟酌之严谨，都是上述三史所不可比拟的。尤为突出的是，《隋书》志中的《经籍志》，是自《汉书·艺文志》以来，“正史”志中唯一继承《汉书·艺文志》的力作，在历史文献学发展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总序及其经、史、子、集四部大序，都从各自的视角，论述了历史文献的价值。其总序称：“经籍”即文献的作用，是“机神之妙旨，圣哲之能事，所以经天地，纬阴阳，正纪纲，弘道德，显仁足以利物，藏用足以独善，学之者将殖焉，不学者将落焉。大业崇之，则成钦明之德，匹夫克念，则有王公之重”[35]。这是说明，文献的作用，存在于天地、阴阳、纪纲、道德之间，存在于王者与匹夫之间，凡重视文献者都有发展的机会，凡轻视文献者都不可能获得成功。为了进一步阐明文献的作用，总序引用古训说：

故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遭时制宜，质文迭用，应之以通变，通变之以中庸。中庸则可久，通变则可大，其教有适，其用无穷，实仁义之陶钧，诚道德之橐龠也。[36]

论者以《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儒家经典，来概括文献在各方面的作用，而所得的结论是“其教有适，其用无穷”。正是因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从文献中得到自己所需要的教益，所以文献的价值可谓“其为用大矣，随时之义深矣，言无得而称焉”，即作用之远大，意义之长久，不是可以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当然，论者最终还是归结到认识历史与现实之关系这一根本点之上：“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谓也。”可以说，这就是历史文献的永恒价值。

《隋书·经籍志》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其撰述过程，历经“贞观之治”的盛大时代，人们对于文教的作用自有深刻的认识，这正是《隋书·经籍志》对于“经籍”即文献的价值，能作如此全面而深刻之评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又因自《隋书·经籍志》以经、史、子、集四部分别著录历代文献，故其于各部之大序，亦有论述其价值的简要评论。如论经部文献的意义是：“《传》曰：‘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古之君子，多识而不穷，畜疑以待问；学不逾等，教不陵节；言约而易晓，师逸而功倍；且耕且养，三年而成一艺。”[37]这是说明了学习的重要，也说明了学习的方法。而学习经书，根本上是学习怎样做人。又如论史部文献的意义是：“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38]这本是论史官的职责，却也从中反映出对历史文献的社会意义的见解。再如论子部文献的意义是：“《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儒、道，小说，圣人之教也，而有所偏。兵及医方，圣人之政也，所施各异。世之治也，列在众职，下至衰乱，官失其守。或以其业游说诸侯，各崇所习，分镳并骛。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39]这是说，诸子百家，兵法、医方，各种文献都是治理社会所不可少的。至于集部之书，论者认为：“文者，所以明言也”；“古者陈诗观风，斯亦所以关乎盛衰者也。”[40]由此看来，盛唐时期的学人，对于历史文献的价值不仅有总体上的认识，也有对历史文献之具体作用及意义的理解。这些认识和理解，概括起来，一是关于治理国家，多有参考、借鉴的意义；二是关于联系历史与现实，多有启迪智慧的作用；三是关于如何做人行事，以为律己正身的准则。如果纵览《隋书·经籍志》四部各类小序所论，则其关于历史文献价值的论述，自然更加具体，也更加深入。

综上，可以认为，《隋书·经籍志》的总序、大序、小序，不仅仅是关于文献分类的说明，而首先是关于文献价值的阐述。这是认识《隋书·经籍志》在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史上之重要地位的一个关键。

如果说《隋书·经籍志》主要是从社会意义方面评论了历史文献的价值的话，那么在其后的史学家刘知幾则是从历史撰述意义上评论了历史文献的价值。刘知幾论历史文献，因其直接与历史撰述相关，故其所论，大致限于史书范围之内。刘知幾的《史通》中有《六家》、《二体》两篇，前者论“史之流品”，后者论史书体裁；认为史之流品穷于“六家”，史书体裁限于编年、纪传。同时，《史通》又有《古今正史》篇，论述历代“正史”，并包含编年、纪传两种体裁的皇朝史在内。但是，这都不能十分明确地表达刘知幾的历史文献学思想。而《史通》中的《杂述》、《采撰》两篇，则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反映出刘知幾的历史文献学思想。

第一，刘知幾强调“偏记小说”一类文献的重要。他认为：“在昔三坟、五典、春秋、梼杌，即上代帝王之书，中古诸侯之记。行诸历代，以为格言。其余外传，则神农尝药，厥有《本草》；夏禹敷土，实著《山经》；《世本》辨姓，著自周室；《家语》载言，传诸孔氏。是知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41]他说的“与正史参行”，表明他重视的程度。他把“偏记小说”这些“史氏流别”的著作，分为十类，即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列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刘知幾在分析了这十种“偏记小说”的长短得失之后，指出：“然则刍荛之言，明王必择；葑菲之体，诗人不弃。故学者有博闻旧事，多识其物，若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亦何能自致于此乎？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42]在刘知幾看来，历史文献都是有用的，史学家的任务，一是“博闻”，二是“善择”，这是史学家成就其历史撰述所必需的。

第二，刘知幾强调了对历史文献的利用应持谨慎态度。这个问题与前一个问题是有关联的，即是与“博闻”、“善择”相关联。刘知幾指出：“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43]这里所说的，是广泛采撷文献对于历史撰述的重要，并把它提高到“能成一家，传诸不朽”的高度来看待，可见是十分重要的了。与此同时，刘知幾又举出了史学上诸多事例，认为有不少本不当采用而采用的夸张、失实、诡妄之说，损害了历史撰述。因此，他又强调指出：“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44]。这是希望人们对有些历史文献应持谨慎的态度。

由此可以看出，刘知幾的历史文献学思想虽然是着重于历史撰述而展开的，但其所涉及的方面是很广阔的，其中包含着鲜明的辩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