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期的历史文献学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成就。一是关于古文献的整理，以及关于总集和类书的编纂，二是历史笔记的兴起。

西晋初年对汲冢出土的古文献的整理、研究，其中《纪年》十二篇在历史文献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它说明早在战国时代，中国已有略具雏形的编年体通史的撰述。

总集以萧统编的《文选》最有价值，所收诗文多为历代代表之作，从一个方面反映了社会历史面貌。它所收录的史论和史述赞，尽管是从“辞采”和“文华”着眼的，但把史论列为总集的一目，对历史文献学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对倡导重视史论也是有积极作用的。晚唐文宗大和年间，裴潾“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选》，并音义、目录一卷”[20]。章学诚对其评价甚高，说它“汇公私之述作”，“以词章存文献”，是“史部之通”的一个方面[21]。可惜此书今已不存。

类书有隋末唐初虞世南编的《北堂书钞》、唐高祖武德年间欧阳询等编的《艺文类聚》、唐玄宗开元年间徐坚等编的《初学记》，今三书皆存。《北堂书钞》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类书，原有一百七十四卷，今存一百六十卷。全书分为帝王、后妃、政术、刑法等十九部，八百五十一类，按类排比资料。引书除集部书外，多达八百余种，而原书今多亡佚，故储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艺文类聚》一百卷，分为天、岁时、地、州、郡、山、水等四十四部，七百二十余目。每目之下，“事居于前，文列于后”，征引唐以前文献一千四百三十一种，今所存十不一二。《初学记》三十卷，分天、岁时、地、州郡、帝王等二十三部，三百一十三目。每目之下，依次按“叙事”、“事对”、“诗文”三个部分采撷文献。《艺文类聚》、《初学记》都比《北堂书钞》严谨，而《初学记》在取材精审上又胜于《艺文类聚》。这三部类书因保存了大量的已佚古书中若干资料而备受后人重视，对宋以后类书的发展和校勘、辑佚之学的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各种同类性质的文献汇编日渐增多，这跟封建皇朝政治统治的需要和社会风气有直接的关系。《新唐书·艺文志二》职官类著录有《魏明臣奏事》三十卷；刑法类著录有陈寿《十二名臣奏事》三十卷，有《条钞晋宋齐梁律》二十卷；谱牒类有王俭《百家集谱》十卷，王僧孺《百家谱》三十卷、《十八州谱》七百一十二卷等。按文献性质分类汇编，是历史文献整理的基本工作，这个时期有了明显的进展。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文献学的成长，为宋元时期历史文献学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也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刘知幾《史通·杂述》篇说：“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由来尚矣。”他说的“偏记小说”，包含十项，其中“小录”、“逸事”、“琐言”、“别传”、“杂记”等，近于历史笔记一类的作品。这类作品，近于《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家者流”，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有了新的发展，故刘知幾说是“其所由来尚矣”。至于说它们“能与正史参行”，应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从内容上看可以补充正史，二是从形式上看可以丰富史书的体裁。刘知幾的高明处，是他已经认识到这类作品在史学发展上的价值。

可以认为，唐代历史笔记的发展跟唐代小说笔记的发展在进程上颇相近，即它们各按照自己的特点发展而达到较成熟的阶段。鲁迅认为唐代小说笔记作者“始有意为小说”，他引用胡应麟说的“作意”、“幻设”来证明这就是小说“意识之创造”[22]。从历史笔记来看，它们的作者也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备史官之阙”的意识，即作史的意识，从而提高了它们在史学上的价值。有的研究者认为：

我们可以说唐代是笔记的成熟期，一方面使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增加了文学成分，一方面使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增加了事实成分，另一方面又使考据辨证类的笔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路途。这三种笔记的类型，从此就大致稳定下来了。[23]

从史学的观点来看，上述概括是符合历史笔记或历史琐闻笔记的发展趋势的，而对有的作品来说，还要作具体分析。

有一点是应当注意到的，即在唐代的笔记发展中，晚唐实为重要的阶段，可以认为是笔记勃兴的时期[24]。晚唐笔记的勃兴，对于五代以至于两宋以后笔记发展，有直接的影响。

这些历史笔记，除少数外，大多是唐人记唐事，比较真切。如《隋唐嘉话》记南北朝至开元间事；《朝野佥载》主要记唐初至开元时事，而以记武则天、唐玄宗时事最多；《国史补》记开元至长庆年间事；《因话录》记玄宗至宣宗朝事；《幽闲鼓吹》、《云溪友议》、《唐阙史》记唐末事。

如上文所说，这些书的作者不少都具有为正史拾遗补阙的意识，从而增强了记事的严肃性。李肇《国史补·序》说：

《公羊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未有不因见闻而备故实者。昔刘餗集小说，涉南北朝至开元，著为《传记》。予自开元至长庆撰《国史补》，虑史氏或阙则补之意，续《传记》而有不为。言报应，叙鬼神，征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25]

这篇序文可以看作是历史琐闻笔记之走向成熟的标志。他如刘肃说的所记“事关政教，言涉文词，道可师模，志将存古”[26]，李德裕强调所记“以备史官之阙”，“惧失其传”[27]，郑綮说的“搜求遗逸，传于必信”[28]；以及僖宗时进士林恩撰《补国史》十卷，意在“补”国史，赵璘以《因话录》名书是说明其所“录”皆有“因”，等等，都反映出了作者的自觉史学意识。这种意识对于指导他们的撰述方向，从而确定他们的撰述成果在史学发展中所处的位置，是很重要的。

这些历史笔记所记虽不及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因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隋唐嘉话》记李守素“尤精谱学，人号为‘肉谱’”，虞世南又说可称他为“人物志”（卷上）；记薛元超说“平生有三恨”，即“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记高宗“以太原王，范阳庐，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姻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卷中）。这些记载，对于反映盛唐时期的门阀风气，是很重要的材料。而晚唐时期的历史笔记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在客观上不是在为唐皇朝唱赞歌，而是在为它的腐败、衰落唱挽歌。《国史补》中的《汴州佛流汗》、《韦太尉设教》、《王锷散财货》、《御史扰同州》等条，写出了中唐时期文武官吏的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丑恶行径；而《京师尚牡丹》、《叙风俗所侈》等条，则活画出德宗朝及其以后贵族生活的奢靡和腐败；此外，如关于藩镇跋扈、宦官专权、官僚队伍膨胀的记载，都从比较深刻的意义上揭露了这个时期的社会问题和历史特点。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实为唐代历史的重大转折，其中盛衰得失，引起后人的许多回味和反思。《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等书多触及这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开天传信记》虽只写了开元、天宝时期三十二件史事，但却把玄宗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盛世景象，天宝年间的奢侈享乐、政事腐败，以及玄宗在安史乱后做了“太上皇”的忧思惆怅和政治上的失落感，都反映出来了。

例如，李德裕记玄宗即位之初，颇注意“体貌大臣，宾礼故老”，显示出励精图治的胸襟。李德裕写道：

玄宗初即位，体貌大臣，宾礼故老，尤注意于姚崇、宋璟，引见便殿，皆为之兴，去辄临轩以送。其他宰臣，优宠莫及。至李林甫以宗室近属，上所援用，恩意甚厚，而礼遇渐轻。姚崇为相，尝于上前请序进郎吏，上顾视殿宇不注。崇再三言之，冀上少售，而卒不对。崇益恐，趋出。而高力士奏曰：“陛下初承鸿业，宰臣请事，即当面言可否，而崇言之，陛下不视，臣恐宰臣必大惧。”上曰：“朕既任崇以庶政，事之大者当白奏，朕与共决之。如郎署吏秩甚卑，崇独不能决，而重烦吾耶！”崇至中署，方悸不自安。会力士宣事，因为言上意，崇且解且喜。朝廷闻者，皆以上有人君之大度，得任人之道焉。[29]

这件事反映了玄宗对姚崇的信任和他的“人君之大度”。

如郑綮写道：

开元初，山东大蝗，姚元崇请分遣使捕蝗埋之。上曰：“蝗，天灾也，诚由不德而致焉。卿请捕蝗，得无违而伤义乎？”元崇进曰：“臣闻《大田》诗曰：‘秉畀炎火者，捕蝗之术也。’古人行之于前，陛下用之于后，古人行之，所以安农，陛下行之，所以除害。臣闻安农，非伤义也。农安则物丰，除害则人丰乐，兴农去害，有国之大事也，幸陛下熟思之。”上喜曰：“事既师古，用可救时，是朕心也。”遂行之。时中外咸以为不可，上谓左右曰：“吾与贤相讨论，已定捕蝗之事，敢议者死。”是岁所司结奏，捕蝗虫凡百余万石，时无饥馑，天下赖焉。[30]

这反映了玄宗重视灭灾而力排“伤义”之陋习，以致“时无饥馑”。

郑綮还记载了这样很有意义的史事：

平陆县是否果真由此得名，不必深究，重要的是这个记载反映了玄宗关注“漕运艰难”、减省民力。

凡此，都表明玄宗对政事的关注，他还不失一个“明君”的风范。但是到他统治的后期，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以致到了不辨真伪的地步。郑綮记玄宗与安禄山的一次问对，读来不禁令人深长思之：

上幸爱禄山为子，尝与贵妃于便殿同乐。禄山每就坐，不拜上而拜妃。上顾问：“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禄山奏曰：“胡家即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上笑而舍之。禄山丰肥大腹，上尝问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如是？”禄山寻声应曰：“腹中更无他物，唯赤心尔。”上以言诚而益亲善之。[32]

正是这个满腹“赤心”的节度使，发动兵变，把唐朝从强盛的巅峰上推了下来。

这些都是本朝人所记的本朝事，使人感到真切而格外增加分量。当然，唐人的历史笔记中也有一些怪诞的记载，这是它们的消极方面，不足为据。

唐代的历史笔记的文献价值，后来在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曾广泛采用而得到相当的发挥。高似孙《史略》卷四《通鉴参据书》条，列举多种。胡三省说：“盖唐中世之后，家有私史。……《考异》三十卷，辩订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33]中唐以后，唐代官修史书的效能大减，私家撰史得到新的发展机会。这里说的“私史”，多是指的私家所撰写的历史笔记。这些笔记，有的还没有完全摆脱神仙志怪的影响，但这毕竟不是它们的主要倾向。诚然，即使是小说、故事一类的笔记，也与史学有一定的关系。近人陈寅恪以韩愈主持修撰的《顺宗实录》同李复言的《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条“互相发明”，证明宦官“胁迫顺宗以拥立宪宗”及“宪宗又为内官所弑”的事实，从而说明：“李书此条实乃关于此事变幸存之史料，岂得以其为小说家言，而忽视之耶？”[34]又如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二十卷、续集十卷，虽有不少神仙志怪的记载，但它却也包含了一些社会史、科技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内容，历来受到中外学人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