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历史文献学成长起来的另一个突出标志。首先，许多重要的历史著作这时都有了注或新注，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史注名作。《左传》，有西晋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国语》，有三国吴人韦昭的《国语解》；《史记》，有南朝宋人裴骃的“集解”、唐代司马贞的“索引”和张守节的“正义”，习惯上统称为“《史记》三家注”；《汉书》，主要有唐代颜师古注；《后汉书》纪传，有唐代李贤等注；《续汉书》志，有南朝梁人刘昭注；《三国志》，有南朝宋人裴松之注。此外，南朝宋人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有梁人刘孝标注；佚名氏所撰《水经》，有北魏郦道元注等，皆为名家。这些史注都流传下来，对于后人释读、研究和使用丰富的史学遗产，发挥了很大作用。直至今日，它们都还有参考价值。

其次，是出现了多种注史派别和注史方法，为历史文献的整理、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些派别和方法主要有：

——补充史事。裴松之《三国志注》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还有唐人李善《文选注》，是这方面的名注。裴松之肯定《三国志》“铨叙可观，事多审正”，是“近世之嘉史”，惋惜它“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于是“采三国异同”为之作注。所注内容是：“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4]这一段话，说明了作注的宗旨和方法，具有理论的价值。从“补其阙”、“备异闻”、“惩其妄”、“有所论辩”来看，裴注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着眼点在于对文献的搜求，即所谓“务在周悉，上搜旧闻，旁摭遗逸”。因此，裴注具有补充文献的价值。《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建安元年曹操“用枣祗、韩浩等议，始兴屯田”，意甚简略。裴注引王沉《魏书》所记，补充了屯田的背景、曹操的屯田令、田官的设置、屯田的效果等史实。又建安九年下记曹操令：“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接着说道：“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裴注引王沉《魏书》所载曹操令的内容，包含租赋制度改革办法的征收和具体数量，是中国古代租税史上的重要文献。裴注还有考史和评史方面的价值，这除了它所征引的文献外，也见于裴松之在注中所写的按语。裴注的价值还在于它储存了大量的已佚文献。一般地说，裴注征引文献比较完整，文字也多，如在《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所记汉献帝禅位诏册之下，注引《献帝传》七千余字，以为“补阙”；同时，裴注所引之书多至二百一十种[5]。由于这两个原因，使裴注保存了丰富的文献，总计三十二万多字，只比正文少四万余字。裴注所引魏晋人著作，今已十不存一，这就更加重了它的文献价值。过去有人以裴注贬低原书，说《三国志》应当重作；也有人对裴注价值评价不高，说裴注所载“皆寿书之弃余”[6]。这两种看法都失于片面。《三国志》和裴注是名作和名注的关系，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从史注发展来说，《三国志注》开创了新的注史方法，在史学史上是值得重视的。

《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原为八卷，刘孝标注本为十卷，今传本分上、中、下三卷。这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记东汉末年至东晋末年间士大夫的言谈逸事，对于反映魏晋时期门阀地主的思想、生活及清谈放诞的风气，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刘孝标仿《三国志》裴注之法，广征博引，采撷文献四百余种，以注《世说新语》，这就更加提高了它的历史文献价值。清人沈家本（1840—1913年）辑有《世说新语注所引用书目》，其中经部三十五家，史部二百八十八家，子部三十九家，集部四十二家，释氏十家，凡四百一十四家[7]。这些书，唐修《隋书·经籍志》时，已佚一百一十余家，至今所存十不及一，故其所存佚文，弥足珍贵。《世说新语》注也兼有考史、评史的作用，但不如《三国志注》在这方面的作用突出。

萧统所编《文选》（后亦称《昭明文选》）三十卷，是一部文学总集，选录先秦至南朝萧梁的诗文辞赋，不选经、子，史书也只选录少量“综缉辞采”、“错比文华”的论赞。全书分为三十八类，共七百余首，是梁、陈、隋、唐时的重要文学读本。唐代先后出现了两个《文选》注本，一是高宗显庆年间的李善（？—689年）注本析为六十卷，一是玄宗开元年间的“五臣注”本。宋人又把它们合为《六臣注文选》。李善注精于“五臣注”，这是两宋以后的普遍看法。《新唐书》称他：“淹贯古今”，“为《文选注》，敷析渊洽”，“居汴、郑间讲授，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8]。南宋尤袤指出：“五臣特训释旨意，多不原用事所出；独李善淹贯该洽，号为精详。”[9]今传《文选注》，大致保存了李善注文的优点，但已非李注原貌。李注重“用事所出”，征引该博，储存了唐初以前的丰富文献，这跟《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是有同样价值的。这三种注，被认为是“六朝唐人书注最浩博者”[10]。刘知幾指出，“掇众史之异辞，补前书之所阙”，是南朝学人注史的一个特点[11]。齐陆澄的《汉书注》、梁刘昭的《后汉书》注，也是采用搜集同异以为注的方法。

——训释史文。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等注，是这种注史派别的代表作。它们的特点，是重在训释史文，疏通原著。刘知幾称赞这种史注有“开导后学，发明先义”的作用，又便于“古今传授”[12]。《史记》三家注以前，有东晋徐广作《史记音义》十三卷，以注音释义为主，“具列异同，兼述训解”。裴驷“集解”即“以徐为本”，又“采经传百家并先儒之说”加以训释。司马贞在此基础上，“探求异闻，采摭典故，解其所未解，申其所未申者，释文演注，又重为述赞”，撰成《史记索隐》。“索隐述赞”兼有提要和评论的性质，这是“索隐”不同于“集解”的地方。张守节作《史记正义》，自谓：“评《史》、《汉》诠众训释而作正义，郡国城邑委曲申明，古典幽微窃探其美，索理允惬，次旧书之旨，兼音解注，引致旁通。”[13]三家注虽不尽相同，且有互补之效，但中心都没有脱离音字释义这个基本方法。从《史记正义》的体例说明“论史例”、“论注例”、“论字例”、“论音例”、“音字例”、“发字例”、“谥法解”、“列国分野”，可以看出这一派史注的风格和特点，跟《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是迥然不同的。

颜师古的《汉书注》是这一派史注中成就最大的。颜注是在已有二十多家《汉书》注的基础上所作的，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待旧注，凡恰当可用者，“具而存之，以示不隐”；凡意有未申者，“衍而通之，使皆备悉”；凡“越理乱真”者，则“匡而矫之，以祛惑蔽”；凡“泛说”、“芜辞”，“徒为烦冗”者，一概不取；凡旧注阙漏者，则“普更详释，无不洽通”。第二，对待“六艺”之文，不“追驳前贤”，也不“曲从后说”，而“各依本文，敷畅厥指”。第三，对本书纪传表志所记“时有不同”者，或“笔削未休，尚遗秕稗”，或“后人传授，先后错杂”，都“穷波讨源”，予以甄释。颜师古在《汉书叙例》中给自己作注提出的这些目标和要求，足以说明他的严谨和博洽。颜注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在字音、字义的注解上一丝不苟，功夫艰深；一是不脱离原著，“翼赞旧书，一遵轨辙，闭绝歧路”，反对“竞为该博，多引杂说，攻击本文”[14]。史载：《汉书注》出，“大显于时”；时人称杜预、颜师古为“左丘明、班孟坚忠臣”[15]。这反映出杜预、颜师古注史的成就，也反映出这一史注派别的学术影响。

——以著为注。郦道元《水经注》在这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水经》是一部水利史专书。《隋书·经籍志二》地理类著录：“《水经》三卷。郭璞注。”《新唐书·艺文志二》地理类著录：“桑钦《水经》三卷，一作郭璞撰。”二书提出三种说法。据清人全祖望等考订，认为是三国时人所作。它记述黄河、长江、渭水、沔水、济水、漯水、汝水、淮水等一百三十七条水流，文字简略，记事止于三国。北魏郦道元为之作注，广搜资料，大加扩充，成《水经注》四十卷。《水经注》共记河流一千二百五十二条，详细记述了各条河流所经过的山陵、郡县、城市、关津、名胜、祠庙、冢墓等地理情况、建置沿革和有关的历史事件、人物、故事、歌谣以至神话传说。注文共约三十万字，为原书的二十倍。其引用书多达四百三十一种，并收录了不少汉魏时期的碑刻，有很高的文献价值[16]。郦道元《水经注·序》说他作注的方法和范围：“《大传》曰：‘大川相问，小川相属’，东归于海，脉其枝流之吐纳，诊其沿路之所躔，访渎搜渠，缉而缀之。经有谬误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载，非经水常源者，不在记注之限。”又说到作注之难和所取态度：“川流戕改，殊名异目，世乃不同”，“轻流细漾，固难辨究”，“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所以撰证本经，附其枝要者，庶备忘误之私，求其寻省之易”。《水经注》跟《三国志注》、《世说新语注》相比，可谓貌似而神异，它具有明确的撰述思想和撰述体系，可以说是一部以注代著或以著为注的历史地理名作。

——著者自注。以上几种史注，都是注家注他人之书。自注，是著者自注己书，刘知幾《史通·补注》篇称为“子注”。自注是著者在撰述中对于历史文献的一种特殊的处理方法。这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行文中由此及彼，旁及相关事物，不便书入正文而又可以烘托正文所记者，北魏杨衒之（一作羊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属于这种情况；一是为简省正文而对正文所作的补充或说明，唐杜佑的《通典》属于这种情况。《洛阳伽蓝记》在流传中正文与注文久已混淆，后人难以复其原貌。《通典》正文约一百七十余万字，注文约二十余万字[17]，占正文八分之一左右，是《通典》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典》自注约略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征引已有注释的历史文献时，酌情将原注连同被征引的部分随文转录，这在《通典》自注中不是主要部分。另一类是杜佑自撰之注，这是《通典》自注中的大宗。这后一类自注，内容丰富，用途亦多。有训释音义的，有注明史事年代和属辞涉及“国讳”的，有申明采撰原则的，有说明某项制度之起始、源流和古今变化的，有考辨史事或保存异说的，有补充或说明正文的，有注中略带评论的[18]。这些自注，不仅可以进一步用以考察杜佑的撰述旨趣，而且包含了作者丰富的历史文献学思想和运用历史文献的多种方法，其价值已超出了史注的范围。

《通典》是一部巨著，但全书的序言只有二百二十余字，不可能对全书的体例一一说明。书首的李翰《通典序》，也只有几句话很原则地涉及它的体例方面的问题。因此，《通典》自注还有一个重要作用，是说明本书的体例。如其自序之末自注曰：“本初纂录，止于天宝之末，其有要须议论者，亦便及以后之事。”这是说明全书所记史事断限之例。又如卷四十二，在一首“说曰”之文末了的自注，是说明全书“说曰”、“议曰”、“评曰”之讨论对象在理论层次上的区别之例，如前所述，这是作者的一个重要创造。它反映出杜佑史论的特色，以及他对不同的历史文献能够注意到从理论上作出不同的判断。

以上是以自注说明全书之例，还有以自注说明全书的一部分之例的。如卷四十一，在“第一”之下，于“目录”二字后自注曰：“其《沿革篇》所纂前代典实，应指尊极，不同《开元礼》，故下悬阙矣。《历代沿革礼》六十五卷，《开元礼》三十五卷。”这是说明《礼典》中两个部分的区别之例。又如卷一百六，在“五礼篇目”下自注曰：“谨按斯礼，开元二十年撰毕。自后仪法，续有变改，并具《沿革篇》。为是国家修纂，今则悉依旧文，不辄有删改。本百五十卷，类例成三十五卷，冀寻阅易周，览之者幸察焉。”这是说明《礼典》中两个部分的联系之例。把这二例结合起来，更可把握作者撰述之意。再如卷一百四十八，在“兵序”之末、目录之前自注曰：

凡兵以奇胜，皆因机而发，但取事颇相类，不必一二皆同，览之者幸察焉。其与《孙子》义正相叶者，即朱书其言；颇相类者，即与墨书。其法制可适于今之用者，亦附之于本目之末。[19]

这是关于《兵典》标目之例，其中也包含着作者以当时的认识水平对历史文献进行分类的思想。《通典》在历史文献学的理论、方法论上有多方面的贡献，这还有待于做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