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典》史论也涉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作为一个宦途多年的史家，杜佑对执法公正的官员十分崇敬，上文说到他对西汉张释之的评价，就是一例。他对本朝的徐有功也十分钦佩。《刑法典·刑法七》详记徐有功执法之事，说徐有功处在“周唐革命”之际，“告密之辈，推核之徒，因相诬构，其行深刻”，“朝野屏气，道路以目。于斯时也，谁敢忠正”？而徐有功“遂于群邪之侧，众谄之傍，孑然介立，守法不动，抑扬士伍，慷慨朝端，始卒不渝，险易如一。于是酷法之吏，诬告之人，见嫉甚于仇雠矣”。于是杜佑评论说；“详观徐大理之断狱也，自古无有斯人，岂张、于、陈、郭之足伦，固可略举其事。且四子之所奏，多逢令主（自注：‘西汉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于定国，宣帝时为廷尉；东汉陈宠、郭躬，章帝时为廷尉，皆遇仁明之主。’），诚吐至公，用能竭节。若遇君求治，其道易行。武太后革命，欲令从己，作威而作周政，寄情而害唐臣。徐有功乃于斯时，而能定以枉直，执法守正，活人命者万计；将死复舍，忤龙鳞者再三。以此而言，度越前辈。”杜佑评价历史人物，不仅仅是一般地从历史人物的品质或事功去论其高下，而是特别着重于说明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从而加重了评论的分量。同时，他也注意到从历史人物的比较中做出不同的评价。

反对轻薄浮华、主张务实“从宜”，是《通典》史论所一再强调的。在《食货典·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的史论中，杜佑在论到玄宗天宝末年户口锐减的问题时指出：

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崇佚之所至，美价之所归，不无轻薄之曹，浮华之伍。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风流相尚，奔竞相驱，职事委于群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

这是无情地揭示了轻薄浮华之辈误国的事实。在同一篇史论中，杜佑高度评价了隋朝高颎的务实精神，说他“先敷其信，后行其令，烝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也”。

杜佑出身于门阀士族，《通典》又以百卷之巨叙述沿革礼和开元礼，从这两点来看，杜佑有重礼的一方面。但杜佑的重礼，并非陶醉于礼，更不是迷恋于礼的繁文缛节。《礼典·礼三十四·沿革三十四·宾礼一·总叙》说：

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礼，重宾主之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礼数服章，皆降杀以两。秦皇帝**平九国，宇内一家，以田氏篡齐，六卿分晋，由是臣强君弱，终成上替下陵，所以尊君抑臣，置列郡县，易于临统，便俗适时。滞儒常情，非今是古。《礼经》章句，名数尤繁，诸家解释，注疏庞杂。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空事钻研，竞为封执，与夫从宜之旨，不亦异乎！

在这里，杜佑从历史上说明了宾礼是怎样产生的，进而说明了宾礼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们的事情。自秦统一后，实行郡县制，这种宾礼也就变得不像原先那样重要了。他不赞成人们热衷于“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认为这同“从宜之旨”是大相径庭的。可见杜佑对礼的解释，一是包含着朴素的历史主义成分，二是显示出明确的批判精神。上文所提到的他对祭尸礼的看法，在性质上也是如此。这跟他自己郑重表明的“不为章句之学”是表里一致的。由此可以证明，杜佑对于礼，也有严肃批判的一方面。